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说梁漱溟是“杀人犯”、“野心家”、“伪君子”、“反动透顶”，“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所搞的乡村建设“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他一生一世对人民一丝一毫的功也没有”等等。“伟大领袖”的这些发言是以插话的形式出现的，今天读来依然杀气腾腾，何况是在1953年。 大约这就是1949年以后梁漱溟留给国人的最初印象。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梁漱溟的著作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陆续出版，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位哲学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研究。梁漱溟随后被看作中国文化的象征，当代最后一位大儒，他的书和有关他的书开始大量出版，他以垂暮之年到处宣讲中国文化救世界，宣讲东方精神第一，西方物质第一。90年代初他的8卷本全集也出版了。人们逐渐从毛选的认识局限中走出来，了解到梁漱溟不仅是思想家，还是个社会活动家，一位一心担负起民族自救责任的儒者，他多次说过自己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立志解决中国的问题，因而才追根追到中国的文化、历史。生于1893年的梁漱溟，是毛泽东的同龄人，年轻时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记者、司法总长的秘书。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未出过国门，蔡元培却请他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孔子哲学，从1917年到1924年他一直在北大任教，1921年因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名声大噪。离开北大的讲坛后，他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毛选第五卷所说的乡村建设），先后在山东、河南等地搞试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蒋介石之邀，出任参政员，奔赴国难。在此后的10年间，他曾身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是“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在香港主办《光明报》（即《光明日报》前身）。他曾两次去延安，在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担任民盟秘书长，参加过著名的政协会议和国共和谈。 1946年秋，在国共和谈即将破裂前他辞去民盟的职务（后声明脱离民盟）、退出和谈和一切现实政治，隐居重庆，着书立说，《中国文化要义》就是这时候写的。虽然蛰居山城，退出了实际政治，但他依然胸怀天下，热切地关注着中国问题，从1947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他还是写了不少政论，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并在上海《观察》周刊和重庆《大公报》等很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 1949年，共产党即将战胜国民党、大局将定之时，他所写的那些文章，1953年被周恩来称之为“在紧要关头却是维护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使人民失败的”。其实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的情况看，梁漱溟基本上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我想透过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梁漱溟所写的几封公开信和不公开的信，分析一下他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持的态度。1949年1月24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给各方朋友一封公开的信》，声明今后三年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他的这一立场早在政协会议前后就多次表示过。他说自己自18岁参加辛亥革命以来“对於国事未敢一日自惜其力。”他认为自己最好是专心做文化研究工作，“陆续以他的思想见解主张贡献于国人”，对时局只是必要时才说几句话，但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之前他有两封信，分别是写给民盟主席张澜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时间是1月5日和1月6日。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曾有借重民盟来和谈之意。梁漱溟致信张澜提出两点看法：一是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当时还有民盟的人拘押未放，这一点不解决，对政府就无话可谈；二是政府谈和平，我们也可以和它谈和平，但一切违背政协决议的必须取消，则自然和平。同时提出了他“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的原则，阐述了他坚持这一原则的三条理由。声称他所能贡献于国人的是思想、见解。再次表明自己脱盟。在另一封给毛、周的信中，他首先表明自己不参加中共政治上所号召的新政协等，请他们原谅；其次是他今后几年对国事所持的上述原则。还强调了他对中国问题一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只是抗战如同救火，为争取团结、民主，他只能与在野各方保持一致行动，对言论是有保留的。他自信他主要的工作应该是在思想、见解方面（这一点他给张澜等的信和好多文章中一再表示过），在《中国文化要义》之后，他还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由於1949后始料不及的大变局，这本书终於没有完成）。 本着这一立场，1949年2月13日他在重庆《大公报》同时发表了《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敬告中国共产党》两封公开信。第一封就是所谓“敬告中国国民党”的那封信，其实题目不是这样的。第二封是原题如此。那时共产党的八项和谈条件已经发表，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邵力子发愁不好办，孙科表示不能接受。针对这些问题，梁漱溟说：“我若是孙科院长，我将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这才对得起国父在天之灵！”他要求讲清楚内战的责任，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讲人格、负责任。提出了他解决和谈中“一个难题”的具体方案： 一、凡是国民党在高位的，应表示负责精神，自认做事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 二、国民党这样做了以后，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已。对於人民所遭受的损害表示歉疚。今后只要各方讲理而不用兵，共产党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绝不用兵，以免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灾难； 三、在国、共之外推出信誉卓著的公正人士（5-7人），调查事实，确定究竟是哪些人破坏和平、造成内战的惨剧。再经过公开审判、辩论，作出历史定论。对有负于国、有负于民的人也不用什幺刑罚，只送给他们每人两个字作谥。 我们今天读他的这些主张，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似的。在1949年百万雄师即将过大江时候，梁漱溟还在那里呼吁和平，岂不是书生气太重了吗？他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竟如此天真，好像一点也不了解中国几千年成王败寇的历史，和“打天下，坐天下”的政治文化，但他也因此有了几分可爱之处，毕竟他只是一介书生，不是什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思想者，而不是行动者。 同一封信中还提到他谢绝李宗仁召他入京时提出的三点建议，一是请李宗仁邀请“一个爱国家更爱民主的人”李任仁出来策划和平；二是说国民党党内党外有资望的国民党员，简直没有一个干净无疵的人足以领导。只有“国民党元老中唯一人品学问最好之人”顾孟余够资格；三是请李宗仁准备引退，以全大局。他的这些话，国民党听了不高兴，事实上，当时也没有人去听他这些不中听的话了。但他认为这是应负的责任，他虽然不再奔走和平，却还是要为和平呼吁，不管有没有人听。 同时发表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重申了他的一贯原则“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他说过去拿这句话责望于国民党，今天就要拿这句话责望于共产党，他认为“谁的力量大，谁对於国家的责任也大；谁不善用他的力量谁就负罪于国家。”他说他的话从正面说，就是要容纳异己；从负面说，就是不要用武力。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容许一切异己的存在。他指出：“今天中共既在势力上若将领导中国，自己亦声言要来领导中国，同时又始终在以‘联合’、‘民主’相号召，我就要求作一诤友。类如我说不要再打的话，应该不犯‘反革命’之罪。” 他批评当时已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竟不许中间路线存在，“自由主义者”成了恶名词，主张和平即指为阴谋、反人民，缺乏容纳异己的空气。他希望共产党“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他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於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的。”“我没有张君劢先生那样天性，非要避免暴力革命不可。但我对於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最后他重提旧事，十年前他曾当面对毛泽东说：“我祝望中国共产党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滥用武力，则于国于党同受其福。”十年前的毛泽东是“笑颜以谢”，感谢他的好意。这位书生希望十年后的毛泽东也能如此。作为政治人物，梁漱溟是蹩脚的，他似乎忘记了指望一个“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枭雄“不要滥用武力”，无异于痴人说梦。他在政治上的见解也不怎幺高明，有时甚至有点“可笑”，如同他的这两封信。 但梁漱溟也不是一点先见之明都没有，1949年3月10日，他发表《答香港骂我的朋友》中就断言：“我知道共产党有排他性。你们尽管排斥我，而我心中却无所谓敌人。我与任何方面不取敌对态度。……今天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而我对他只能‘和而不同’。在共产党的天下里，我就非小心不可。所以就预先决定三年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并在发表最近几篇言论之前，特于一月六日把此意写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两位。” 1949年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结束，梁漱溟居住的重庆也于这一年12月解放。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下，1950年1月，他离开生活了三年的重庆。他试图远离政治中心，仅仅做一个着书立说的观察者的生涯也就告终了。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政府的工作，被他谢绝，他要求留在政府外面，后来就安排在政协。1953年，就发生了那次与“伟大领袖”的当面冲突。如果不是这个梁漱溟书生气发作，也不会有本文开头“伟大领袖”破口骂他的话。 1949年，他在《敬告中国共产党》公开信里还有一段话：“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武力虽然可能带来统一，但到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武力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武力统一不可能有民主；第二、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同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我并不是不欢迎──我欢迎。” 由此来看，梁漱溟所追求的主要是统一、稳定，民主不民主倒在其次。因此共产党一旦以武力实现了“统一稳定”，他对共产党是衷心的佩服，他的拥护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直到晚年他对1953年那一段是非也没有什幺异议，在他的心中毛泽东始终是一位伟人。 梁漱溟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40年代为民主奔走只是为了谋求国家的统一、稳定，他和当时民盟的其他领袖有着很深的分歧。这一点，他在1949年给张澜、给毛泽东等的信中都坦白地指出了。当他目睹共产党用武力完成大一统的事业，1951年，他在给林伯渠的信中说：“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从1949年的“和而不同”到1951的“一切听从”，并不是梁漱溟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属於那种书生气十足，不为功名利禄所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对自己的理想、见解颇为执着，身上自有一股儒者的浩然之气，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他是那样的不合时宜。1949年的梁漱溟如此，1953年的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