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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在乱中求变的中国报业
安琪
中国近二十年以来隔年一度的报刊整顿，伴随着反自由化和政治严控，与改革开放交替而行，似乎已形成某种规律。但是，不管一些分析家愿意不愿意承认，随着中共强人政治向技术官僚权力的转型和中共赖以依存的传统意识形态的逐步弱化，中国新闻媒体也在收紧与放松的过程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喜有忧，因与商业化自由直接挂钩，而具有潜在的颠覆性。
中国自去年七月开始的报刊整顿，是中共第一次对传媒业从根本上动大手术。与以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不同，这次整顿，从中共向来视为喉舌的新闻体制上入手，让报刊从事业单位制向企业转型。如中央级刊物只保留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及〔求是〕杂志），其余一律与原行政主管单位脱钩，作为企业法人重新登记。这种大刀阔斧地从各级党报砍起，令其与作为传统衣食父母的行政部门脱离，实现管办分离的做法，在中共执政史上，实属罕见。难怪有人对这次大规模的报刊整顿工作，看作是中国推进报刊市场化的前奏，称之为是有史以来最深入的一次报业改革。
据官方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共出版期刊9029种，共出版报纸2137种。据报道，截止去年11月底，中国已对1452种党政部门报刊进行治理，共停办了677种报刊，占被纳入治理范围总数的47％。与此同时，中央报刊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向外界公布了这些被停办报刊的名单，希望社会各界予以监督。近日更再次重申，凡利用职权搞摊派发行的报刊将一律严肃查处。显示了中央欲彻底治理报刊散滥现状的决心。
权威人士认为，推动中国新闻传媒的产业化、企业化和市场化，是报业集团化深化的结果。近年来中国报业集团的相继成立，为治理报纸的泛滥，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使得一些有特色的小报刊，不是一整就死，而是根据不同类别进入大报集团。
被称之为带来中国媒体的帝国时代的报业集团，是从1996年1月开始启动的。中国第一个宣告成立的报业集团首推〔广州日报〕。之后不久，〔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相继成立。到2003年为止，中国报业集团已达39家，其规模有大有小，从几家报刊到几十家报刊不等。据统计，广东三大报业集团（〔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共拥有20报两刊，每期平均发行总量700万份，广告营业额1997年分别达到2亿元至5亿元，占全国报纸广告年营业额96.8亿元的8％。此外，他们不仅拥有实力雄厚的印刷厂或印务中心，承印全国报刊200多种，还经营连锁店、房地产等多种商业活动。
分析家认为，报业集团通过资产重组、财务统筹、资本经营和企业化管理等，明确产权关系，承认报业集团所拥有的法人财产权，自主经营权等等，为报业规模化和报业市场的有序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常永新2003〔我国传媒集团的发展及现状分析〕）
实际上，如同邓小平时代的新闻商业化自由一样，中国媒体发生的变化，都不是中共领导人主动的，而是经济改革向市场化的深入转型催化了新闻改革。同时，报业的乱相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回顾中国八十年代的所谓新闻自由，中国新闻从业者试图按照新闻规律为新闻正名，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口。一大批新闻界有志之士在这方面做了艰难而有益的尝试。例如关于党性、人民性的讨论，关于新闻自由的讨论，新闻立法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表现在报刊上，则是以一种“打擦边球”的方法报道社会新闻，报道社会问题，即“阴暗面”。这些在今天看来根本不成其问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报道，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政治冒险，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发展到八九民运，就有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党报编辑、记者打着“我们要说真话”的标语上街游行的壮举，就有了从中央到地方对这场运动的报道等等，出现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20小时的新闻自由”。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新闻自由意识的表达，是新闻从业者自由精神的表达。
八九“六四”后，中国新闻界遭到严厉整肃，许多报刊被封杀，报社负责人被撤职，一些“出头鸟”或被抓，或逃亡。中共新闻自改革开发十年之久所开创的有限的新闻自由空间，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受到了扼制。“新闻恶棍”袁木之流大行其道，谎言充斥在报刊媒体。新闻界处于最黑暗时期。
经历了两年的窒息以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强调经济改革的“硬道理”，中国新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再度复苏，走上了一条没有政治自由，其它什么自由都有的无序的新闻自由之路。其特征是：小报崛起，大报没落。据统计，九二年至九三年各地创办的小报就有200多家。这些小报，以娱乐性和趣味性见长，占据了报刊零售的主要市场，并且有各自稳定和逐渐上升的读者群。相反，一些中央级大报则发行量下降，面临财政危机和人才流失等困难。例如，当年曾在新闻改革中起表率作用、发行量曾达500万份的〔中国青年报〕，经过“六四”整顿，其独立敢言的特征减弱，发行量降至140万份。〔人民日报〕也从1987年的150万份降到该时期的80万份。而且在党政干部中出现了近30％的干部不订阅党刊的情况。
九十年代中后期，江泽民的“讲政治”试图挽回意识形态，但其结果却是消解“讲理想”。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丁关根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搞白色恐怖，极左思潮畅行无阻。在中央有关讲话中，规定了二十一个不准。如失业问题不准讲，民工潮不准讲，收缩产权不准讲，股份制不准讲等等。甚至连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差距都不准讲。在政治化和商业化的双重挤压下，新闻的重心向着商业化的实用主义方向倾斜，影响了新闻自身的发展规律。例如，政治上除了指令性报道以外，其余严令禁谈；中心政权牢牢掌握着三大控制权－－重要的新闻发布权、重要的政治评论权、重要的理论观点研究权。制订新闻法问题被搁置，人民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情权。新闻被剥夺了参政、舆论监督等核心功能，其商业化自由也要受制於旧的体制，例如银行亏损、金融面临危机的真相就很难见报。即使有所披露，也是打了很大折扣的。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处於一种既没有竞争实力，也没有法律保证，又没有市场秩序的尴尬境地中。同时，国家削减报业开支，报纸自负盈亏，为了求得生存，报业只能在非公平竞争中找出路，出现了违反新闻规律的有偿新闻和广告新闻化，企业出高价为自己的产品做假广告，记者利用手中职权私下收红包，直接後果，就是社会舆论标准的逐渐消解。比如假新闻、假报纸，甚至出现了批评文章见报後，被批评者出钱买新闻，刊登与批评稿有针对性的表扬文章以挽回影响，严重败坏了新闻的公信力。这样一种单一的脑体分离的所谓新闻自由，使新闻自由丧失了原有的崇高性，从人们心目中的“象牙塔”上，降落为一种工具，一种任人为用的武器。仍然是喉舌，仍然歌功颂德，却多了一分主动。同时又是商机，是摇钱树，可以为形形色色的人做形形色色的事。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上报。真假不辨，黑白不分，除了党叫干啥就干啥之外，又加上了一个钱叫干啥就干啥。江泽民围剿“法轮功”的“舆论一律”，更是强行给媒体戴上了一个令其公然指鹿为马的紧箍咒，制度化地突破了新闻的价值底线－－这应该是江泽民“讲政治”的顶峰，也是其主政期间的一大败笔。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形容的：新闻记者是条狗，天天蹲在长门口，长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长即长官）。
这样一种无规则，无底线的社会现状，对那些坚持新闻原则，行使舆论监督的记者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他们不仅很难指望来自社会的道义声援（如八十年代讲真话记者刘宾雁们所享有的民意支持），而且经常遭受诬陷、诽谤等人身攻击，有时还会惹上新闻官司。近年来地方上一些部门广为流传的一个公开口号是：防火防盗防记者。将记者与火灾盗匪等同起来并严加防范，可见记者工作之危情。据专业人士统计，仅去年一年，就有十多家媒体记者在采访敏感事件时遭受暴力。因此有人戏称2003年为记者被打年。
这种情况充分暴露了由于制度的缺陷而造成的媒体在体制上的先天不足。是旧制度产生了中国新闻这种头重脚轻，脑体分离的怪胎。
事实上，在全国舆论界，除了政治敏感性问题外，中共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在旧制度与新技术之间，中共决策层同样面临两难的选择。不同的是，走回头路，完全回归到舆论一律，已不可能。那么，与其任其乱下去，不如换一种方法来治理，这大概便是目前中共技术官僚层的最佳选择。
那么，这次改革会不会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将带来符合新闻规律的新闻自由呢？
情况恐怕并不那么乐观。
熟悉中共政体的人都知道，共产党的领导，首先是舆论领导。媒体被定性为党的喉舌，特性是舆论一律。即使在大规模改革的同时，有关部门也不忘强调媒体是一个特殊的产业。何谓特殊？自然是其喉舌的性质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中共对媒体的重视不会减弱，对传媒集团仍有特殊的控制权。在被停办的677种报刊中，有些是泛滥的小报，但也不排除包括一些敢讲真话的严肃报刊。当然，整顿后的报纸，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和独立管理权，新闻自由的空间也会相应扩大。但是，由于其特殊属性，上层的过问式干预也会限制和缩小新闻的舆论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敏感期不欢迎记者，将继续是新时期中共控制媒体的一项基本政策。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对网络言论的封锁和对网络作家以言论罪的严惩，就是最有力的例证。
同时，一些报业集团、甚至那些脱钩后百分之百面向市场的报刊，为了保护自己集团或报社的利益，也会采取自律的方式。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中共开放的媒体天空里飞翔，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例如香港一些媒体，早在九七回归前就开始以自律求生存、求发展的谄媚做法，让期待香港新闻自由带动大陆新闻改革的人们跌破眼镜。再如上海两大传媒集团－－〔解放日报〕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由于江泽民发迹地中共上海市委的严控，其竞争力与影响力远不如北京和广东的同类集团。有人估计，至少比北京、广东落后五年。此外，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为了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对舆论的控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最近，有人将去年11月在北京创刊的〔新京报〕（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合办的跨地域综合性日报。）与早年邵飘萍创办的以大胆批评时政著称的〔京报〕（1918年10月5日发刊）相提并论。颇有意味的是，〔京报〕倡导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而〔新京报〕在创刊词中强调：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可见创办者在旧制度裹挟下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和新闻要讲真话之间的良苦用心。
还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共产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党专制，那种根深蒂固的共产党舆论文化早已渗透在新闻从业者身上，不是改革机制就能在短期内见效的。要彻底清理共产党舆论文化的余毒，恐怕需要长时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早在两年前，就有人将中国传媒业形容为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据专家分析，目前中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俞国明，2002），从1998年起，传媒业已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成为国家第四支柱产业。以占传媒业经营收入总额70％左右的广告收入为例，中国传媒业广告收入从1980年的不足1亿元，增长到1999年的近290亿元和2001年的800亿元。据〔了望〕的调查报道，这个数字到2010年，将会增加到2400亿元以上。
这样一种成倍数递增的增长数字，相信会吸引较多的外资和民间资本投资中国媒体。媒体向市场化的深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相信中央技术官僚阶层也会从技术上改革现存政治结构，在保持旧制度基本不变的基础上，出台新的包括新闻在内的政治管理法规。在这一政变的过程中，中央仍会对媒体严加控制和防范，不会让媒体走漏消息，品头论足。新闻自由在舆论监督与利益挂钩的状态下，至少在短时期内，很难迈开步伐，触及较大的社会、政治敏感问题。
作者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居巴黎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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