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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谦
提起赵紫阳，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这样一幅照片中的情景：那是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和胡耀邦一道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正围绕着邓小平、陈云交谈。照片中，胡、赵二人一头乌发，年富力强，邓、陈两人虽已年迈，却也一副壮心不已的样子，四人在一起谈笑风生。那是一幅中国改革开放的蜜月图。胡、赵的锐意进取，邓、陈的老成谋国，让人们感觉到中共在经过文革浩劫后励精图治，中兴人和的气象。
可是好景不长，照片中的四个人很快便分道扬镳，演出了近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种种风波事变。如今照片中的胡耀邦、陈云、邓小平已经作古，只剩下赵紫阳一人，至今仍在软禁之中。年初，看到赵紫阳重病在身的报道，说他的肺功能已经大半丧失，照片中的他已然满头白发，垂垂老矣，看罢令人心酸，不胜沧桑之感。
我没有与赵紫阳接触过，只是听过他的几次报告。我所在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80年代的政治格局中，是属于老左的大本营。最初是胡乔木兼主任，后来他不再兼了，但书记处分工仍是由他和邓力群主管。在80年代改革与反改革的较量中，胡乔木、邓力群是急先锋，一直是与胡耀邦、赵紫阳对着干的。他们利用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力，频频发难。文献研究室则借编辑中共领袖人物的着作之机，给他们提供炮弹，暗中进行配合。
继任的单位领导是个官场的老手，一直在邓小平和陈云之间搞平衡，编了陈的经济文选后，马上又组织编邓的文集。对胡耀邦、赵紫阳则敬而远之，表面上很尊重，私下里颇多非议，一听就知道是从胡乔木、邓力群那里来的。这使得我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中国改革路途之艰难和胡、赵处境之险恶。
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人们总是把功劳归于邓小平，这并不公道。且不说胡耀邦、赵紫阳为此出了大力，不应该被一笔抹杀，让邓小平一人独享；就是说改革的阻力，也不全都出于党内保守派的作梗，由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背黑锅。实际上，中国改革路途之所以艰难，步履蹒跚，根子还在邓小平身上，在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对改革权宜苟且的态度，只求经济发展，不思政治改革。
前一段，邓小平百年冥诞，海内外一阵喧嚣，大陆官方在其中推波助澜，给邓戴上了“伟大领袖”、“世纪伟人”的桂冠。对邓的历史功绩应该充分肯定，但也不能说过头。邓的历史贡献在于：抛弃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狂想，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到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性转变，令中国的老百姓告别了饥饿和贫穷，国力日渐强盛。
不过，邓小平是个新旧参半的人物，共产极权的刚性制度，中国社会转轨过程中的非改不可性与不可改革性的矛盾，在他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邓虽说开创了自己的时代，但另一半仍然停留在毛的时代。在历史上，他与毛的关系极深，是毛欣赏属意的人物，两人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与毛的这种渊源，使得邓的开明和改革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渗透着实用主义的哲学。尽管他被冠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本人也以此自诩，实际上是徒有虚名。与胡耀邦、赵紫阳相比，邓算不上是一个彻底的改革家，充其量是个半吊子的改革家。
邓小平最初推行改革开放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为了维护经过文革浩劫后，共产党危机四伏的统治，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挽救社会主义。不过一旦踏上这条路，却又欲罢不能，况且事关他本人的政治遗产，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这种出发点和心态，决定了邓记改革的摇摆性与不彻底性，扮演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顽固拒绝政治改革。在推行经济改革的时候，邓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在拒绝政治改革的时候，他又是一党专政制度的坚定捍卫者。邓一直陷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不能自拔，时常伸出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脸，又用自己的右手打自己的左脸，乃至自断左膀右臂，接连废黜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
在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问题上，邓小平其实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保守派，和陈云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邓、陈两人在改革的策略上，诸如速度、规模乃至深度等方面或许有歧见，但在保党护权的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一点上，胡耀邦、赵紫阳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虽然也是共产党人，但无论是胸襟和视野，还是人格和胆识，都比邓、陈开阔得多，是中共党内真正的改革派，顺应历史潮流，跳出一党之私的狭隘格局，着眼于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
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保持着革命者的真诚，把民主、自由、公正的理念，视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他十分了解共产体制的弊端，在马克思学说的框架下，珍视人道主义原则，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情怀，积极启动政治体制的改革。赵紫阳则更进了一步，视野开阔，明了世界大势，认同现代文明，是中共党内具有新思维的领袖人物。他在第一线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中国与世界文明接轨的发展模式，致力于市场经济的转轨和政治制度的改造，引导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
赵紫阳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却有志难酬，受制于中共的老人政治，没有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机会。邓小平集开明与专制，改革和守旧于一身的特点，限定了赵活动的历史舞台。邓本人也成为党内左右两派攻防争夺的对象。赵频频借助邓的权威，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开放措施，并借此反击保守派的发难。而保守派则抓住邓在政治上摇摆不定的弱点，不断送材料，告阴状，向改革派反攻倒算。
比如，“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就是胡乔木、邓力群向邓小平告发胡耀邦纵容支持理论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得到了邓的首肯。他们为邓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大造声势，把清污运动从思想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科技领域和农村，结果遭到赵紫阳、万里、方毅等人的联合抵制，只搞了28天就搞不下去了。
1987年初，王震、薄一波、邓力群、胡乔木等人利用学潮问题激怒了邓小平，成功地离间了邓、胡、赵原本十分脆弱的联盟，胡耀邦被迫辞职，由赵紫阳接任总书记。赵上任后，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利用邓担心把经济搞乱的心理，把邓的思想概括为“两个基本点”的理论，反制保守派的进攻，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无疾而终。在随后召开的十三大上，左王邓力群在中委选举中落了选，弄得灰头土脸。
然而，由于邓小平跛脚鸭式的改革方略，赵紫阳能够得到的支持是有限的。他虽然一度争得了政治改革的主导权，但已被画地为牢，绑住了手脚，只能在党政分开，提高效率上做点文章。邓是绝不能容忍动摇一党专政的国本的。在这一点上，赵面临的局面和光绪皇帝差不多。当年维新变法一旦触动满清皇族的利益，慈禧太后就不答应了，下诏中止新政，软禁光绪，迫使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这与后来邓镇压六四的情况何其相似！
赵紫阳是邓小平一手提拔起来的，给了他施展身手的舞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贡献良多。对赵来说，邓是有知遇之恩的。然而，邓的专制守旧与赵与时俱进的新思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两人之间的合作迟早是要分裂的。这种分裂由于胡耀邦之死而迅速到来了。事实上，赵是被邓的跛脚鸭式的改革牺牲掉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不仅是赵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人的悲剧和不幸。
然而，赵紫阳并不是失败者，历史也不全以成败论英雄。十五年过去了，邓小平急功近利、跛脚鸭式改革的弊端和恶果，已经显露出来，造成的问题不比解决的少。对邓历史功过的评价，还在未定之天，要看中共当政者能否走出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来。而赵紫阳则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不以个人的进退为念，毅然与邓小平的镇压决策分道扬镳，铸造了悲剧英雄的形象，还留下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样的忠告，为中国的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在历史和良知的天平上，邓、赵二人孰高孰低，孰优孰劣，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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