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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由主义者，近年来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他们思想的基调只有自由、民主-专制、极权的对立，他们不知道国家除了这种分类并导致对立外，还有考虑问题的其他维度，比如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利益单位，比如地缘政治的考虑是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是超乎国内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他们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当然他们还有常识，不至于在中国政府与美国就纺织品贸易和反倾销进行交涉时指责政府。
我最想说的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立国理想和原则是一回事，它在国际竞争中和利益格局中推行实力政策（任何国家都不得不这么做），是另一回事。当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发生利益纠纷时，并不能保证民主国家天然持有正义，任何手法都属正当。把国内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外推到判断外交政策的是非是不对的，反过来说，把正常的国家利益冲突演绎为对人类政治文明公认价值和成果的否定也是不对的。
我想和石勇先生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说这两种毛病对中国人都存在，那一种更厉害？更长期、更广泛？更值得提醒、反思、清理、矫正？
我想和石勇先生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虽然我们肯定不同意“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句格言，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外交是否还是有不容忽视的区别，我承认并重视这种区别。许多政治理论家都指出，人类历史上战争不断，但近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罗尔斯在《万民法》中也强调这个事实），哪怕有例外，但这个论断肯定基本正确，这是否还是说明一点问题？
国际事务中固然是利益主导而非理想与价值主导，但外交政策或多或少总要受国内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民选政府和独裁政府受民意约束程度大不同，在对外政策上毕竟会得到反映。比如二战中，民主阵营和法西斯阵营的作为是否毫无区别？我们当然可以谴责西方盟国的自私和重实利，比如我们说雅尔塔协议是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但它和无耻的苏德互不侵犯协议（即瓜分波兰协议）是不是完全一样？我们不少人乐于谴责美国对日本投原子弹，但这和南京大屠杀是一回事吗，难道这不是日本右翼份子为二战翻案的理由吗？石勇断言，近现代史，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史“证明最有军国主义狂热的恰恰是自由主义‘长期占居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国家”，我觉得这实在是走火入魔，你指的军国主义只能是英美，而不是德、意、日，那么中国与谁结盟，被谁侵略呢？
当石勇断言：“主导美国政府行为的新保守主义在世界各地进行掠夺、干涉和发动战争，已建立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政治――军事秩序”，我感到，这种说法已经超过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革命、最狂热、最极端的语言。我不知道当石勇使用“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政治”时是否认真想过其准确含义，我想问一下，你是否比较过日本、德国、伊拉克在战前和美国军事占领之后的宪法、人权状况和政治制度？（为了避免无谓纠缠，我要强调，我这里只是追究“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政治”的含义，而不谈整个相关历史；也许澄清这一点不是多余的：我没有表态支持过美国出兵伊拉克。）
我自信我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考虑有足够的清醒，比如我一直对中外人士说，既然北约的宗旨是针对和防范东欧社会主义集团、防范华约，那么在苏东巨变、华约不存在之后，北约有什么必要存在，有什么理由反而要东扩？我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必须正视类似的问题，理解国际问题的复杂性，这不能靠简单地划分“民主-专制”来解决，正如对待国内问题不能简单地靠区分“左-右”、“保守-改革”来解决。“利益”是思考政治最根本的维度，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愚民政策，在中国的教育和知识中一直付诸阙如。
许多人认为，使馆被炸事件、撞机事件，还有以前的“银河号”事件，充分说明了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对中国的欺凌，国内群情激愤是自然的，自由主义者偏重于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是亲美卖国。我在这期间没有作公开表态，但内心想法和表态的自由主义者差不多，因为我从各种信息来源知道情况和官方宣布的大相径庭。当石勇大力为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辩护时，我想到的是他们情绪的真诚（这种人除外，他们朝使馆扔石块来劲，考托福和办签证同样来劲）和信息状况的可怜。我不知道石勇是否打算和我讨论中国的信息自由问题，我这里只简单地提一句，在全中国人民面临“非典”这个大灾大难时，如果没有蒋彦永大夫的冒险犯难，后果会如何，而蒋大夫的遭遇又如何？把灾情（家丑？）捅给美国的媒体，是不是（用石勇的话来说）亲美卖国？但是，我和石勇现在能对话，没准还是托了蒋大夫的福呢？
石勇应该想一下，一个体制，当自己的亿万人民的生命受到“非典”严重威胁，当由于封锁消息疫病已经传播到香港、东南亚、北美时还拒不说出真相，它在与“美帝国主义”打交道时，还会把真相告诉人民？对许多国际事件的判断，问题并不在于有人要“亲美卖国”，而在于是根据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信息作出判断、作出反应。
所谓“亲美卖国”的最雄辩事例，是9.11事件发生后任不寐、余杰等人起草的公开信中有一句“今夜，我们是美国人”，许多人揪住不放，极尽挖苦嘲骂之能事。我曾对任讲过，我也不赞成说这句话，但你们的唯一过错，是高估了国人的知识和理解力，用了一个欧美化的表达。此话出自柏林墙危机时，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西柏林，讲话中表示反对苏联的封锁，道义上支持柏林人民，用德语说了：“Heute,IchbineinBeiliner（今天我是德国人）。”任不寐等在9.11事件后的声明中套用这句话，用意一样，即一国人民遭遇危难时，表示与之站在一起，分享其道义和感情。肯尼迪讲此话时没有“崇德媚外”的意思，任不寐说这话时也没有以当一夜美国人为荣的意思。
四、什么样的自由主义
说到这里我愿向石勇先生表明，我和你对话并不是想宣讲自由主义的教义，你在文章中说我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更准确地说是清醒的自由主义者。我知道存在着成为教条的自由主义者的危险，我很警惕，我希望我的朋友也警惕。
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找不到理由使我决心在自由主义这棵树上吊死。我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如市场经济、法治、人权、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力的制衡等等，对中国很有参考价值，我是为了这些价值而研究、言说自由主义，如果有更好的主义，我何必死守着它？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我并不认为自由主义垄断了这些价值，或者其他思想流派不分享这些价值（石勇有这种误解），我特别愿意强调这些价值的普遍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由主义首先提出并深刻阐发了这些价值。也许，从社会民主主义出发也可以抵达和实现这些价值，但因为这些理念和价值并不是我们思想文化传统中故有的东西，需要学习，就应该从源而不是流起步研究。
我认为，自由主义对中国人来说，不能只意味着其中的这一家这一派，而决不可沾染另一家另一派，有用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那些被历史证明了，为其他思想流派同意，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共同财富的东西。其中的细微差异，比如福利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国家多管一点还是少管一点，对别人可能很重要，对我们就并不那么重要，更何况我们必须根据具体国情集思广益、兼容百家、创新发展。“XX主义救中国”已被历史证明是一种僭妄，我想自由主义更没有那非份之想。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构成了近10年中国思想舞台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争论的参与者，我常常感到就中国的现实而言，这不太像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我觉得，对于像陆兴华这样的真正的（或真诚的，他似乎自称为“原教旨主义的”）新左派，我与他可能的争论是在对“原教旨”的喜好还是不喜好方面，就现实问题而言，就这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而言，据我看多的还是立场和感情的一致。所以我和他的工作有重合之处，即我批评和揭露的与其说是新左派的理论，不如说是一种伪立场和伪观念，是对学术真诚性的藐视和冒犯。这可以解释，当我写“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时，把很大篇幅花在“评新左派学风”上面。
敏锐的观察者可以看到，在自由主义者中间，开始出现了分歧和分化的苗头。我以复杂的心情看待一种新兴的、强有力的动向：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合流。对刘军宁以爱德蒙·柏克为典范解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我没有太大的异议。但我的问题是，如果说在英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着可贵的自由传统，因而保守意味着保持这个传统的话，那么在中国要保守什么传统呢？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人说，对文化、对传统，决不能革命，保守天然合理。我的疑问是，如杜维明所说，传统多种多样，不止一个，除了大传统，还有小传统，除了旧传统，还有革命传统。杜维明的例子中，就有延安传统。谁也不能否认，就其影响的强度、广度、深度、持久度而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形成一种传统，难道它可以在“保守传统”这一抽象原则下而具有合理性、合法性？
我理解一批年轻学者的思路，对于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国家，难于想象文化基因的彻底改变，自由主义不是出自本土，不以某种方式与传统接榫，难道可以全面移植？
我完全承认，文化保守主义应该是多元文化建设种一种正面的、建设性的元素，我知道，像汤一介先生所主张的以批判、革新精神对待传统文化，使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很有价值的。
一些认同自由主义原理的年轻学者正在大力进行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接工作，我理解他们，祝福他们。我没有这方面的学术兴趣和能力，只能对他们的努力乐观其成。但我要提醒他们两点，第一，不要因为有良好的愿望就落入实用主义的为我所用的窠臼，在对接中要实事求是，不要善意地曲解和美化传统经典要义。在这一点上，我愿意做忠诚的、建设性的反对派。
第二，虽然汤一介先生在学养、人品以及学术界内部的影响力方面是第一流的，但在我看来他似乎没有以文化保守主义相标榜，至少在今天以文化保守主义旗手自命的人士当中没有他的身影。年轻的自由主义学人看好和接近的是另外一些人，这些人的底蕴我不了解，但我提醒注意以下特点：他们中有人主张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不存在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中国人天生不适合自由、民主；他们立志要把孔孟的所谓“王道”运用于今日中国；他们开始与权威主义、国家主义（用余世存的话说是“次法西斯主义”）接近或结盟，而后者正在想方设法地利用文化传统资源。
如果说我对分歧和分化的动向不无忧虑，同时我也感到乐观。分化是思想、学理研究深入、发展的标志和必然。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成为内部倾向、观点多元杂陈，交锋、争论不断的思想流派，这决非坏事。
同样，如果目前自由主义-新左派的僵硬划界能有所松动、改变，那一定体现了中国知识界的长进。观点的分歧和对立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对专制和非正义的抗争；重要的是观点一定要是头脑思索、心灵感受的产物，而不是由屁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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