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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中国面临又一次中央集权的浪潮
——评胡锦涛中央集权加伦理治国的理念
梁京
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始以来，凡有心参与中国最高权力角逐，或有心对中国命运有所影响的人，都无法回避一个根本性的抉择，那就是主张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当然，许多权力角逐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但即便如此，在每个人的心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稳定的个人偏好。虽然在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思潮一度极为兴盛，但总体上中央集权的偏好在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则是无可置疑的。
在这个问题上，胡锦涛的理念和偏好究竟是什么？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不得不关注的问题。随着江泽民的退位，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从他的言行中看出一点眉目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胡锦涛的治国理念是中央集权加伦理治国。这自然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加强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基本主张上。
在中国历史上，共产党实现了最彻底的中央集权，要继续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无疑是要加强中央集权。最近的一个具体例子，就是中共正在把党的纪律检查系统实行“垂直管理”。据《南方周末》报导，所谓实行“垂直管理”，就是中共把自己的纪律检查系统，完全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党组织中独立出来。所有中共的纪律检查人员，都直接属中央“管理”，使这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机构，完全置于党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以加强中央对各级违纪官员的整肃。
胡锦涛又进一步要求党员表现出“先进性”，也就是做民众的道德楷模。在许多人看来，胡锦涛的这一举措，几乎是在开玩笑。因为面对当前大陆的社会现状，号召中共党员做道德楷模，无异于号召“三陪女”去做“贞女节妇”。不过我相信，胡锦涛是认真的。他与江泽民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不仅曾经，而且现在还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他是在“那一套”中长大的。而江泽民则不同，他不但在“旧社会”中“混过”，而且还“混得不错”。因此，江泽民时代虽然也一直强调中央集权，但主要看政治上对江个人是否忠诚，并不看重个人的道德和品质。
胡锦涛倾向中央集权的治国理念虽然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仍然让我感到沉重。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巨大曲折与苦难，与中国政治精英“中央集权”的主流偏好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中国大陆的知识和政治精英至今没有能力认真反省。其实，如果少一点“大一统”的偏见，就不难看到，每次大规模中央集权的冲动，都对激进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孙中山的北伐推动了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蒋介石发动内战导致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制造了更多的死亡。到了共产党执政，似乎终于实现了许多知识份子把中央集权与道德理想高度结合的梦想，结果又怎样呢？一场饥荒，死亡的人数超过了国共内战的总和。
中央集权助长激进主义思潮的泛滥，比地方分权更容易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是必然的。如果胡锦涛和他的智囊们看不到这一点，而以为他们如今集权，是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保守动机，因此不会发生大批死人的后果，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央不仅根本不可能知道解决千差万别的地方各种复杂问题的答案，而且，集权的结果是束缚众人的手脚，不断积累矛盾，最后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非激进的手段不能解决问题。
这本来是靠常识就可以理解的道理，但遗憾的是，在历史惯性的推动之下，胡锦涛以及一大批在过去十几年中从中央集权得到好处的大陆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很难抵御继续集权的巨大诱惑。所以，可以预料，大陆中国还要有许多人死于非命，死于集权导致的各种各样的人为灾难。没有人能够阻止中国大陆又一次中央集权的浪潮，尤其是当这种浪潮是和自欺欺人的道德诉求搅在一起。我们所能够希望的，就是在现代的资讯条件下，这次集权浪潮的代价不要太高，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能早一点醒悟。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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