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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军内的矛盾错综复杂，决非两条路线一下子就可以划清的，“文革”中的北京军区尤为如此。杨勇深知其中奥秘，所以没有对北京军区领导人耿耿于怀。杨勇功勋卓著、身居高位，而且毛、林、周都曾过问他被抓一事，但杨的命运却一直危险到可由小小的“军区保卫部”掌握之中，这似乎是匪夷所思，却不是最不可理解的。原炮兵司令吴克华中将“文革”中被打倒，７０年代初中央决定要为他平反时，具体经办此事的总政治部居然找不到他，后来才得知他被关在一个地下室里，但并无证据。所以如何把他提出来就是一个难题，万一关押他的人拒交或转移，事情就会更加麻烦。李德生灵机一动，写了一个“提审吴克华”的手令，总政保卫部的人凭此才向对方把人要来。（谢国明，１９９７）可见，即使中央决定了的事，也不一定能顺利办成。除了一片混乱的大环境外，权力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都在起作用。
１９５８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彭德怀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给总参谋长粟裕扣上“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罪名赶出军队。１９７８年，彭、毛都已离世，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均指示要为粟裕平反，但就是平不了。直到他逝世后，《中国大百科研成果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才写上：“１９５８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一句，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让人转告粟裕夫人楚青：“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办成这样了。”（梁丞，１９９９）难道有人可以违背邓、叶、胡及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的意志？
５、华北山头
从后来的事件来看，杨勇于１９６７年被打倒是个好事，因为此后的北京军区一直在政治漩涡中打滚。据陈先瑞介绍：“从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林彪、‘四人帮’制造‘杨、余、傅事件’。捏造‘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起，北京军区所谓‘反华北山头主义’就没有停，前后达７年之久。在此期间，曾三次发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陈先瑞：２０００A）
林彪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此前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在“九一三”之后得到纠正。北京军区的事情之所以复杂，在于反“华北山头主义”的口号决不只是林彪一个人在用。虽然各自的目标不一样。
１９６８年林彪等人批判“华北山头主义”“晋察冀山头主义”，直接对象是杨成武、郑维山，间接目标是聂荣臻、徐向前。４９年以前，聂长期任晋察冀、华北军区司令，徐向前１９４８年任华北军区副司令。
第二次批“华北山头主义”，与毛泽东批陈伯达有关。直接起因是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上，华北小组在讨论时，由于陈伯达、汪东兴在发言中拥护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主张设国家主席，不明内情的其他与会者纷纷赞同设国家主席一说。由李雪峰等人签暑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反映了这一内容，引起毛泽东的震怒，称这份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简报”。陈伯达倒台后，毛泽东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６日在一份报告上批示：陈伯达“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成为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他用了三个办法，一是“抛石头”：批转北京军区所属３８军批陈整风的报告；二是“掺沙子”：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由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三是“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将李雪峰、郑维山调离原职，任命李德生为司令，谢富治、纪登奎为政委。毛的动机是削弱林彪在军队的势力，“华北山头主义”的口号正好用得上，江青在华北会议上就说：“从聂荣臻开始，华北的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紧接着一个班底”，“你们就是相信聂荣臻、徐向前。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是叛徒，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务。”（陈先瑞，２０００B）
由毛泽东的此一判断，林彪事件后，北京军区反“华北山头主义”第三次掀起高潮。陈先瑞介绍说：“‘四人帮’原来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说成是反对林彪的，林彪爆炸后他们又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说成是跟林彪的；原来他们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这会儿又说北京军区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窝子’；原来他们把北京军区说成是陈伯达篡党夺权的‘后盾’，这会儿又说成是林彪在首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墙角’；原来他们把郑维山说成是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的‘武将’，这会儿又说成是林彪的大将。”（陈先瑞：２０００A）
这就是北京军区与“文革”的关系，毛泽东、林彪、“四人帮”都对北京军区不满，每一次在的政局变化都会扯到北京军区，假如杨勇在位，大概也难免郑维山的下场。
反“华北山头主义”是为了反聂荣臻、徐向前。值得注意的，杨勇、廖汉生之后的军区主要领导人大多是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的部下：郑维山、陈先瑞及副司令滕海清是四方面军的；继之而起的李德生、谢富治以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后的陈锡联也都是四方面军的。
聂荣臻、徐向前从未被正式打倒，因此北京军区也不是任人随意揉搓的。毛泽东曾用“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北京军区，所以用“抛石头”等办法来对付它，但石头也不是万能的。陈先瑞回忆说：“在我主持那段日常工作中，对干部的组织处理上，是慎之又慎的。在运动期间，军区党委常委就达成共识，对运动中出现的干部问题，组织处理一律放到运动后期。所以，十年动乱中，军区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无一人是军区党委或军区党委上报罢官的；军区机关干部战士无一人是军区党委定性为‘反革命’的。我在主持工作中，既不积极批‘华北山头主义’，又注意保护了一批干部，当然引起了上面的不满。因此自华北会议起，就把我与郑维山绑在一起批，说郑维山是林彪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华北山头主义窝子里的‘窝主’，我是‘副窝主’。”（陈先瑞：２０００A）
据陈先瑞自己说，“批林批孔”期间，他曾多次冒犯江青，但其命运在“文革”中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陈在中央有周恩来支持，在军区有陈锡联、纪登奎的帮助，所以江青也无可奈何。杨勇后来在新疆的行为表明，如果他还在北京军区，也会像陈先瑞一样抵制江青。江青等人始终未能介入军队，她的失败命运，早在当红时就决定了。不过，即使反江青，即使有周恩来的支持，“文革”后的陈先瑞还是被认为有问题。１９７８年年底开三中全会时，陈是２５个没有被通知与会的中委及候补中委之一。（于光远，１９９８：２９２）
６、“力量”何在
大树一倒，全家混乱。厨师被调走了，１１岁的杨菁不得不下烟雾腾腾的厨房做饭。妈妈林彬到宁夏干校去后，她和三哥相依为命，在学校里受到歧视，在看病也要服从政治的时代，她得了病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在辛酸的日子里，她忆起了幸福的童年：
多么美好、让人留恋的少年时代，充满了阳光和欢乐，即使是是忧愁也是美丽的。史无前例的风暴把这一切都刮得无影无踪。经过一段痛苦的经历，我和过去的那个性格温顺的我告别了，我变得刚强、有主意和好斗，听到有了议论爸爸，马上反唇相讥。（杨菁，１９８７：３７）
但并不是每个“三反分子”的子女都能变得刚强。吴晗的女儿吴晓彦曾以“富有感染力的大笑和带有梦幻色彩的感情”而与杨菁成为好朋友。１９６８年，吴晗夫妇死亡，１５岁的吴晓彦靠着吴晗对历史公正的信念而“没有随爸爸妈妈一起去”的，然而她的生活“没有一星半点的快乐，有的只是无尽无休的屈辱和一片恐怖。”（杨菁，１９８７：２８２）在深深体验到“世界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我不知道从哪能获得力量……”之后（杨菁，１９８７：２８８），她终于发疯而自杀。
“我是幸运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像她那样陷入绝境。要去西大滩前，我身边有像老王伯伯、窦姨、小张这些淳朴善良的人，他们冒着风险，用自己赤诚的心温暖着我，保护着我……后来我去了西大滩，天没塌在我头上，有千百双手共同擎着它……”（杨菁，１９８７：２９１）为什么杨菁身边有“人民”而吴晓彦没有？这恐怕不是个性问题，而是父辈的身份不同。杨勇是功勋卓著的战将，吴晗充其量如杨勇所说“是我们党内一个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帮忙的文人。同是“三反分子”，杨勇的功劳已经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而吴晗则要靠领导人的信任的关怀才能身居高位。毛泽东会在１９６９年的“九大”上说到杨勇：“北京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是有功劳。”（杨菁，１９８７：４３）他绝不会说“吴晗有功”。
更重要的是，像杨勇这样的高级将领，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中培养了丰富的革命关系，亲朋故旧、老战友老部下一大堆。杨勇在石家庄医院时，自感处境险恶，却依然能得到老部下的帮助和提醒；假如吴晗处此境遇，恐怕没有人能够关照，因为他的关系多在文教一线，而这些人在“文革”中已被踏上一只脚。父辈不同，子女自有悬殊。“文革”期间，老革命的子女大多进了部队，只韩先楚任司令的福州军区，就安排了二百多个。受父辈影响的儿女们还是在父辈们赖以起家的部队中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避开了下乡的痛苦。杨菁也是这此背景下进了东北一家部队医院。“文革”的促进派当然不愿意有人通过进部队而躲避革命风暴的洗礼，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时还有一个“批走后门”，江青指名批评叶剑英把女儿送到福建参军。“一时间退兵退学的风潮铺天盖地而来，直接冲击着象我这样的干部子女。”（杨菁，１９８７：２９６）这客观上说明当时的干部是“走后门”的。但吴晗即使活着，恐怕也难有“后门”把子女送到部队。
杨菁没有把吴晓彦的故事讲全。“１９７５年８月，吴晓彦给中央专案组写出了封信，提出三点要求：给吴晗作结论；要吴晗骨灰；发还抄家抄去的书籍。几天后，北京市某区公安局奉承上级命令，逮捕了吴晓彦。……由于折磨、刺激而疯，以致自杀。”（于伶、子真，１９８６）如此说来，吴晓彦之所以发疯，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民”的帮助，而是因为有“专政”工具的镇压。她的发疯和自杀，并无什么特别的思想意义，而是被迫害至死的典型案例。
７、“八旗子弟”
“文革”期间干部子弟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一个远未得到重视和研究的课题，由于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子承父业走上领导岗位，这个课题因此与中国改革大有关系。
杨菁在书中提到一个叫“小朋”的人，她曾是“文革”初期风云一时的人物（也许就是“联动”成员）。她从浙江回到北京那所带走廊、有荷花池的四合院后，家中立即成为同类年轻人的聚会场所。那是一个艰难有日子，他们相互同情、相濡以沫，在一起谈论文学艺术，传阅“四旧”书籍，并“以看破红尘的口吻，自我解嘲，又不无辛辣地抨击着我们似懂非懂的政治”。（杨菁，１９８７：４７）同是京华沦落人，杨菁从中感到温暖和关爱。但很快，她就对他们那种留恋过去、绝望未来，对现实愤世嫉俗、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产生了怀疑。“起初，我觉得他们很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尽管思考深刻，争论热烈，却不会做任何事情。后来，又发现他们缺少罗亭那颗真诚炎热的心，一度在他们心中燃起的那个热爱真理的火焰已经黯深究，虽然还没有熄灭，但它既不能温暖自己，也不能照亮别人。”（杨菁，１９８７：５０）
第一是鄙视劳动人民。“他们大多在浙江农村插队，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天台山的古梁飞瀑、琼台夜月和国清寺的晨钟暮鼓，而对那些辛勤耕作的农民却嗤之以鼻，不加掩饰在嘲笑他们的‘愚昧’、‘粗俗’，菲薄他们的劳动。”（杨菁，１９８７：５０）
其次是今朝有酒人今朝醉的挥霍。“不管是谁，只要有了钱，就去‘新侨’、‘老莫’、‘和平’等餐厅饭店大‘搓一顿’。眼巴巴地吃了上顿没下顿，偏要‘拔份子’，一花就是七八十元，甚至上百元钱。他们这种做法常使我想起八旗子弟的败落来。难道我们竟真的这样没出息吗？小朋他们热衷享乐，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显现出自己的高贵和与众不同。”（杨菁，１９８７：５２）
革命者大多是农民出身，刚进城时闹过许多笑话，连自来水水龙头都不会使用，但很快他们就像接管政权一样接管了文明社会拥有的一切，生活方式日益高雅精致，“周末舞会”、“内部电影”、“避暑”、“休假”之类农民闻所未闻的玩艺儿成为他们生活的必要内容。当农民们把自己的孩子取上“解放”、“建国”甚至“援朝”“跃进”之类的革命名字时，如今已不是农民的领导们却纷纷为自己的孩子取上“青青”、“亭亭”、“姗姗”、“媛媛”这类“资产味”十足的软性名字。这些孩子中的多数进了专门为他们开设的“贵族”学校，到“文革”时，他们已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地不再属于父辈们的世界。农民当然是愚昧、粗俗的，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聪明、精致起来，所以才有革命一说。然而，如果享受革命成果的农民及其后代也鄙视农民，那么这场革命恐怕不能算是真正成功。所以才有毛泽东以“反修防修”为名发动“继续革命”，他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给一个领导干部的女儿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吗？名字是形式，接下来的是让他们回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但谁愿意在走出“愚昧”“粗俗”之后再回去？他们当然成了“文革”的阻力。
告别这些朋友后，杨菁到宁夏“西大滩”劳动，农闲时到“五七中小学”学习，语文老师在讲过《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后，用文中的观点对每个学生的家庭进行“阶级分析”，指责这些来自北京的沦落子弟们说：“你们家是不用像农民一样一分钱一分钱地计算生活的”。（杨菁，１９８７：１０５）这当然引起这些学生的抗议。但结合小朋们的行为想一想，谁又能说地位和经济水平不在影响着人的政治态度？杨菁不也想到“八旗子弟”吗？
其实，这些人并不是“八旗子弟”。“八旗子弟”所属于的世家贵族延续了近三百年，等到晚清破败时，他们早已过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周期，而“新贵族”们才不到２０年，父辈们的“愚昧”“粗俗”还没有脱尽，大量亲属还生活在底层农村，还没有能修炼出一代贵族。也正因此，他们的表现就特别令人叹息。有一次，一个正在走红的总后负责人的独生子来找小朋，父亲是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的宵小之徒，儿子也是当时那批“衙内”中的的声名藉的歹徒。
他来找小朋，我们都劝小朋不要见他，可小朋犹豫了一下还是出去了。……只见他俩站着谈了一会，他放肆地拿起小朋的辫子吻了一下，然后丢下两张拾元的钞票趾高气扬地走了。小朋的脸气得铁青，把钱扔在地上，一面不住嘴地骂着“混蛋”，一面气狠狠地跺着扔在地上的那两张钞票，嚷着找火柴要把它烧掉，可是气头一过，小朋又拿它去买东西吃了。（杨菁，１９８７：５３）
无法知道“小朋”们后来的命运，可以肯定，当他们熬过苦难“沐世职”之后，鄙视劳动人民的观念恐怕只会强化，落魄时都没有把劳动者当回事，何况官复原职之后？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却会变化：既然朝朝有酒，今朝醉不醉也就没有意义了。他们更不会为“两张拾元的钞票”而丢失尊严。假如如此秩序再延续几代，“小朋”们的后代也可能真的能显出自己的尊贵。
８、毕竟是他们
１９５９年年底，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邓力群，１９９８：２０２）１９６４年７月５日，毛与他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场有关培养接班人和教育革命问题的著名谈话。１９６５年８月２０日，毛就这一次谈话对薄一波说：我跟一个军事学校的学生毛远新讲：你们啥事也不懂，马牛羊，稻梁菽，麦黍稷，什么都不懂。你们到农村搞一个冬春。毛远新是我的侄儿，成了大老爷了，不好。（薄一波，１９９７：１１９７、１２０１）结合杨菁对“小朋”等人的描述来看，毛泽东的判断一点都没错。
但是，“文革”中“全国山河一片红”（成立“革命委员会”）时，２０出头的毛远新即被任命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１９７３年又兼任沈阳军区副政委、辽宁省委书记，成为东北地区的“太上皇”。少年得志，免不了盛气凌人。有一次看篮球赛，看台上挤满了人，毛远新坐的那排领导席只有他一个人，浑然不觉周围的人对他侧目而视。
原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伯伯的儿子从后面走上去，直挺挺地站在毛远新面前，横眉冷目地盯着他，大声地问：“你叫毛远新？”“他做出一副不屑理睬的样子打量着这位老同学。”“不认识啦？”这位老同学阴沉着脸，闷雷一样地吼着，把手伸过去按住毛远新用脚踏着的一把椅子背，猛地一扯，将他扯了一个趔趄，老同学扛上椅子扬长而去，毛远新在一片奚落声中神色狼狈，不知所措。（杨菁，１９８７：３１２）
毛远新毕竟年轻，遇到这样的事似乎也毫无办法，杨菁没有说到小赖因此受到什么惩罚。其实，毛远新既可以盛气凌人，小赖当然也就可以羞辱他，江山本来不是毛泽东一人打下来的。
赖传珠是井冈山下来的上将，病重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派人探询，先后四次用专机调请全国专家会诊。１９６５年病逝，躲过了一年后的“文革”，他的儿子是清清白白的“革干子弟”，行为就可以少受约束。鉴于毛远新的行径，小赖的恶作剧令人解气。但说到底，他们行为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毛远新可以骤获高位，眼空无物；小赖可以赖父荫羞辱毛太子，扬长而去，原因只在于他们都不是普通人。
高级官员被捕入狱乃至屈死监中的现象并不罕见，而他们的子弟有时反而可以为所欲为，差别在于前者主要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而后者一般却属于“纨裤”子弟的劣迹。“刑不上大夫”是古中国的传统之一，它很容易延伸为“刑不上大夫之子”。“１９８４年，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北京政法部门立案审理。因其是胡乔木之子，乃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逮捕法办。后依法判刑一年半，但不久即以‘保外就医’为名出狱。”（李锐，２００１：４５）胡乔木之子也被抓起来，说明中国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但抓一个诈骗犯也要日理万机的中央书记处讨论，判别刑后不久又可以出狱，又说明法制化建设还任重道远。
９、炽热和冷漠的
１９７１年月４月，杨勇腿伤基本治好，但既未平反更不上工作，正是为难之际，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对他说：“在北京不利，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请你们不定期来我这儿吧。”（杨菁，１９８７：１７２）从此，杨勇在风和日丽的青岛休养了一年多。严格地讲，杨勇此时还是被打倒的“三反分子”，杨得志却可以在权力范围内提供方便。
同样，１９７５年，在新疆军区司令任上的杨勇，邀请罗帅夫人（林月琴）、董老夫人（何莲芝）、谢老夫人（王定国）和女将军李贞等被称为“妇女集团”几位“大姐”新疆参观。“天高皇帝远”她们尽情表达对“文革”不满，兴奋异常地传播毛泽东批评江青的“小道消息”。杨勇还特意要电影公司放映《洪湖赤卫队》给她们看，刚刚打出片头，放映室里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人们感有股不可名状的兴奋在胸臆中冲击回荡，说不清是喜悦还是痛苦，搅得人心酸。”几位老妈妈情不自禁地随着韩英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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