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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与“革命”赛跑
章立凡
由于多年所受教育的影响，在一般中国人的概念中，“革命”是个褒义词，而“改良”则显得跟不上时代，总会令人想起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里“一辈子好改良”的王掌柜。历史教科书里只肯定“戊戌变法”的进步性，但一说到孙中山与梁启超关于中国国体、政体的论战，无不肯定革命，否定改良。
“戊戌变法”是“洋务运动”的继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体制上的选择。“洋务运动”造成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才会产生“戊戌变法”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诉求。慈禧太后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幽禁光绪，政治体制改革失败，内忧外患的能量开始无序释放，不久便酿成义和团事变。但无论封建王朝还是守旧农民，都无法阻挡世界历史潮流的走向。
外侮日急，国库日虚，国内矛盾越来越尖锐，风雨飘摇中的“老大帝国”朝廷，才想到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政治经济，宣布“预备立宪”，打算搞“改良”了。可惜为时已晚，好似晚期癌症病人，举著输液瓶子想与壮硕的“革命”赛跑，如何能夺锦标？虽“改良”起步早于“革命”，最终还是“革命”跑到了前头。
革命的代价是巨大的。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人都在“不断革命”中度过，先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继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有社会主义革命。“治痼疾须用猛药”，但“猛药”岂有天天服用的道理？1949年以后有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机会，却又以革命的名义，关起国门搞了大小无数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以惨败告终，总算把革命能量释放完毕，再也“革”不下去了。
毛泽东逝世之际，国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推行改革开放。“改革”者“改良革新”之谓也，显然不同于革命，是原有体制的内部整合，而非推倒重建。
革命靠理想，改良重务实；革命多风险，改良非保守。改良的社会成本，比革命要经济得多，问题在于能否抓住历史机遇。如果经济结构已变，社会发生转型，各种矛盾交织，政治体制不可能不变。若昧于既得利益，致改良太慢或失败，则革命随时可能发生。
以改良避免革命，最终被革命取代，有大清灭亡的教训在；革命成果不加以完善，被下一次革命推倒，有国民党失败的事例在。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训，是一种政治技巧，但不见得是政治智慧。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尚书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不妨将“天”解读为历史规律，“人”解读为人民意志。无论改良或革命的领导者，都不能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意志，否则便成为孤家寡人。社会矛盾深重之时，应当及早改良；社会危机到了最后关头，必然发生革命。殷鉴不远，识者慎之。
2004年1月16日风雨读书楼
作者为历史学家，为章乃器先生之子，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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