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样的自由主义？

——与石勇先生对话

徐友渔


　　在刚读完石勇先生的文章“徐友渔：‘自由’还是‘主义’？”（载于“世纪中国”的“世纪周刊”，2004年9月24日发布）时，我的感觉是，作者是不友善的、挑剔的、有误解和偏见的。

　　紧接着读了刚到手的《天涯》上朱苏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顿时觉得相比而言石文就算客气和讲道理的了。

　　朱在此文中断言，我从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转向政治哲学是因为学术研究能力衰退，我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是这样？朱从未与我交谈过，他对我专业兴趣改变的动因毫无所知，他显然并不了解我在政治哲学方面已经发表的东西从而评价我的学术功力，也不清楚我在国内国际专业会议上的表现和得到的评价，更无从知道我即将发表的东西，他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成事实？

　　我发现，石勇先生在批评我的时候，读了足够多的东西，他是在批评我说话的内容，而不是臆断我这么说是出于学问做不下去这个可悲的原因。而且，他针对的问题是重要的，如果恰当地回应，将助于讨论的深入。

　　我愿与石勇先生对话，表达我的观点，同时也表露我的困惑。我只在论证必需时才解释和澄清我的看法，以避免大量的自我引证。

　　一、改革：令人尴尬的两难局面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从综合国力的角度，从GDP的帐面数字看，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从道义和人心上看，它相当失败。当初改革的阻力成了动力，因为那些占据“近水楼台先得月”位置的人，看清了变动对他们不是威胁而是机会；而对那些坚持道义立场和承担改革代价的人来说，从上世纪末起，改革的乌托邦就不断破灭，现状令人难以忍受。

　　在回答“‘改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这个问题时，石勇这样描述：

　　经过从承包到改制到大力私有化，争着抢着要把本属于大家的东西——公共资产——“卖”出去，“改革”的“财富再分配”过程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抢劫”的过程，大量的公共资产落到了权力和资本阶层的手里。

　　他还描述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面对改革难局的尴尬心态，我相信，他在评判时力求客观公正：

　　这个时候，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在于：鼓吹私有化既可以被看成是他们所向往的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必要步骤，但同时这种“私有化”却又是一种抢劫。而很显然，为了达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他们必须默认掠夺和抢劫，从而使自己陷入不义。新左派面临的复杂问题是：他们从追求公正和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出发，对权力与资本的抨击、对私有化的抨击非常容易被一种对“自由市场”的警惕所支配，而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成熟的“自由市场”，不付出被掠夺和抢劫的代价，一个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市场机制又在哪里？在这里，比新左派更不喜欢作价值判断的自由主义者只能选择站在资本一方，客观上因弱势群体利益的忽略而使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甘阳所抨击的“贵族”的自由主义。而新左派则没有归宿，他们无法提供可以解决问题的实用路径，他们只能是在不断地解构和批判，以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批判的价值基点而不停地呼啸呐喊。这是一个悲剧。

　　上述说法大体上成了当前中国民间话语中“政治正确”的新版本，但在我看来它是成问题的，需要辨析的，整个事情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最近郎咸平挑起的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是说明改革两难局面的最好例子，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当今改革的重头戏，它所产生的不公正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我一直密切关注这场讨论，对郎的立场，我有一个从共鸣、支持到疏离的过程。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一直对郎所指控的现象愤懑不平：在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过程中，掌权者私分公有财产，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但郎主张不搞产权改革，不承认国企存在的问题，认为国企经营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没有必要改革，这是我和许多人所不能同意的。（郎的观点似乎在变化，他后来说同意国有企业应该改革，只是主张应该按青啤模式进行，我们这里可以不追究细节）

　　周其仁对郎的批驳使我想到了我一直思索而不得解答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在总体上给中国这些年来进行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作这样的定性：这完全是一个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任何人都同意，这个过程中问题很多，贪污腐败很严重，但多到什么程度，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可以得到一个基本判断：国企改制就是国资流失，没有半点好处？

　　争论的双方都列举了一些事实，讲了一些道理，但都只是列举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没有人认真考虑对方举出的事实和讲出的道理，因此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争论。

　　我觉得有一种观点也应该考虑：一些企业以大大低于帐面资产值卖出，是因为新的经营者要花很多资金来解决原企业工人就业问题，或冗员的退休安置问题（比如见戴慕珍：“国家社会主义之后——中国企业改制的政治约束”，《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号，第21—22页）。

　　我还知道，国营企业的资产一直在大量流失，其渠道并不仅限于改制，比如有企业经营亏损引起的流失、管理不严造成的流失、被所属集体企业无偿占用、被行政事业单位无偿占用导致的流失，等等，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产权关系没有理顺，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正是改制的初衷。

　　问题的核心是数字问题，程度问题：化公为私的比例有多大，正常和比较正常的情况有没有，有多少？在中国没有言论、信息自由的情况下，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政府部门的决策和执行也是不公开、不透明的。

　　所以，陆兴华的评论很好，他认为在没有民主宪政、法治框架、民意表达和民众参与的情况下，谈论和争论目前的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是极其困难，甚至没有意义的。陆指出，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我赞成并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

　　可以把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所持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我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

　　一、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二、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三、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为对比，我把我们与新左派的分歧理解为：一、我们提倡并力图推动市场经济，大谈规范的、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种种好处，包括对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好处，而新左派主要谈市场经济的弊害；二、我们批判现行的权力主导的改革，但没有断定目前改革的性质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抢劫（也许要被说成是不彻底和抱有幻想），而新左派对现行改革的批判要严厉得多，基本上是持全盘、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不改革；三、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和纲领，而新左派没有表现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

　　二、市场经济、权贵改革和专制

　　石勇虽然稍微公平地提过一次“‘新左派’对公正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领域的声音”，但他主要还是断定自由主义“默认掠夺和抢劫”，认为自由主义无法“对新左派指责自己无视社会公正进行辩解”。我曾纠正过这种“政治正确”的老生常谈，但基本无效，由此痛感成语“众口铄金”说得太有道理了。

　　我曾在“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中指出：“从学理上讲，自由主义强调财产获取、转移的正当与合法，反对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侵害；从实际上看，中国学者中最早和一直呼吁并论证社会公正的，主要是公开认同自由主义原理，与新左派展开论战的人……新左派在什么时候大力提倡社会公正呢？他们只是在攻击自由主义的时候才对此大加议论和渲染，事实上，公正成了他们打自由主义的一根棍子。”（这里应该说明，后来越来越多的呼唤社会公正的声音中，自然包含新左派的声音）

　　石勇赞扬甘阳抨击自由主义是“贵族”的自由主义，我特别乐于以甘阳为例，来看看是我上面这句话说得对，还是甘阳果真是“平民”的代言人。

　　甘阳说：“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他断言中国版本的自由主义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他甚至进而对整个中国知识界作出了如下宣判：“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1年1月号，第85页。）对于这么严重的指控，甘阳提供了甚么样的文本依据呢，没有，一点也没有。甘阳也提不出任何文本依据，证明他比我所提到的自由主义者更早（或者同时，哪怕更晚也行）论说过社会公正问题，抨击过有人利用改革化公为私、搞腐败。

　　那么，为什么许多人都附和“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和权利，新左派主张公正和平等”这种说法呢？石勇解释说这是因为“‘新左派’对公正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领域的声音”，其实，这与其说是因为新左派强调公正的声音强大，还不如说是像甘阳这样的新左派代表人物上面那种机敏而精明的策略（甘阳精明到这种地步，他连“自由主义”的旗号都不想放过），他们的工夫与其说下在呼吁社会公正方面，还不如说更下在抨击自由主义不要公正方面。而甘阳们的策略之所以得手，是因为没有人去查核文本，认真考察事情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

　　印象和想当然之所以大行其道，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人们把哈耶克当成自由主义的正宗，或者把他们理解的西方社会中左、右的区别不假思索地运用于中国。在他们看来，说“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新左派主张公正”应该是正确的，说“自由主义强调效率、新左派强调平等”也应该是不会错的。他们没有去追究，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中国的新左派等不等于西方的新左派。不过也有人能够区分“应该是”、“逻辑上是”与“实际上是”，站在第三者立场的杨继绳在说到自由主义者比较亲近中产阶级和新左派更亲近低层社会民众时，就要在括号里注明一种是逻辑结论，不是口头表达，而另一种是口头表达，不是逻辑结论（杨继绳：“跨世纪的争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明报月刊》，2000年5月号，第38—39页）。

　　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具有明显的本土特征，虽然二者的理论资源均来自西方。仔细弄清楚他们实际上的主张和行动，而不是顾名思义地想象他们的思想和主张，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对体制资源的接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根本没法和对方比，这肯定是与照西方历史情况来想象相反的；又如对中国搞人权外交，西方的左派往往比右派更来劲，因为他们理想主义色彩更浓，右派有时倾向于地缘政治和实用主义的考虑，而中国的新左派对人权外交的愤恨则不下于官方。

　　我认为，石勇这篇文章的一个相当可取之处，是区分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而以前新左派在论争中的做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中那些遭病垢的主张为靶子，攻击政治自由主义。他的疏漏在于认为我和一般的自由主义者把“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捆绑在一起而使后者蒙受损失。事实上，我在“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对他所说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批评，几乎和石勇如出一辙：

　　有人(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他们对于民主的意愿和参与，不是抱怨，就是咒骂。
……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曾经有人向我建议，我们根本不应承认经济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支持压迫和专制的主张怎么能够是自由主义？我不同意这个建议，这样做未免有为了论争而“摔包袱”之嫌。大力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说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品种，它在论证和推动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不容否定。当然应该看到，并不是每个（甚至并不是大多数）大力鼓吹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都在为权贵式的改革辩护。外号“吴市场”的吴敬琏大概是最典型的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了，但在揭露改革中的腐败和寻租，鼓吹和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有哪个新左派比他做得更早、更有力和有效呢？

　　“经济自由主义”这个词中的“自由”，即使不包括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这些可欲的含义，绝对要包含“自由竞争”的含义，而市场的规范化与规则平等则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们谴责的对象严格说来不应该称为“经济自由主义”，而应该是与权力体制联系的“市场主义”，这种依靠市场的权贵主义与在拉美和东南亚某些国家中的专制既得利益是不一样的，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看，最恰当的称呼是“市场列宁主义”。

　　如果一种不确切的“能指”不妨碍我们有共同的“所指”，那么如何判定这个所指的性质则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分析当前中国现实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自由、专制之间的关系。

　　石勇断言自由主义（主要是其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渗透入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它成为主流实际上通过自由主义体系内在的联系已经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出台准备了基础和合理性的保证。”我认为这是大大低估了官方的执政能力和应变能力，完全没有看到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结合并服务于它的可能性，即诞生一种“市场列宁主义”的可能性。

　　共产制度的死敌杜勒斯曾断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会由于经济建设而发生，基辛格在《选择的必要》一书中驳斥并嘲笑了这个反共政治家实际上信奉的还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引述近代欧洲历史证明这个看法不正确。石勇上面论断的原理也是如此，他从他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与专制在目前的蜜月状态推断专制已经不再具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性质，而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自由主义的性质。也许可以把石勇和新左派担忧并反抗的东西叫做“自由主义的极权制”，这在概念上和理论上都是非常古怪的，连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承认，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体制很难产生专制极权，而从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倒比较容易。我早就说过，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无知和偏见，超过了终生大反特反资本主义的毛泽东。

　　自由主义看重的是，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风貌、尤其是消费心理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斯大林、毛泽东的政治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而新左派力图让人们相信的是，中国人现在面临的奴役，是马尔库塞教导的那种欧美西方社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异化。

　　三、关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

　　我认为，石勇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在于提出了如何理解国际关系，正确处理对国内体制批判与正视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他的批评是针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这种批评值得认真对待，对某些人来说是切中要害，当然更需要进一步分析和妥当地厘清事实和观点。石勇在批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时说：

　　他们完全忘记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是在代表他们自己，也在代表国家，一句话，他们在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时也在利用国家的力量捍卫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的利益。这种“一反到底”的单向度思维在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到现在仍然未算真正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痛快淋漓的反映。支持战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民主的，那么美国政府的某些对外行为便也是正义的；而谁胆敢反对侵略战争，谁就是在维护专制。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无论一个国家国内政治体制是专制还是民主，都不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体制中的性质。它们之间所遵循的不是同一机制，深刻地表现出某种异质异构的特征。从逻辑上讲，以一国的政治体制来判断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出现了一个断裂，这种断裂宣告了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处于不同的领域和情境，并且遵循不同的指令。而国际关系由实力来划分不同的等级体系、由暂时的利益来划清暂时的敌友已经表明这种国际政治体制毫无自由民主可言，而赤裸裸就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治秩序。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在捍卫自由和正义，恰恰相反，倒是在捍卫美国的利益，为霸权张目，扼杀国际关系领域的民主和正义。

　　我首先要指出，石勇只把自由主义挑出来批评，其实全体中国民众中都有人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他没有分析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而这一点才是事情的关键。

　　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生活在可悲的封闭状态，他们无从了解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教育和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专制和愚民政策使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甚至知识精英，都没有国家利益的概念，更缺乏观察国际关系的地缘政治学维度。

　　事实上，支撑执政党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支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整套关于近现代历史的精致的、无所不包的神话，从三元里抗英的似是而非的故事，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击了95%以上的侵华日军”，从毛泽东断言“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到“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目的是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对事实的歪曲与对敌人的丑化紧密结合在一起，至今都难于还原历史真相。

　　有一项事实特别值得一提，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大大增强了，但常常可以发现，哪怕是最尖锐最激烈批判国内现实的人，一说到国际问题（包括台、港问题），马上变得相当盲从和无知，从不妥协地（甚至是过分地）批判官方变为不自觉地附和官方——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往往就是如此。原因很简单，人们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对关于国内事务的谎言有免疫力，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本能地采取逆反态度，但对于发生在国门之外的事，他们没有亲身经验来证伪，他们仍然是信息管制和宣传的牺牲品。

　　对许多人来说，逆反态度，对官方的宣传作反向解读往往没错，既然在国内事务方面能如此，这种方法和习惯自然就延伸到国际问题方面。这当然是不可靠的，也许有时冤枉了政府。但是这不过是政府自食其果，当它把广大中国人民变成自己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的受害者时，它偶尔也成了受害者，这不过是愚民政策小小的报复。但石勇可能没有注意到，第一，这种逆反态度导致的结论很可能是对比错多；第二，持这种方法和态度的决非只是自由主义者；第三，在国际事务问题上仍然是盲从者、受害者大大多于持逆反态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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