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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
在法国关于中国的各种议论中，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为人关注的话题。中国总理温家宝十二月在访问美国期间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自此之后，有关报道和评论相继见于报端。“和平崛起”同中国民族主义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笔者本人也因此多次受到提问。无疑，“和平崛起”无论是作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还是外交对策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因而，引起外界的关注也是正常的。
中国的崛起是为了寻求霸权吗？
在去年10月的博鳌论坛上，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在题为「中国的崛起和亚洲的未来」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和平崛起”概念，当时他强调：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据报道，建构「和平崛起的中国」理论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关注的，目的是使这项理论成为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一方面，防堵「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是为中国创建和平环境，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协作关系。
据报道，中央政治局还为此组织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史，“探求兴衰规律”。其间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断有一个又一个偏远小国骤然兴盛，成为所向无敌的霸主？为什么不断有一个又一个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衰败乃至消亡？为何历史上的强国都只能维持一个世纪左右的霸权？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规律和共性，中国从中究竟应领悟到什么经验或教训？”等等。对笔者说来，这些问题本身的中肯性值得商榷。世界历史上哪有偏远小国成为霸主的例子？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期间，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包括英国都不能称为偏远小国，它们其时都处于世界海上商路的中心。同时，中国的崛起是为了寻求霸权吗？如果崛起的基本含义是强大和责任，那么英国和法国都是一经崛起而历数世纪不衰的世界强国。换句话说，中国寻求和平崛起与其说要借鉴历史上霸权兴衰的经验教训，不如说更应参照英法这样的民主大国兴盛的秘诀。这里需要提出的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别人是如何称雄世界的，而是中国为什么长期不得崛起？
崛起为了什么？
中国官方媒体在有关的报道中，常常强调历史上，一个后起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起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目前的中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本属于常识范围之列，没有什么奇怪。但这样的总结却完全忽略了一些国家是何以走上争夺霸权之路的。也就是说，假设中国的崛起是可能的，何以能够保证这一崛起不走上争夺霸权之路呢？同时，如果崛起不是为了霸权，哪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中国人在国外有尊严，当然很好，但如果中国人最终在国内没有尊严，在国外能有真正的尊严吗？但要让中国人在国内有尊严，崛起显然更多属于内政而不是外交了。
通观对“和平崛起”提法的评论，大多是肯定的，因为这里强调了“和平”，也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意识的加强。然而，这却仅仅是一种意愿，即使这一意愿十分真诚，也仅仅是一种意愿而已。
台湾学者王昆义就此指出，“和平崛起”“这个理念能否成功的塑造，其关键之处，恐怕还是决定于它的对台政策是否能够松解之上。当中国对台的战略还维持以飞弹制独，还是不愿对台放弃武力使用的情形下，台海问题仍然被国际间视为是一个武力冲突的高危险地区。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多的「和平崛起」攻势，恐怕还是只能让中国披上一套羊皮，国际间不可能忘掉中国仍然是一匹狼的劣根性。”应该承认，这一看法是十分有见地的，当中国政府还不能在领土统一问题上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在自由、民主、人权、统一等价值观的审视上还无法摆脱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时，崛起又谈何容易？按照目前台湾问题的走势，一旦动武，不仅台湾随时会成为统一的牺牲品，中国的崛起本身也会最终成为统一的陪葬品。
制度保障还是外交辞令
台湾问题也从历史、文化层面牵涉到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深层关系。台湾问题不仅从领土层面显示了中国近代的积弱，也从认同层面凝聚了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的文化屈辱。据悉，中国专家们在讨论中国崛起时也谈到了克服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所谓“受害意识”。笔者曾在评论苏东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之后的南斯拉夫何以走上狭隘民族主义之路的时候，提到过现正接受海牙国际法庭审判的米罗舍维奇曾经利用塞尔维亚的民族悲情意识。经历过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和日本侵华15年的“屈辱”中华民族的悲情意识不逊与塞尔维亚，怎样防止这一悲情意识不被政治狂人利用呢？目前的中国政府对内仍然实行言论封闭，思想强制政策，此种悲情意识难以通过自由的讨论和理性的梳辨而得以消解并转化为积极开放的力量。面对这样一种现实，纵有中国个别领导人的良好意愿，有如何能让国际社会放心呢？
显然，中国要崛起，要让世界消除疑惧，要克服自身的悲情意识，都不是仅仅靠以外交辞令来营造外部环境所能奏效的。中国内部如何通过政治变革、历史反思而为中国崛起提供一套坚实的制度保障才是更为根本的着眼点。
作者陈彦博士任职于法国广播电台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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