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怡
今年是旧历甲申年，转眼就快过完。郭沫若曾作甲申300年祭，祭的是李自成1644年的成王败寇。但对四川而言，1644年最严重的事是张献忠入川。他9月陷成都，随后称帝。短短两年，在成都平原拉开了一场四川有史以来、也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
张献忠不但杀官绅，也杀士民。更可恨的是他以科举为名，骗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青羊宫中，尽数杀戮。古蜀以来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数年之间，天府之国竟虎狼遍地。这些基本史实在史学界原本是有定论的。如萧一山的《清代史》，就描写了张的恐怖统治。
可后来出于抬高农民起义合法性的需要，史书对这场大屠杀的记载，都被说成满清对抗清义军的造谣侮蔑。把“湖广填四川”全说成满清造的孽。如王纲的《清代四川史》，戴逸的《清史》等，都睁眼说瞎话，非把张献忠部说成是万民敬仰、英勇抗清的义师。
但四川的先人含冤不白啊，50年来每逢成都城区改造、挖路修渠，都会暴殄白骨，现身说法。如《荒书》记载，献贼入城后“先杀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皆令州县解入成都。杀则投南门外大桥下”。前年，成都新修南门大桥的下穿隧道，就在工地上挖出这个万人坑。我当时前往观看，骨白如玉，天地可鉴。一堆一堆，就在眼前。
先人360年的一场冤屈与悲情，迄今仍在谎言中被子孙抹煞和遗弃。于是回顾和澄清被遗忘的屠杀，就成了这个甲申年之于我的特别意义。我和作家冉云飞、余杰和流沙河夫妇等朋友，商议着做了一个成都·甲申360年祭的专题，包括文献整理、评论和座谈等。可另有朋友就说，你们谈四川历史上的屠杀，其他地方的人会感兴趣吗？听到这句话，我心中就打了一个冷战。
自古中央集权的传统，带来最可怕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知识系统，也会不知不觉的中央集权化。久而久之，就连我们的苦难都是中央集权式的，譬如你的哭泣如果不能被统一到一个共同的哭泣声中来，你的哭泣就可能被历史省略。于是张献忠杀四川人变得不重要，张献忠杀过满人却变得万分重要。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这种逻辑下，乱杀一气的屠夫，就被春秋大一统的记忆装饰成了民族英雄。
我曾在乡下特意询问一些小学生，他们知道中国所有三山五岳、大河大川的名字，能背诵中国历史正统朝代的整个谱系。但他竟不知道家乡的河流和山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清楚四川三千年以来的一个历史脉络。因为我们的知识谱系，我们的情感方向，从小就是被按照一种中央集权的模式去塑造和培养的。就是这种模式，一步步教我们爱遥远的事物胜过爱眼前的花草。教我们如何对当下的苦难保持麻木，而对抽象的词汇感到亢奋。
这种模式，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崇拜者。地方的记忆，地方的知识，地方的情感，不是在事实上被编排，就是在价值上被藐视。这使受教育者在最基本的个人情感上，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发烧友，和地方主义的痴呆症患者。
但一种健康而鼎盛的地方主义，恰恰是链接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最有力的中介。从西方历史看，没有地方主义的崛起，就绝不可能有政治民主。民主首先是一个地方概念，首先意味着政治权力及其来源的本土化。而没有地方记忆的凸现和地方情感的养成，也就没有一种健康的集体主义和政治共同体的摇篮。
如我，若是先没有作为一个四川人的骄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就有些虚妄。若是没有对四川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我对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也就显得不太可靠。犹如婚姻是一种最小单位的社会共同体，地方主义也是一种最小的政治集体主义。地方主义的政治观是一种中庸之道，既能抗衡无政府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又能适度消解虚妄的天下观与狂热民族主义的危险。
这一年，四川人的敌人首先是张献忠，不是满清。这一年之于我的记忆，也首先不是山海关和北京城，而是所谓义军对平民的屠杀。那么一种与整体记忆相反的地方记忆，是否对于整体就没有意义？如同与全体利益相悖逆的个人利益，是否就不正当？20年市场改革的最大成就，是重新确立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哪怕它与整体利益格格不入。而我们未来制度转型的目标之一，则需要进一步去确立地方利益和地方政治的正当性。
最近钱理群先生编了一本《贵州读本》。使我也幻想有《四川读本》、《广东读本》等等。我们在文化上去伸张地方的苦难，凸显地方的记忆和真相。这就和在经济上凸显地方的财富，在政治上伸张地方的权益一样重要。
2004-11-15
原载瞭望东方专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