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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陷阱很多，最大的一口可能是无知—不认识无知的无知。
我们从来就满足于自己的智慧，“万物皆备于我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合一，大成至圣。不知无知，无所不知。近代虽狼狈到亡国灭种，瓜菜代粮的地步，仍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标榜龙的传人，炫耀炎黄神胃。要绕过这个不知无知的陷阱，实现现代化，我们必须认识自己无知。
看看德国人，从1806年年败与拿破仑的耶那战役以来的二百年间，三次从战败中崛起，一次比一次强大，直到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数二数三，直逼美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他们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科学家，实业家和高素质的生产者大军，而且造就了像康德、歌德、黑格尔、马克思、普朗克、海德格尔爱因斯坦和哈耶克这样的大思想家。他们从无知出发，深入思考宇宙和人，发现了一个个新天地，铸就了喜爱沉思，严格认真的民族传统，训练了德国人的认知能力，提高了德国人的精神境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日尔曼特色，保障了德国精进不止，持续发展。
看看日本人，从1853年被美国军舰撞开国门之后，短短的一百五十年间，不仅实现了现代化，而且挑战东西方大国，直至把经济实力推上世界第二的宝座。在现代化建设中，他们坦然承认自已无知，脱亚入欧，文明开化，也造就了一大批实业家、改革家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还造就了一批像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一边大量翻译引进西方的新思想，新科学，一边著书立说，办学兴教。从无知出发，他们借助欧美的思想成果和研究工具，深入思考世界和日本，培养了顽强奋进，善学好思的民族精神，把日本人引进现代文明的大门，推动日本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再看看我们中国，则大不一样。从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也是一个半世纪，我们花了一百年的时间才从被侵略被殖民的屈辱中站了起来，又用了五十年的时间才迈开建设现代化的步伐，改革开放，接受现代文明。不仅没有造就成功的大科学家、实业家和高素质的生产者大军，把经济搞上去，而且没有清理封建社会小生产的传统和影响，除了救亡图存的改革家林则徐、康有为、严复、孙中山、鲁迅、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而外，中国没有出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没有人深入思考这个跟孔夫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的时代不同的新世界。中国思想仍然满足于往圣先贤的绝学大义，中国的政治仍封闭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网络中，中国经济依然是民以食为天的吃饭经济。中国始终无法融入开放自由的现代社会。所以，中国人对自已的无知仍没有真正的认识，中国的现代思想建设还远没有完成。
人类前进要靠思想引导，没有思想建设，人类便不能前进一步。欧洲腾飞，归功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即是明证。我们遇到事情爱说要解放思想，就是承认思想建设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就是承认我们的思想建成设还远远不够，因而也就是变相承认我们无知。然而，承认归承认，现实归现实，我们的认知能力依然不高，我们思维工具照旧不新。登上时代思想发展的最高峰，道路还是那样的崎岖与漫长。跟德意志民族相比，跟日本民族相比，中华民族认知世界，创造生活的能力确实太弱，太小，太无知，而又太害怕承认自己无知。看不到与先进思想的差距，感受不到思想建设不足的压力，不知道为中国思想建设奋斗，在小小的地球村里划地为牢，坐井观天，“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们这些华夏子孙，汉唐后人，无知得不也太可怕了么？
正因为对无知的无知，我们很多时间并不明白，中国的现代化，根本任务是为中国人服务。而为中国人服务，第一位目标又是使中国人都过上优裕的生活。优裕生活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其程度取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一个国家最难办的事，莫过于把人均国民产值搞上去。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公里土地，有十三亿人口，如果政治稳定，方针正确，经济发展很容易见成效，夺取几种产品产量的世界冠军，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不在话下。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地方太大，人口太多，一平均，就下来了。中国综合国力已经不弱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依然不高。只有把人均国民产值搞上去，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才能水涨船高。香港、澳门、台湾已经做到了，大陆也会做到。历史上出现过的，小得即足，盲目乐观的轻薄，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浮躁，都是在实践上背离为中国人这个根本目的，放弃提高中国人生活水平这个根本任务的结果。危害不浅，影响恶劣。历史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记取。
正因为对无知的无知，我们的安排过于简陋。经济建设搞上去很难。美国赶上英国，用了一百多年时间，日本赶上美国，也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现在，日本人的购买力跟美国人比，还有差距）。有人估算，一百年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正常情况下，最多达到日本的2/3，中国要成为一等发达国家，至少还需要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而且还有个前提，在建设发达国家的百年征程中，我门必须几十年接着几十年的成功。无别的捷径可走，无更好的方案可选，不能着急，不能偷懒，不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而是二十年要跟一天一样，一百年要跟一天一样。这就要求我们要建立切实的制度保障，要建立健全的制度机制。保证历代子孙自然而然沿着建设大道勇往直前。而这条路我们还没有为子孙铺好。
正因为对无知的无知，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有些做法欠妥。尽管建设只能一步步发展，先东后西，先城后乡，发财也只能一批连着一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中国人的素质最好一起提高。那种大城市里中小学装备在向世界发达国家看齐，而乡下的有些中小学还在危房上课，是不行的。那种城里公立私立学校为争夺生源展开大战，而农村还有不少适龄青少年失学，辍学是不行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要靠中国人干，应该教育好每一个中国人，手心手背都有是肉，教育上厚此薄彼，是不公正的，也是危险的。因为中国现在建设现代化，正赶上知识经济崛起，建设除了要靠体力劳动，自然资源和资金而外，更倚重知识。如果现在有一部分人不能公平地受到合理的教育，这些人很可能不会成为建设者，而是成为国家的负担。由于知识经济贵在创新，所以在学习和建设中还要给予人充分的自由。说起自由，容易犯忌，其实不然，所谓自由，并不是说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是说一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不妨碍别人自由的情形下，做自已想做的事。这有点像孔夫子说的话：“随心所欲不逾矩”。自由看起来是随心所欲，但也不尽然，他还有个要求，“不逾矩”。不超过规矩，这个规矩可以是法律制度，可以是伦理规范，可以是别人的利益。总之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恩格斯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都强调了自由跟必然的关系，强调自由是必然发展的结果。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发展很快，主要得力于西方古已有之而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发扬光大的自由。中国古代的自由发展也很充分，由孔夫子起，百家争鸣，也一直影响中国历史二千多年，后虽被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扼杀，但流风余韵未绝。今日把东西方的自由精神联接在一起，等于为中华民族安上了腾飞的翅膀。因为对于无知的无知，我们中国人没有过多思考自由的意义，现在就让我们先从康德学起吧，“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
在这里，正视对自己无知的无知最为关键。因为一旦醒悟，知道我们无知，就可以在求知上下功夫。以五千年文明训练陶冶出来的中华民族的头脑，有着无与伦比的认知能力，只要求知，即可得知。其实，我们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以我们无知为前提的—既不知道河的情况，只能摸索着脚下的石头，一点一点去认识水的深浅，流的缓急，再一步一步往前挪。这个正确的认识，为什么有时并不能让我们绕过危险呢？原因大概在于，过河的是民族，摸索石头的也应是民族，而我们往往理解为领导摸石头，群众过河。这也很难怪，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还认识不到自已的无知，满足于引进外国的名家名著，满足于体会领导的讲话指示，摸不着石头，也不摸石头。得不到科学援手的领导，只好越俎代庖，亲自去摸石头。领导工作的重心是决策筹划，组织队伍，指挥行动。侦察敌情，并非其职，更非其长，摸石头有误，情有可原。如果知道我们无知，知道领导也非全能全知，大家都来开动机器，积极思考，一齐摸石头，手拉手过河，就不会出大问题。
然而出大问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转型期暴露出我们的无知很多，如果思想不深入，不发展，无知会严重影响长治久安，持续发展。即如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看作政治需要，就是无知。因为这种看法无论多么符合当前生活的现实，由于它必然打着决策者的印记，自然也会随着政治决策的变化或政治决策人的变化而变化。八大以来的历史，提供了多次证明。实际上，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谁的一厢情愿，心血来潮，而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达到的历史阶段。经济建设就是民族生活本身，就是民族生存的使命—英国人即使打仗，也要发财—人们只能发现它，适应它，而不能规定它。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顺应历史潮流而动，是明智，不是英明，更不是给历史额外摊派任务的伟大。
本来，人类生存的意义就是在于支配自然，取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最大满足。在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十分微弱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把个人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因而要靠首先通过支配人才能支配自然，社会呈支配人的王国的形态。处处事事，政治第一。自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空前强大，而且日益强大，这个时期就进入人类直接支配自然的时代，经济建设成了中心，政治成了附庸，成了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工具。世界近代史就是人类社会由支配人的王国进入支配自然的王国的历史，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就是政治服务于经济的历史。转变快的是欧洲，英国工业革命的汽笛拉响以后，整个欧洲跟着就动了起来，尔后北美洲，大洋洲竞起效尤，快步向前。转变慢的是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想赶上这班世界快车，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血雨腥风一百年，终於在二十世纪中赶上了。虽然比先进落后了二个半世纪之久，但毕竟开始从支配人的王国向支配自然的王国过度—这就是中共八大的决议。然而，正因为是政党领袖的决策，在政治斗争中，它很容易变成为政治斗争的筹码。所以，又过了血雨腥风二十年，这个政治决策才由政治领袖一波三折地实行起来—这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如果我们从社会发展、民族发展的新阶段，也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认识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待经济建设为中心，自觉地把自已当做完成民族经济建设任务的工具，过去是革命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是生产向前进，改革长一寸，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政治风波的冲击，就可以帮助我们制约政治风浪的发生。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由支配人的王国向支配自然的王国转变，并不是不要支配人了，而是说支配人的社会制度（组织）已经成熟，支配人的工作能自动围绕支配自然的活动展开进行。当一个社会的制度（组织）还没有成熟到支配人自觉主动为支配自然服务，那么，支配自然的王国便建立不起来。对支配人的社会我们厮混已熟，认识颇深。支配自然的社会新来乍到，我们毫不熟悉，一无认识，充满了疑问，完全无知，这就要依靠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提出问题，提供参考答案。但是，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是人支配自然的活动。因而自然科学尤为重要。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不能取代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也不能取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过去蒸汽机车火车头，前边是导轮，轮子较小，后边是主动轮，轮子大而且多。机车前进的动力来自巨大的主动轮，机车前进的方向取决于前边较小的导轮。用来比喻人类社会，较小的导轮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较大的主动轮是自然科学。过去支配人的社会主要关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忽略自然科学，犹如独轮车，把导轮当作了主动轮，所以动力小，发展慢。现代支配自然的社会，既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又重自然科学，建全了主导轮和主动轮的分工机制，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动力大，方向准，发展就快。
相形之下，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还难胜此重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人把五千年文明当作口头禅，无时不在炫耀。从古至今，记录演绎支配人社会的政治发展的史书，官修私修，汗牛充栋，而中国几千年支配自然的科学技术史，则总付阙如。以至中国样样使全世界震惊，令子孙自豪的发明创造，竟然要由一个英国李约瑟博士纂修成二十五册巨著一一《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能如此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度？为什么中国科技现在却不此世界其它国家领先几百年？这样有关中国兴衰存亡的历史之问，竟然也要由这位欧洲的洋博士来代中国人提出，真是不可思议。更让人汗颜的是连李约瑟博士这本中国科技史巨著的简要通俗读本，竟然也要由一个美国记者来完成。我们的学者都在干什么？我们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对自己无知的无知不也太严重了么？
为什么高寿五千岁，新生五十年的中国对自己的无知竟会这样的无知呢？根子主要在传统的思想工具，我们说无知，并不是说没有一点知识，而是说有限的知识的边界成了我们冲不破的障碍，就像老虎不敢冲击猎人布下的白布围障一样，因而整天忙于对知识有限性的代表圣人表示崇拜。本来，我们的祖先也曾以求新创新为已任，“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天冲击有限性的边界，天天闯荡未知的新世界。由于上文说到，中国思想关注的焦点一直是人支配人，而所谓关注，又不过集中到维护纲常礼教的人生智，於国尽忠，於家尽孝而已。一旦形成了对国和家的认识，便大功告成。求新变为守旧，进步变成倒退。“述而不作，”“温故而知新”的收缩性思维便成了定势，向后看成了最大的特色。历代统治者不是以孝治天下，就是以忠治天下，忠孝观念成了中国思想的轴心，把老百姓训练成了在封建磨道里千年拉磨转圈的蠢驴。而所谓忠孝，就是向后看，把人们的思想收缩到已定型的国和家这两点上。只要国和家的模式不变，忠孝的观念也不会变。只要忠孝观念仍在提倡，旧的国和家的模式就依然活着。中国历史就这样陷入了怪圈。千年打转，难出迷宫。无知使中华民族拿圣人有限的相对认识当做无限的绝对真理，把十米长的有限磨道当做万里跋涉的无限坦途。的确，在忠孝思想的笼罩下，人支配人的道理和方法是固定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当然不能发达，不能超出旧的国家模式和旧的家庭模式，支配自然提不到议事日程上，因而自然科学也不能发达。自然科学不发达，就不能认识新世界，也不能对世界提供新认识。既没有新认识，忠孝旧观念便依然跋扈在人的头脑中。所以，中国在古代世界第一的发现发明虽然特别多，但都收缩在可供使用的形而下的器具层面上，为人支配人服务，不能发展到对事物形而上规律的认识，不能为支配自然的自然科学出现服务。现在，由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判断推理的逻辑方法，归纳，演绎，实验，中国人认识新世界和对世界提出新认识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已非昔日可比。但骨子里，支配自然的认识仍未真正安营扎寨，支配的旧观念仍湔除未尽。比如，“传道，授业，解惑”仍是各级学校教学的灵魂。用分数取得身份仍是国家教育的使命。人民仍然是需要领导来管束教诲的小孩子。政治依然是社会生活变化的引擎。做官还是青年人的第一选择。窝里斗照旧是神洲大地的基本风光。因而，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学习，借用，引进虽然多，独立创造的东西却很少。社会在口头上进步很大，而实际却十分落后。所谓落后，又是全方位的，从精神到物质，因而，要改变落后，赶超先进，也必须是全方位的，从精神到物质。其中经济赶超最难，用时也最长，思想赶超，相对容易，也最快。只要思想活跃，精神解放，自由创造，就能有力地推动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全面提高，形成全方位的赶超。后起的德国、日本、无不如此。而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两难处境是，旧的收缩性思想的定势尚未根本改变，西方先进的发散性思维已接收过来。看起来，中西合璧，互补互动，极具优势，实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客之形未变，发散性思维的成果和词语，正好为收缩性思维遮羞和利用。收缩性思维占主导优势，正是中国思想落后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无知，从根本上说，正是这种发散思维词语包裹着收缩思维造成的。所以，中国思想界要发展创新，认识无知，多有建树，必须首先破除体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收缩性思维传统，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另觅新的思想工具。
我们不能再光从命题出发去演绎世界了，应该学会从实际存在的事物出发去归纳新问题，归纳新道理。培根说的好，“期望能够做出从来未曾做出过的事而不用从来未试用过的办法，这是不健全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当然，有了新办法，事情也只能一件一件做，发展也只能一步一步走，不会一气呵成，不能一蹴而就。诚然，还是培根说的好，“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我们的基础就是无知。让我们从认识我们无知开始，借助科学的开放创新方法，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绕过陷阱，战胜危机，创造中华文明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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