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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的“中共情结”
吴庸
（一） 难舍难分
李慎之先生晚年愤然脱冕，挣脱桎梏，几经反思，终结正果：以非凡热情致力于自由主义言说，猛力抨击皇权专制，在思想界形成巨大冲击。《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点破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专制主义，令人豁然开朗。《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自严复引进穆勒《论自由》后，自由和自由主义学说在中国多次被压，有时竟至绝迹，此文再次确认自由主义的价值。
李先生脱离旧营垒，转而鼓吹新主义，其间必有艰难的思想蜕变过程，还有如先生自称的“削肉还母，剔骨还父”的心理反应，这些想来都是十分曲折和痛苦的。朱学勤教授对此有过见证，他回忆说：“两人对坐，又一次暮色四合。夜气逼近，渐至黑透，谁也不想去开灯，直至看不清对方的脸色。黑暗里，突然听见老人在垂泪，先是沉默，终至失控：‘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象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与慎公交往十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垂泪，当时手足无措，竟说不出一句安慰老人的话，只是呆坐在那里，眼睁睁听着他动容、挥泪，乃至大恸……”这就是李先生半是怨恨，半是痛悔，无限辛酸，满腹忧伤的一刹那。剧烈的情感波澜翻滚，激荡的思绪浪潮起伏，定格于这一瞬间。一个真诚的人从几十年奔波的旧路转至新途，当他回眸过去，追念一切，怎能不引发这样的心灵震颤呢？先生的《革命压倒民主》一文对此作过解释：“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作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极度激动中的那句自言自语，当不是理性的自白，而是愤慨的流露。不过，这样的表达却不经意地透露出一点对自己组织的爱恨交织的款曲。他毕竟对组织做过杰出的贡献，有过相濡以沫的经历，尽管以“削肉还母，剔骨还父”的决绝之辞表示割断之意，但内心深处自有难分难舍之情。
充分表述这种心情的是那篇具有遗嘱性、一时风靡网坛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他不会忘记参与开国大典，“时间开始了”，也没有忘记“六四”屠杀不久被邀参加共和国四十周年大庆，“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抚今追昔，老人不胜感慨：“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骤，苍黄反复”，他的失望和痛苦是显然的。他对谎言不满，对伪造历史不满，对国人“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不满。他希望当今“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希望当今在邓小平已走的决定性两步的基础上再走一步，完成改革大业；希望当今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希望当今认识：“只有大胆地改革下去，你才能保全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语言率真、泼辣，建议大胆、深刻，但其中心没有脱离“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这说明李先生虽有“削肉还母，剔骨还父”之心，却私心未断保住这个党的若隐若现的一丝杂念。在经历了80年代新启蒙的洗礼之后，在经历了八九民主运动的震荡之后，在中共高层曾公开分裂、上下慌乱失策、一些党员打出义旗或声明退党之后，竟然呼吁中共领袖“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这种心态表明李先生对自己的组织还多少存有怜惜之意。如果据此下一判断，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直到1999年，先生仍未能走出“士大夫”这个角色的阴影呢？
（二） 珍惜羽毛
鸟雀爱护自己羽毛，因为那是飞翔工具。据说，鹰到老年会脱爪、换喙、置羽，展翅后轻盈于蓝天白云，可赢得30年崭新生活。鹰的经历对人类颇有启迪。人到老年宜疏理自己的历史，重新认识是非，像鹰脱爪、换喙、置羽那样，这有利于提高自身品位而无损于自己的尊严。
李先生参加革命后的主要岗位是直接为中央服务，这使他的工作有了特殊重要意义。（1）1952年奉调赴朝，从事交换战俘工作。（2）随周恩来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1955年万隆会议，撰写并发表《日内瓦会议日记》、《日内瓦会议最后的报道》、《亚非会议日记》。他说：“我是外交部的客卿，总理要出国，就找乔冠华，乔就来找我。有时是总理直接点名要我去。所以我应该算是个红干部。”（3）苏共二十大后，中共高层几乎天天开会研究国际形势及对策，因此，先生主管的《参考资料》每天3本，共二十三四万字，供高层决策参考。此外，与中宣部合编《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在搜集各国的反应方面，可以说是完备的”。“如果说需要把资产阶级的新闻经过无产阶级过滤，为我们所用，作意识形态转换，我就是这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4）1978年参与中共中央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撰写《苏联是怎样变修的》。由于批苏涉及经济集中、政治专制、思想控制，中国较之并不逊色，批修会露出中国本色，只得作罢。（5）研究国际关系，在宦乡主持下，向中共中央提供政策建议，并参加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国际外交部分起草工作。（6）邓小平访美，任英文秘书与特别助理，回国后任邓外事顾问；赵紫阳访美，任外交助理。又传，胡乔木拟成立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部，要李任部长，有人说拟聘李为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还有人荐李为世界各国议会联盟中国人大代表，皆被婉拒。总之，中共所谓靠枪杆子、笔杆子主政，李先生不愧为笔杆子，受到非同一般的重视。
慎之先生性格开朗，口无遮拦，作为谈资，常与人述及自己的过去。与友人，与学生，与编辑，与作者，均然。这不是张扬，也不是叙旧，似乎只是一种下意识的流动，一种内心情绪的宣泄。言者海阔天空，听者闻所未闻，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增加了亲切感。如果是在任官员或离休高干，这样交流原是很正常的。但先生情况不同：此时已深察旧制度之罪恶，正以民主、自由理念检讨改造社会的思维，社会身份之换位自然会增加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道义责任。这种审视越深刻越能使自己摆脱旧制度的束缚，而没有这种审视则难以摆脱它的千丝万缕的缠绕，于人于己均是不利的。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1）《李慎之回忆往事》说，先生赴朝劝俘归国时，知道“共产党人认为战俘是丢人的，是犯错误的”，但他坚持“给俘虏做解释工作”，并替金日成、彭德怀起草《告被俘人员书》。先生说：“中国的战俘一回来就完了。而他们在朝鲜是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的。我们对战俘太严厉了。”既然战俘被骗回国后备受欺凌，那么，慎之先生参与其事，如果对此毫无自省，显然无助于说明与旧制度告别。（2）《李慎之回忆往事》谈及为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所写《日记》、《报导》，先生说：“这都是捧场，很难写。周恩来真正的处境，是不能如实写的。只能把矛头对准美帝国主义，到底美帝国主义怎么破坏亚非会议，我也不清楚。”这是信息传递者的真实自白。那么，由此就会想到，对所谓“意识形态专家”的自诩究应如何认识，似应有一下文。这不是对先生苛求，而是重新认识自己的必然。这类反省就如鹰一样，啄掉旧喙长新喙，拔去旧爪换新爪，脱尽旧毛出新羽，然后轻快翱翔，奋发远航。
慎之先生为《历史的先声》所写序言中说：“收在书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并且宣传过的。”“我领导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时，这些文章就是我们的口号和纲领。”他向同龄人或稍晚者宣传过“黄金世界预约券”。“是我骗人了吗？”“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这是先生留下唯一的自我反省。可能还有一些了然于胸却未形诸文字或诉诸他人，因先生远去，现已无法求证。不过，他与对话者那么不厌其烦地述说自己，“红干部”、“意识形态专家”、“党的宠儿”、“很有党性”等等往往脱口而出，能否认为这是心灵深处的“中共情结”尚未完全了断的痕迹呢？
（三） 视力不足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发现，一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二是剩余价值学说。对前者，李慎之先生持有异议；对后者，有人认为构成这一学说的基础劳动价值论是非科学的论断，李先生大加称赞。看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先生已在动摇。2001年2月2日与许良英先生会面时，“他说他早已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从未公开批判过。”的确，自由主义作为世界观，作为价值论，作为社会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是截然对立的。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和无产阶级专政论持批判态度，对其共产主义设想则视为乌托邦。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性和空想性，更不用说列宁主义的野蛮性，它们的传播，必须辅有一套精巧的方式才能注入人脑，蒙蔽群众。令人不解的是，李先生把这种“蒙蔽”过程称作“启蒙”，两者虽一字之差，却性质相反。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中，他详细考证了1936年陈伯达、艾思奇发端、“启蒙学会”倡导、以马列主义“‘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的过程。他以自身为例，说启蒙使“马列主义在我思想里的地位越来越崇高”，“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说醉心于马列主义了”，又举学者高放为例，说他年青时被启蒙后因抵制反苏大游行而自豪。先生认为，这次启蒙的高潮表现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问世，“完成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结论是：到1949年“新启蒙终于彻底否定了‘五四’的‘旧启蒙’”。先生的这些论述涉及对马列主义传播的价值判断问题。这种传播是蒙蔽了群众，使之陷入新的蒙昧，还是开启了群众智慧，拓展了进步道路？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马列主义精心构造的专制主义理论灌输到大众中间，于是出现对“大救星”的狂热拥戴，同时，它给予五四以来的民主主义传统以致命打击，使民众中由五四运动培植的民主理念丧失殆尽。这种灌输造成的最大灾难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李慎之语）。不难看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对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启蒙的全面的、彻底的反动。把这一过程视为“启蒙”表明这种思维仍陷于固有窠臼而未能更新。
对六四屠杀，先生严词谴责：“调动部队镇压学生是无可饶恕的罪过”，愤然表示“不在刺刀下当官”。事隔10年，对邓小平悍然下此毒手，先生有所反思。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坦言：“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口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么办？’”这样，就从谴责退为开脱。邓确实有“老经验”，从肃AB团、“抢救失足者”到肃反、反右等，他熟悉如何残暴整人，直至命令武装部队在通都大衢枪杀无辜、碾压学子，创下暴政新纪录。难道因为他只有这类“经验”就可以不担罪责、不受惩罚、中国人就活该被屠戮吗？“人口之众，素质之低”是滥施暴行的根据吗？奇怪的逻辑，无力的辩护！李先生还不忘“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并予回应：“中国确确实实是要稳定”。作为专制统治者，邓对大众的民主呼吁一向视为“乱哄哄”，他害怕百姓任何人权要求，只需国人个个成为顺民，因而才将“稳定”置于压倒一切地位。这样的“稳定”只能是专制秩序所需。李先生竟然顺应这种需要予以肯定，似乎做得过份了。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企图与没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并驾齐驱，成为没有思想的“江泽民思想”。专制者害怕速朽，追求万岁，所以盼望没有理论的理论和没有思想的思想世代相传，供人朝拜。不仅如此，江核心还妄想以几百字的“三个代表”指导全党、全军、全国、全民一切活动，使人们达到“三忠于四无限”地步，可惜，真正响应者寥寥。鲍彤先生一语戳穿它的实质：“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是句空话，“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是句谎话，“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也就是始终代表中国大款的要求倒是句真话。（《已死和未生之际》，《争鸣》2002年9月）相形之下，李慎之先生的回应就相当拘谨，他对记者说：这些口号当然都是应该赞成的，也只能赞成。（法广2001年9月6日）又说：我以审慎的乐观看待“三个代表”，希望它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结出很好的果实来。（法广2001年9月22日）前后无一字批评。先生具有的理论思维的敏锐性和深刻性在这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令人遗憾的。
（四） 结尾的话
李慎之先生晚年实现思想飞跃，积极投身民主事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推动，是令人感动和钦佩的。无疑，他为中共民主派同仁树立了可资参照的榜样，也成为国内自由主义学人靠拢的对象。先生过世后一时悼文如潮，反映大陆民主自由知识界亟盼推出自己的领袖，以使民主运动形成更有力的集体。是的，大陆应有自己的哈维尔。
20世纪马列主义的输入和中共专制文化的渗透，从思维方式到处事规则，从伦理观念到社会风尚，从组织结构到社会机体，从思想控制到政治垄断，已经形成僵硬的模式。突破这一模式，建构新的理念，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像李慎之这样的参与中共高层活动多年的知识分子，实现从共产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必然遇到自身原有思想的重重阻碍，所以，保留某些“中共情结”是不奇怪的。可贵的是，他到高龄阶段还能广泛容纳新思维，及时更新旧观念，达到他的同辈战友未能达到的意识高峰，不容易啊！
李慎之现象已引起人们关注。这一现象告诉我们，中共党内民主派虽然人数很少，却是思想喷薄、潜势蕴藉的力量。他们提出不同程度民主要求，是体制内对专制主义的冲击。这支民主力量只有与体制外民主力量形成合力，才能构成摧毁专制主义的决定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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