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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
台湾作家龙应台最近就台湾民主和海峡两岸关系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的文章﹐在内容上响应了很多中国大陆和海外自由知识分子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早就明确的观点﹐因为龙应台本人在这些问题上过去并不是那么立场鲜明﹐所以这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笔者也认为龙应台的表态是适时的﹐但对她表态的方式稍有疑问。首先﹐在自己的文章中和别人“对话”如何可能﹖你可以在文章中引述并评论别人的观点﹐但却做不到和对方“对话”。至于说与“华人世界”对话则更是让人不解﹕一个人怎么可能单枪匹马和整个世界对话呢﹖再说﹐在“华人世界”中﹐不要说在有自由言论权的海外﹐就是在中国大陆﹐支持台湾民主﹑反对大陆独裁的人也数不胜数。在台湾选举之后﹐很多人﹐包括在大陆的不避风险的作者﹐都写文章对台湾民主的发展表示肯定﹐因此“华人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龙应台的发言在时间上晚于很多“为台湾民主辩护”的人﹐因此﹐如果说真要和“华人世界”对话的话﹐很多作者在她之前已经作了这样的工作了。
龙应台的文章特意标明“作者按﹕本文在中国大陆﹑新加坡﹑吉隆坡﹑香港﹑台北同步刊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只有大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整点重要新闻的预告才会有这样的气势﹐但那也覆盖不了海外华人世界啊。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是很正常的事﹐你可以挑选任何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在任何时候发言﹐你也可以同时在很多地方刊出你的意见﹐只要不涉及版权问题。至于你的意见是否重要﹐则完全由读者来评判。特意告诉读者你的文章在“华人世界”许多地方“同步刊出”﹐似乎并没有这个必要。
看了龙应台的这篇文章﹐不由得想起了龙应台去年底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发表的关于全球化的演讲(后来发表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现在网上还能查到)。这篇讲话曾经受到一些大陆作家的批评(例如张耀杰)。笔者当时也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开放>>﹐本来<<开放>>要刊登的﹐但后来事过境迁就没登。张耀杰先生的文章已经涉及龙应台那篇讲话中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能同意的说法﹐我这里不再重复。但对她涉及到美国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表示不同意见﹐因为那是她那次讲话中最似是而非﹑最能混淆思想的观点。这里把我那篇文章中的有关部分摘录下来﹕
龙女士在发挥她的﹕“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和“美国文化的傲慢”的观点时﹐举她自己的经历为证。她说当她在台湾学英语时﹐美国老师“记不得几十个中文名字”﹐于是要求每一个学生选一个英文名字﹐一下子“一整班的学生都变成了‘DICK’﹑‘TOM’﹑‘HARRY’﹐我的名字叫SHIRLEY’。”后来当她来到美国教书时﹐“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把[二三十个]人名和脸相配起来﹐认得了。于是我回想﹐为什么教我的老师没坐下来花时间﹐把我们的中文名字记住﹐反而让50个人都为她的方便而改名呢﹖这难道不是文化的傲慢吗﹖”
这是文化的傲慢吗﹖如果这是文化的傲慢﹐那么美国人何必要跑到台湾去教英文﹐而不是让愿意学英文的台湾人自己花钱到美国来学英文呢﹖如果这是文化的傲慢﹐那么刚刚在台湾学了英文的龙应台﹐就算是英文出众罢﹐“文化傲慢”的美国大学又怎么会让这个台湾人去教美国学生英文写作呢﹖这不是自打耳光吗﹖至于美国教师给中国学生取英文名字﹐稍有语言交流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差不多是所有教中国学生英文的美国老师的常规做法﹐这当然有中文名字发音困难的原因﹐但也是为了创造语言环境﹐和“文化傲慢”风马牛不相及。美国人当然有他们的文化傲慢﹐和任何民族一样﹐但我想美国人的文化傲慢如果借助这种方式表达出来﹐那美国文化也就没什么值得傲慢的了。
再说﹐很多学中文的美国人都乐于请中国老师给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不但如此﹐他们还要千方百计让这个名字体现东方文化色彩﹐有的还找人给自己刻中文名字的图章或者把它印在自己的汗衫上招摇过市。这只要问一问那些在不但在中国﹑也在美国教美国学生的中国老师﹐相信不难找出一大堆事例来。学哪个国家的语言﹐就在课堂上用哪个国家的名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龙女士接下来的“文化傲慢”说更是离谱。她说当她认识到这是“文化傲慢”之后﹐她在美国便不再用SHIRLEY”﹐而是改用她的中文名字﹐并且是“龙应台”(LUNGYINGTAI)而不是应台龙(YINGTAILONG)﹐即按照中国习惯把姓放在名的前面﹐而不是像西方习惯那样倒过来。她说“23岁的我觉得﹐你美国人可以学着发中国名字的音﹐你可以学着去记中国人的名字和他的脸﹐你也可以学着知道中国人是把姓放在名字的前面的。1975年﹐我还没有听过‘全球化’这三个字﹐但是对于所谓文化‘交流’事实上是‘流’而不‘交’的现象已经觉得有点怀疑。”
为什么说龙女士在这里更是离谱呢﹖因为如果你去美国短期访问或者探亲﹐没人会要求你把姓放到名的后面。如果你要在美国上学﹑租房﹑申请驾照或者在银行开户等等(更不用说长期居留甚至入籍)﹐你就必须按照美国的规矩办﹐因为你进入了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法律和政府的文书系统发生了联系。如果你坚持你原来那个国家的习惯﹐让美国上下迁就你﹐时刻要记得你金鸡独立﹐姓在名前﹐那么究竟是谁在表演“文化傲慢”呢﹖如果改变姓名前后的顺序就和“文化傲慢”有关﹐那么“李约瑟”呢﹖“费正清”呢﹖“白求恩”呢﹖你龙应台能说这些外国人(更不用说今天在中国和台湾用自己的中文名字和中国人打交道的那些西方人)在中国按照中国习惯用的这些中文名字也体现了中国的“文化傲慢”吗﹖我不知道龙女士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是否真的像她说的那样一直让美国人叫她“龙应台”而不是“应台龙”﹐而她在美国所有的证件上和档案里也都是姓在名前。如果真的如此﹐我想这是美国人多么谦虚礼让地对待一个“文化傲慢”的人的例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龙女士为什么编造这个故事呢﹖难道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她早在“全球化”这个词出现之前就敏感地发现了这么个重大的“文化傲慢”问题吗﹖龙女士强调说她有这个想法是在“1975年”﹐当时她“23岁”。这是在提醒我们将来写有关全球化的历史时不要忘了给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就大无畏地反“文化傲慢”的壮举带上一笔吗﹖
在龙女士关于全球化的描述中﹐人们看到的是对虽然高档但却单一的生活和审美方式的炫耀和抱怨﹐听到的是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入侵的焦虑和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但这还不是全部。龙女士还以“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身份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发言。她说全球化既让人欢迎又让人不安。“文化﹐还有人们安身立命的价值﹐都和商品一样一卡车一卡车卸货﹐直接送入家门﹐欢迎﹐因为我们突然多了选择﹐不管是洗衣粉的牌子还是政府的形态﹔不安﹐因为这种选择往往是强迫性的----虽然我们并不感觉﹐只不过是强势推销的产品﹐不见得是对我们最好的﹔更因为﹐选择往往破坏了家里原有的秩序----伊拉克人究竟要不要欢迎美国士兵带进来的文化和价值观呢﹖为什么又要又不要呢﹖这种不安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是很熟悉的。”她说和很多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她年轻时也是美国新闻署的受惠者﹐“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匮乏的年代﹐美国政府通过组织和金钱﹐有计划地将美国的价值观全球输出。你说它不好吗﹖对于我们民主开放的追求﹐它是有重要贡献的﹔说它好吗﹐它又包藏着其它的目的﹐也限制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龙女士这里是在说民主往往是西方用剥夺其它政府形式的手段强加在非西方头上的﹐就象西方强加给非西方那些文化形式和商品一样。实际上政府形式如同洗衣粉﹐有不同的牌子﹐你不用这一种可以用那一种﹐不见得非要“民主”不可。不但如此﹐这种由外部“强加”的民主﹐还“破坏了家里原有的秩序”。龙女士回顾历史﹐说过去我们年轻无知﹐受了美国新闻署(我想是指美国之音和所有由美新署主持的文化交流项目吧﹖)那些鼓吹自由民主的言论的影响﹐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才知道美国政府的深谋远虑。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限制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对比龙应台几个月前在北京的这些言论和她现在为台湾民主--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台湾民主和美国影响之间的关系吧﹖--所作的雄辩﹐真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作者任教于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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