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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恩:自由传媒破政府谎言
日期:5/2/2004 来源:苹果日报 作者:沉恩

沉恩(Amartya Sen)


传媒不一定可爱,歪曲的报道使人烦恼以至鄙夷,侵犯私隐的贴身追缠更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然而,世上有甚么物事能有大贡献而毫无弊端?传媒自然也不例外。新闻机构固然应设立内部机制,避免滥用自由,市场竞争也有点帮助。但另一方面,社会大众也应该认真思考新闻自由的价值。传媒不但可丰富日常生活,也有助秉持公义,促进社会及经济发展。新闻自由有多方面的价值,以下几点则是其独特的贡献。

第一点大概也是最根本的功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直接关乎国民的生活质素。互通讯息和认识世界万事万物都是非常真实的需要,而新闻自由是其中的关键条件。限制新闻媒体以至民间通讯的专制国家,即使国民产值处于高水平,其国民生活质素也大打折扣。

其次,新闻自由能够传达弱势社群的声音,这对于保护社会基层相当重要。统治者通常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不大明了民间疾苦。即或发生饥荒这类灾难,首当其冲赔上性命的只是黎民百姓,统治者可能分毫无损。但如政府须面对传媒和选民的监察,不闻不问势必付出沉重的代价,是以有强大的动力尽速救灾。

正因如此,所有实行民主政制而新闻较为自由的独立国家,从未曾发生重大饥荒事故。大饥荒只在某类政权的统治下发生,包括高压的殖民地政权(如英国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军事独裁政权(如近年的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一党专政国家(如三○年代的苏联、五八至六一年的中国、七○年代的柬埔寨以至几年前的北韩等)。饥荒灾民虽然很少超过全国总人口一成,不能左右大选,但若舆论广泛讨论,足以令事件产生巨大政治影响。

我童年时亲身经历一九四三年的孟加拉大饥荒。荒情愈闹愈严重,除了因当时印度是殖民地、没有民主政制外,也因政府严格规管新闻报道和评论,连英国国会也不知情。幸好《加尔各答政治家》主编IanStephens勇闯新闻禁区,在该年十月十四日和十六日,以图文大幅报道饥荒的惨况,并在社论提出激烈控诉,这才引起政界的认真关注。报道震撼了印度殖民地政府和英国国会,救援工作终于开展,饥荒得以解决,只是已有超过一百万人丧生。

传媒的另一主要功能是传播讯息,让公众批评讨论。除有关科技和文化新知的专题报道外,世界各地的一般新闻也很重要,而调查性质的报道则能够揭发一些罕为人知的消息。

传媒提供信息的功能也有助于防范重大灾难。以近代中国为例,一九五八至六一年的大饥荒,约导致二千三百万至三千万人死亡。当时的中国政府虽然希望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但在出现饥荒的三年间,并未调整失效的政策,又卤莽地推行「大跃进」。政府坚持错误政策,除因为没有反对党,又欠缺传媒的独立批评以外,也因为媒体没有自由报道,连政府也无从得知「大跃进」造成极严重的破坏。

当时所有报刊和民间通讯都遭受政府审查,消息极难流传,大部份地方干部都以为运动非常成功,只有本乡例外,是以各地的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都竞相谎报生产数字。中央政府不知就,根据这些数字推算粮食存量,严重脱离现实。在饥荒最严峻时,政府的谷物估计存量和实际存量,相差竟达一亿立方吨。由此可见,专制政府控制传媒不但欺瞒了公众,也会反过来误导自己,作茧自缚。

最后,社会必须透过公开的交流和辩论,才能自行形成深思熟虑的价值观念。社会价值是经由互动的过程凝聚而成,新闻自由则是此过程的重要条件。新标准和新想法逐渐在公众讨论中出现(例如有关性别平等的讨论,以至生育率下降导致小家庭价值观的兴起等),反过来公众的讨论也将这些新观念传播开去。

英国诗人JohnDonne有云:「没有人是个孤岛」。新闻审查的制度,正是要将人与人孤立起来,缩窄我们的生活,削弱我们的知识,窒碍我们的人性,使我们不能互相切磋砥砺。社会必须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才能够排除这些障碍,有甚么比这更重要呢?

 

作者为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文为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专为世界报业协会而写。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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