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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恩（Amartya Sen）
传媒不一定可爱，歪曲的报道使人烦恼以至鄙夷，侵犯私隐的贴身追缠更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然而，世上有甚么物事能有大贡献而毫无弊端？传媒自然也不例外。新闻机构固然应设立内部机制，避免滥用自由，市场竞争也有点帮助。但另一方面，社会大众也应该认真思考新闻自由的价值。传媒不但可丰富日常生活，也有助秉持公义，促进社会及经济发展。新闻自由有多方面的价值，以下几点则是其独特的贡献。
第一点大概也是最根本的功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直接关乎国民的生活质素。互通讯息和认识世界万事万物都是非常真实的需要，而新闻自由是其中的关键条件。限制新闻媒体以至民间通讯的专制国家，即使国民产值处于高水平，其国民生活质素也大打折扣。
其次，新闻自由能够传达弱势社群的声音，这对于保护社会基层相当重要。统治者通常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不大明了民间疾苦。即或发生饥荒这类灾难，首当其冲赔上性命的只是黎民百姓，统治者可能分毫无损。但如政府须面对传媒和选民的监察，不闻不问势必付出沉重的代价，是以有强大的动力尽速救灾。
正因如此，所有实行民主政制而新闻较为自由的独立国家，从未曾发生重大饥荒事故。大饥荒只在某类政权的统治下发生，包括高压的殖民地政权（如英国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军事独裁政权（如近年的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一党专政国家（如三○年代的苏联、五八至六一年的中国、七○年代的柬埔寨以至几年前的北韩等）。饥荒灾民虽然很少超过全国总人口一成，不能左右大选，但若舆论广泛讨论，足以令事件产生巨大政治影响。
我童年时亲身经历一九四三年的孟加拉大饥荒。荒情愈闹愈严重，除了因当时印度是殖民地、没有民主政制外，也因政府严格规管新闻报道和评论，连英国国会也不知情。幸好《加尔各答政治家》主编IanStephens勇闯新闻禁区，在该年十月十四日和十六日，以图文大幅报道饥荒的惨况，并在社论提出激烈控诉，这才引起政界的认真关注。报道震撼了印度殖民地政府和英国国会，救援工作终于开展，饥荒得以解决，只是已有超过一百万人丧生。
传媒的另一主要功能是传播讯息，让公众批评讨论。除有关科技和文化新知的专题报道外，世界各地的一般新闻也很重要，而调查性质的报道则能够揭发一些罕为人知的消息。
传媒提供信息的功能也有助于防范重大灾难。以近代中国为例，一九五八至六一年的大饥荒，约导致二千三百万至三千万人死亡。当时的中国政府虽然希望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但在出现饥荒的三年间，并未调整失效的政策，又卤莽地推行「大跃进」。政府坚持错误政策，除因为没有反对党，又欠缺传媒的独立批评以外，也因为媒体没有自由报道，连政府也无从得知「大跃进」造成极严重的破坏。
当时所有报刊和民间通讯都遭受政府审查，消息极难流传，大部份地方干部都以为运动非常成功，只有本乡例外，是以各地的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都竞相谎报生产数字。中央政府不知就，根据这些数字推算粮食存量，严重脱离现实。在饥荒最严峻时，政府的谷物估计存量和实际存量，相差竟达一亿立方吨。由此可见，专制政府控制传媒不但欺瞒了公众，也会反过来误导自己，作茧自缚。
最后，社会必须透过公开的交流和辩论，才能自行形成深思熟虑的价值观念。社会价值是经由互动的过程凝聚而成，新闻自由则是此过程的重要条件。新标准和新想法逐渐在公众讨论中出现（例如有关性别平等的讨论，以至生育率下降导致小家庭价值观的兴起等），反过来公众的讨论也将这些新观念传播开去。
英国诗人JohnDonne有云：「没有人是个孤岛」。新闻审查的制度，正是要将人与人孤立起来，缩窄我们的生活，削弱我们的知识，窒碍我们的人性，使我们不能互相切磋砥砺。社会必须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才能够排除这些障碍，有甚么比这更重要呢？
作者为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文为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专为世界报业协会而写。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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