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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
也许是作为福建移民的后代，我的血管里流着与台湾人相似的血液，对于台湾的事况，我在潜意识中比别人可能要上心一点。不过，面对乱像丛生，矛盾错综复杂的台湾政坛，我的福建人血液并没有向我发出“最危险时刻”的指令，像我们有些大陆同胞一样，觉得非要对人家指手画脚一番，才算尽到了责任。台湾仍在中国人手中，台湾也仍在人民手里，咱们急哪门子急呢？难道不按我们的关照，人家就不会比我们活得更好？！
不仅没有这种如坐针毡的焦虑，我相反还有点儿惭愧。也许是因为思考“八九”问题走火入魔，我看台湾大选，总难免要把里面的人物、事件与北京人当年的作派做一个比较：
对于国民党也搞“群众运动”，我的确是有点儿意外的；对于民主政治下的例行选举，也会诉诸如此激烈的形式，也着实令我大开眼界。不过，这种种意外不是使我与台湾的感情更疏远了，而是使台湾与我们靠得更近了；它虽然使我们离“民主”的理想状态更远，但却使我们离真实的“民主”更近了。过去，我们对民主社会的印象——那种温文尔雅的态度与有条不紊的秩序，只是人家成熟民主社会的果实——正如龙应台在《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一文中所说。我们下种很晚，苗色尚青，浇灌不够，仍有病灶，距离收获成熟的果子还为时尚早。世界上哪里有不花气力就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但即便是搞“群众运动”，台湾人与我们搞的也非常不同。一个最明显的证据，便是政党的操作是公开的、有节制的、负责任的，与“黑道势力”是有严格界线和理念冲突的。而我们的“八九”，那些以角逐政坛为职志的有组织力量，却是以“蒙面人”姿态出现的，他们或为青年学子装“弹”备“药”，把人们送上街头，却以学生的“保护人”或事件的“调停人”出现；或躲在人群后面扔砖头、扔瓶子，让老百姓为他挡枪弹，然后拿着老百姓的血衣满世界去“化缘”……对比之下，谁上“层次”，谁不上“层次”，应是一目了然的了！
在八九民运中，李鹏并没有挨枪子儿——尽管在军队开枪后，也有类似谣言供人“过瘾”，这说明大陆的政局其实十分稳定，不论“在朝”与“在野”的矛盾、党派与党派的矛盾，根本没有激化到今日台湾的地步。但我敢保证，如果肚皮上挨子弹的不是阿扁而是李鹏，他一定不止启动所谓“国安机制”就善罢甘休，而是早早把连、宋软禁在家，实行全国（全省）戒严了……相形之下，谁对自己的人民和国家更有信心？谁的治国更有水平？谁是“法治国家”，应当也是一目了然的了！
还有一对可比的人物。就是同为对首都治安负有责任的两位市长——陈希同和马英九。在陈希同方面，不仅不能准确区分作为党人的政治角色和作为市长的行政角色，更不能正确处理个人进取与党国安危的关系。事发之时，他的作为显示，他巴不得事态闹得越大越好，进而得以排除异己、浑水摸官；退而可以增加预算、改善装备。而马英九则能够区别自己的政治与行政角色，对选民负责也对政党负责，在一个极为复杂的事态中，成功地扮演一个最艰难的角色……相形之下，谁为政治家，谁为政客或“跳梁小丑”，更是一目了然了！
当然，在党内新老交替问题上，还有一对人物可比，邓小平和连战。他们个人是否愿退是一回事，但台湾国民党内敢发出各种声音，而中共党内除非想“自取灭亡”的人，是不敢谈一句老爷子“退休”的……相形之下，谁真正实现了党内民主，也是一目了然的了！
的确，在凤凰卫视的节目播出群众运动激愤的场面时，我也曾十分担心，局面会不会从此失控？我不敢保证，如果那些活跃于大陆网坛的“民族主义”脊梁们，或中共处在国民党的“在野”地位时，他们会不会趁机掀起一场“政治革命”——像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一样，直捣黄龙，把阿扁的“统治”推翻了事。我也担心，执政的阿扁，会不会因群众的过激行为，像邓小平一样出兵弹压。我更担心连宋的煽动，会激发起军队的荣誉感，从而出现军人执政的结果。还有那些绝食的学生，会不会得不到满足就无休无止地继续绝食下去……
但是，这些按自己“落后”的思想所推断和担忧的事情一样都没有发生。我看到的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记述的景象：每一个政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获得解决；军队已经完成“国家化”的改造，在党派斗争中严守“中立”；政治家不屑于采用我们常见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方法，为自己排忧解难，或者金蝉脱壳……
试问，中国历史上哪朝哪代的政治，曾表现出如此的规范和水平？台湾大选，又怎能以一个“乱”字作结？而我们身在大陆的同胞，又怎好意思把“羞耻”二字贴在台湾人的脸上呢？
当然，“羞耻”是存在的。那就是，毕竟在这次大选中有人制造了一出“枪击事件”。不过，以笔者——作为世界著名侦探大家作品的忠实“蛀虫”——的看法，“枪击事件”不可能是蓝、绿两方任何一党的“组织行为”。因为第一，事发当时，两党均未在第一时间就此大做文章，嫁罪对方。如果是出于一方精心策划的政治事件，不利用这个事件在第一时间打击对方，这次事件的“天然力道”就削去了五分；为此冒政治上的极大风险，而不能敏捷地抓住时机加以利用，是不可思议的。第二，正如许多评论家已经说到的，此事如果出于任何一方的策划，一定要许多人参与配合，万一失手，前功尽弃；万一败露，等于自绝于政坛。无论哪方，在尚能通过选举获得近半数选票的情况下，都是不会迈出这铤而走险的一步。
如果以上分析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实际上已经大大缩小了嫌疑的范围。疑犯可能具有如下特征中的一种：
其一、在政治上本钱不够，因而是不怕输光的赌徒。他或者已经过气、仍想东山再起；或者躲在阿扁身后，意欲踏着阿扁的尸体前进；
其二、打残扁嫂而未击败阿扁，一直于心不平的宿敌；
其三、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均有流氓习气者——从其瞄准部位可以看出；
其四、台湾警方第一时间怀疑的对象——赌徒。
而以上诸类，无论真凶是谁，都说明台湾政坛仍存在极大的“灰色成分”。而这些，正为阿扁自认为可以利用和驾驭的地方势力、草根文化和黑道手腕所掩盖。所以，如果忍不住对阿扁执政多一句嘴的话，笔者会说，即使为个人安危计，阿扁也应该在政治上以身作则，培养正气，方能令政治清明、社会有序，履践阿莲的那句响当当的劝喻：
“计利要计天下利，求名要求万世名。”
2004年4月24日于北京
（作者著有《八九民运史》、《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等，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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