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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
杨勇之女杨菁的回忆录《往事》１９８５年由解放军出版社了版后，两年后由明天出版社新版。新版与旧版的区别：一是书前加了一篇伍修权的序；二是作者加了一个张作光，三是内容增加了：旧版只写到“文革”后期杨勇恢复工作为止，新版加了杨勇解放后在沈阳和新疆军区工作的经历。不知是什么原因，杨勇于１９７９年调任副总参谋长后的情况却一点没有涉及。
１、无形的恐怖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杨勇在京西宾馆开会时被抓，全家在震惊之余似乎也有预感：
大约十天前，在北京军区的一次党委会上，事前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廖汉生政委就被造反派抓走了。这种事情近半年时常发生，弄得人们惴惴不安，不知哪一天就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家里的欢乐渐渐少了。一种无形的恐怖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杨菁，１９８７：１）
但杨勇本人可能确实没有想到。据陈先瑞回忆，１９６７年１月“全面夺取”展开之后，林彪面示杨勇：“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烧掉廖汉生。”杨勇在军区常委会上，没有传达“烧掉廖汉生”的指示，但在１月８日，军区文工团的造反派来到常委会会场，要求廖汉生去看大字报，廖问：“你们看怎么办吧？”杨勇回答：“我看还是去看大字报，正确对待群众嘛。”廖说：“好吧，我看你们是商量好了。”廖从此即被非法关押。能随意抓廖，也就能随意抓杨。杨之感到意外，主要因为抓廖的当天晚上，代总长杨成武曾对北京军区领导说：杨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陈先瑞：２０００A）杨勇当然不会想到无产阶级造反派会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北京军区地位重要，兵力最多（８个野战军和１０多个独立师），从历史渊源来看，军区的基础是原晋察冀／华北军区，司令兼副总参谋长杨勇上将是彭德怀在红三军团的老部下，政委兼国防部副部长廖汉生中将属贺龙系统，不属于支持“文革”的核心力量；从现实形势来看，北京市被彭真搞成“独立王国”，北京军区不可能没事，林彪就说过：“其他军区情况都了解一些，唯独北京军区情况不了解。”（杨菁，１９８７：２０４）在毛泽东要杨、廖找林彪谈谈后，两人谁也没有去。１９６４年罗瑞卿主持“大比武”时，就数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积极性高。彭、贺两帅和彭、罗都已被打倒，北京军区肯定也要大换班。
但杨勇被打倒的过程却又有其特殊性。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下午，江青等人在军委碰头会上批判总政主任肖华，基于保肖的动机，徐向前在散会时宣布会议内容严格保密，不准外传。但杨勇还是在北京军区作了传达。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１９６５年肖华曾积极批判“大比武”。这一“回应”给杨勇带来灾难。徐向前记得，几天后，“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可能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因为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反彭黄不积极。……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徐向前：１９８７：８２４—８２５）事后，“林彪一伙却造谣说是叶剑英、徐向前要搞他，嫁祸于‘中央文革’。”因为有此一谣，“若干年后，这个疑问在个别人心里，仍未彻底解开，以至留下小小的遗憾和‘误会’。甚至有人抓住此事，企图挑起新事端。”（范硕，２００２：１５８）
“文革”时期高级干部从人上人沦为阶下囚常常是瞬间之事。杨菁之所以感到“恐怖”，主要可能不是杨勇被打倒这个事实，而是这种打倒的方式。具体经过是：会议期间杨勇住在京西宾馆，凌晨发现秘书带着一批人要抓他，就和警卫员从后门出走躲到卫戍区，很快秘书也带人赶到，双方一度僵持。抓捕者打电话给北京军区负责人，得到批准，杨勇就此失去自由。这给杨勇及其家人的感受是，像他这样的领导人没有任何安全保障，随时随地可以被抓进去。有的人虽然没有被抓但也吓得够呛。陈先瑞就记得，在１９７０年底召开华北会议上，“有两位军职干部和两位师职干部被搞得心脏房颤，有的送进了医院。”（陈先瑞：２０００B）
廖汉生、杨勇被抓后的１月２９日，周恩来宣布：原副司令郑维山为代司令，李雪峰兼第一政委，陈先瑞为副政委中“牵头的”，北京军区完成了“文革”中的第一次权力交替。
２、法西斯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毛泽东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之妻刘淑清的申诉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丁龙素、听雨，１９９９：２７５—２７６）这是第一次用“法西斯”来指称“文革”监狱中虐待犯人的行为。但“法西斯”的具体情况如何，还少见描述。
杨勇被关押期间受到各种折磨，用一盏２００瓦的大灯泡放在他的头顶上，一天２４小时的烤着。
更卑鄙的是他们还千方百计诱逼爸爸自杀。他们把爸爸关在五层楼上，撤去哨兵，窗户大开，桌上摆着绳子和整瓶的安眠药。当爸爸对这种逼讯和折磨提出抗议时，他们就有意暗示说：“受不了，你可以死嘛。”（杨菁，１９８７：６８）
当时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原《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在狱中时，监护人员“暗中故意使用‘启发’‘暗示’‘刺激’诸卑劣手段引诱某些人自杀。”比如发现某人自杀后，“他们不是悄悄地把死者运走，故意大喊大叫，叮叮当当，把整幢楼已经熟睡的的人全都吵醒。这不是故意启发人们的邪心，刺激人们的感情么？”（穆欣，１９９４：３７４—３７５）
除了诱之以死外，出奇的整人办法多得很。穆欣回忆说，他所在的监狱经常给人服用各种药品，“折腾我们的头脑，有的服后产生幻觉，有的出现恐怖感，有的服后话特别多，自己无法抑制，还有一种药品，导致一切记忆中的事物性质完全颠倒。”１９７５年４月２日国家代主席董必武逝世，４月５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去世，“监狱当局又乘机以《人民日报》来做手脚。他们送来刊有董老逝世新闻的报纸之前，暗中给我吃了抑制流泪的药品（‘女犯人’在狱中会见前往探视的子女之前，许多人都给吃过这种药），使人怎么难受也流不下泪水。但到送给刊有蒋介石死讯的报纸之前，故意又给吃下相反作用的药。纵然如此，对人民公适度蒋介石的的死也不会有丝毫‘难受’，更不会流眼泪。他们观察到这一点，又叫‘狱卒’们把浓烈的刺激眼睛的，容易流泪的硫酸液倾洒在囚室门口地上，还用扇子往里扇，力图逼出你的眼泪，可以上报你的‘反革命感情’。”（穆欣，１９９４：３８８—３８９）
设计这样的整人办法，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反革命”。这就为什么敌人越揪越多的道理。
３、谁主沉浮
杨勇被抓一事的背景扑朔迷离。陈先瑞回忆：“杨勇、廖汉生是怎么被打倒、关押起来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但上面又几次追查是哪方面下的命令，谁把他们抓起来的。３月，上面追查杨勇被抓的问题，北京军区写了报告，并请示批示，但上面没有批复。对此，我感到很不理解。他们一个是副总长兼军区司令员，一个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区政委，谁敢抓他们呀？如果错了，上面一句话务员就放出来了吗？可是，事情却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陈先瑞：２０００A）
究竟怎么不简单？在１９６８年年底周恩来起草的原八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委中准备提名作九大代表的名单中，就有杨勇的名字；（金冲及，１９９８：１９５６）；陈先瑞介绍，一是毛泽东在１９６９年的“九大”上问过“北京军区的杨勇是怎么回事？”此后林彪也向军区查问杨廖被抓一事。（陈先瑞：２０００A）陈先瑞认为林彪是推卸罪责，嫁祸于人，但为什么毛、林过问之后杨、廖还不能放出来？
毛泽东在“九大”上的讲话不久就传到杨勇家属的耳中，他们理所当然地期待着杨勇命运的转机。然而，“林彪一伙在北京军区的追随者”不但没有放出反而加大了审讯力度，要求专案组“在毛主席没有做出新的批示之前，继续按敌我矛盾，一定要尽快整出个结果来。”（杨菁，１９８７：６７）当杨勇在于１９７１年初跌伤之后，军区保卫部禁止把他身残住院的消息告诉家属。一个了解情况老部下告诉他：“首长在这儿很危险，你要争取尽快去北京。……批陈整风和华北会议后，北京军区的情况十分复杂，一些人心里很明白，加害首长的机会不多了，格外疯狂，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人心隔肚皮，首长的手术千万不能在这儿做！”（杨菁，１９８７：１２９）如果不是妻子林彬来得及时，他很可能被害死。
林彬收到杨勇跌伤的电报后迅即赶到石家庄，当时的形势非常危险。一到石家庄医院杨勇夫妇就商量了一套抢救计划，中心内容是林彬到京活动，争取杨勇到京手术。
林彬一到医院就被监视，不可能公开离开。在最黑最冷的凌晨４时，趁着人们都在酣睡之中，林彬悄然出走。因为担心在候车室被人发觉，就到街上走动，还得注意后面有没有人跟踪。临走时她交代杨菁：“我走后，爸爸就交给你了，你和小姚一定要有一个人在病房守着爸爸，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要同意在这儿做手术。我一到北京，就想法与你们联系，北京来电话你亲自去接，别人的转告可千万不要相信。”（杨菁，１９８７：１４４）
第二天早上，监视的人发现林彬已经不在后，决定上午就给杨勇动手术。此后整整一天，几个以“军区保卫部”“军区宣传部”“军区党委”“上级组织”等名义出面的人轮番上阵逼杨勇做手术，都被杨勇以各种理由拒绝。
林彬在北京的活动最为紧张。中午在北京站下车后，首先找到李先念的夫人林佳媚，请李先念帮忙，李表示下午开会时向黄永胜、邱会作等人提出。下午６点多钟，李先念秘书转告说邱会作已答应尽快想办法。林彬不放心，又去找万里夫人边涛，边涛提议给周恩来写信。信于午夜１２点发出后，林彬担心周恩来收不到信，又给李先念写信，请他在次日早饭前后给周的办公室打电话了解情况。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深夜，周恩来正召集一个紧急会议，林彬的信已经送到周恩来的会议桌上，周当场连说两句“接回来！接回来！”
林彬在京时，最担心的是杨勇在石家庄顶不住，因此每隔一小时就打一次电话或发一封电报给杨菁，内容都是“等北京的消息，坚决顶住，不在医院做手术。”（杨菁，１９８７：１５１）得知中央决定后，她发出最后一份电报，回家后以担心电报也许在送报纸的时候才能看到，旋又到邮局打电话告诉杨菁。
服从组织、服从上级是革命成功的关键，革命者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杨勇的去留死活，只有中央主要领导人才能决定。但在杨勇的心目中，军区保卫部权力很大；而在救杨的活动中，林彬的在京活动最为重要，杨勇的命运几乎就系于她的求告能否上达中央领导，她的请求能否得到中央领导的同意。这一过程充满偶然性。尽管原则上军区决没有人有权加害杨勇，即使他仍然被打倒，但假如中央没有人为杨勇说话，军区保卫部就可能让杨勇死于非命，至少杨勇当时是这么认为的。这当中也充满偶然性，因为并不是所有被打倒的人都面临他这样的险境。两个偶然性加起来，杨上将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很多个人的活动。
“文革”期间许多干部被打倒后，家属纷纷上京活动。他们都知道，“干部政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丈夫的命运要靠夫人去争取。好在这些人一般都与中央某人熟悉，即使不熟悉，也要各显神通，拐弯抹杀找关系。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打倒后，他的夫人杨瑞波１９７４年１０月赴京上访，关系人之一是赵健民小时候的武术老师姬安镇之女姬玉兰。姬玉兰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她的朋友王雪明是当时通天人物王海容弟弟王海良的朋友，杨所以托他转交申诉信。（丁龙素、听雨，１９９９：２９８）据邓拓夫人丁一岚说，１９７９年为邓拓平反时，追悼会的悼词不给丁一岚看，“后来北京市委有一个同志，跟邓拓很好，他给我看了悼词。”（任捷，１９９９）
令人不解的是，这两天发生的一切之于杨勇一家真可谓命运攸关，但杨菁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对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却交代不清。书中有三个时间概念：
一是说１９７０年２月８日，南苑机场“阳光灿烂”，杨勇回到北京。（杨菁，１９８７：１６３）
二是说１９７１年年底“临近春节”时接到杨勇跌伤的电报（杨菁，１９８７：１１８），那么后来的事应当是发生在１９７２年；
三是说此事发生１９７１年初。杨菁在书中引了三封信称赞杨勇在裴堡农场的言行，三封信都说杨是１９７０年初到农场的，而杨恰恰是在农场期间跌伤的。另外杨菁１９７０年２月给小朋写了告别信后去了宁夏，“一年之后”也就是１９７１年初接杨勇的电报经北京到石家庄。
比较起来，杨勇跌伤并回到北京治疗的时间应当是１９７１年初。这也和书中一再交代的大背景一致：１９７０年９月庐山会议后开始批陈整风，李雪峰、郑维山受到批判，北京军区改组。此时林彪事件已露端倪，但林彪及黄吴李邱等人还在台上，因此才有李先念要邱会作接回杨勇之说。
４、杨勇的背后
杨勇在石家庄真是危在旦夕吗？
１９６９年５月郑维山和陈先瑞被正式任命为军区司令和政委，他们不可能对杨勇的情况一无所知。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会议上表示：“杨勇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据陈先瑞说，杨勇被抓后，曾两次给毛泽东、林彪写信，北京军区一刻也没有压他的信，每次都立即了上送，毛可能没有看到杨勇的信，所以才这样说。（陈先瑞：２０００A）可见至少在写信时，杨勇还是信任军区能把信转上去的。
毛泽东的话传出后，有人怀疑整杨、廖的是郑维山和陈先瑞。军区管理局的一个副局长揭发：一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紧急备战时疏散杨勇到外地的路上，制造汽车相撞事故，企图把杨勇撞死；二是１９７１年１月杨勇在部队调研时摔伤，送到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当时有人授意截掉杨勇的一条腿，使其终生残废。时任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受命调查此事，最后的结论是：杨勇、廖汉生被抓起来，关押审查，经反复查核，北京军区没有责任，上面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以后谁也不要问了。（陈先瑞，２０００：第４期）这说明，１９６７年继杨、廖而起的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在抓捕杨、廖问题上没有责任，他们也没有使杨勇残废的企图。但杨勇受迫害是事实，他在石家庄的恐怖感也不是空穴来风。如果双方所说皆实，那么只能说在北京军区之间，有更高的力量在掌握着杨勇的命运。
事实上，当杨勇受迫害时，郑维山、李雪峰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陈先瑞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紧张、最矛盾、最迷茫、最痛苦的时期。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周恩来在接见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的群众代表时说：“今天在座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是一个好同志，是个老红军。去年毛主席八次接见来京１２００万红卫兵，就是郑维山同志指挥的，保证了没有出大乱子，你们把这样一个同志扣留起来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允许的。”（陈扬勇，１９９９：１５１）但形势在变。１９６８年“杨余傅事件”后，林彪要求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主要对象是曾为军区司令的杨成武、副司令的傅崇碧和郑维山，总参谋长黄永胜对郑维山的检讨极不满意。
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决定批判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被卷了进去。陈先瑞认为：“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影响很小，毛泽东对他的活动的估计却如此之高，对北京军区作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包含着对北京军区领导的不信任。”（陈先瑞：２０００A）在１９７０年年底到１９７１年年初以批陈为主题的“华北会议”上，李、郑被迫检讨并受到严厉批判，江青说郑维山向她要“开枪权”、“扫荡权”；陈先瑞派人“跟踪”她。会后撤销李、郑的职务，任命李德生为司令、谢富治、纪登奎为政委，陈先瑞维持原职。北京军区完成第二轮权力交替。
如果说１９６８年的批判主要是林彪发动的话，那么１９７１年的批判则是毛泽东发起的，但毛、林在清算北京军区的问题上一致的。揪“杨、余、傅”时林彪说：为了此事，“中央在主席那里连续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１９７１年毛泽东南巡时批评北京军区是独立王国时说：“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陈先瑞：２０００B）毛、林联手两度批判北京军区。陈先瑞具体介绍：１９７１年初，“林彪和‘四人帮’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同陈伯达扭在一起，编造出一套谎言，说什么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把郑维山奉命陪同陈伯达到内蒙视察，说成是‘背着中央’，‘为庐山反党作准备’，‘是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图遥相响应。’‘陈伯达在庐山那样有恃无恐，是因为有北京军区给他做后盾’。”（陈先瑞：２０００A）不但是毛泽东，林彪也把郑维山和陈伯达联系起来批判。
一般认为，陈伯达属“林彪一伙”，无论是“批陈”还是“批林”，北京军区都被卷了进去。１９７３年，中央专案组在“关于林彪扳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把李雪峰当作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永远开除出党”。但其间的历史细节还有待重建，至少在北京军区的问题上，毛、林有一致之处。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中央为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平反；１９８２年中央恢复了李雪峰的党籍；郑维山于１９８３年出任兰州军区司令，２０００年５月逝世后新闻稿说他“十年动乱期间，他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因此不能把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视为“林彪一伙在北京军区的代理人”。问题是除了这三位主要领导人，北京军区还有谁可能是林彪的“代理人”？１９７１年初杨勇在三０一医院期间，鉴于北京军区已经改组，有人动员杨勇揭发原北京军区领导的问题。杨勇说：“这样子我不能做。对他们最近几年的所作所为，我不清楚，道听途说和自己的揣测不能算数。如果他确实有问题，组织上一定会查清楚。”“这些年，我被隔离，谁搞我，为什么搞我，不能说心里一点也不明白，但仅凭个人的感觉就做为问题向组织上揭发，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不能因为他们不负责任地整了我，我就不负责任地搞他们。”（杨菁，１９８７：１６７）巧合的是，“华北会议”后下台的北京军区的一个负责人（可能就是李、郑之一）此时也在三０一医院，并受到大家的冷遇。杨勇对此人没有好感，因为他在此人主持的批斗会上被打伤了头，但杨勇还是主动去看了他，他并不认为北京军区的领导要为他的冤案负责。
李雪峰、郑维山根本负不起打倒杨勇的责任，没有毛泽东同意，就是林彪也无权抓捕北京军区主要领导。但杨勇在关押期间的恶劣处境，却不一定要由毛泽东直接负责。“文革”初期在“中央文革”工作的穆欣注意到：“有时毛泽东听到一些未必确切的汇报，讲到某负责同志的‘三反言行’，往往气恼地说‘叫他办三件事’（意即关起来，每天只做‘吃喝、拉撒、睡’这三件事。）但等把一个人的事讲完了，当场总会有些议论。说到后头，毛泽东还常常说一句：‘运动后期再甄别吧！’”当时的处理是先关起来再说，杨勇的被捕可能就属于这样。只是毛泽东不会也不可能具体过问“关起来”以后的情况，从而这些被“关起来”人的命运就差别极大。有的人等到了后期“甄别”官复原职；有的性急的以自杀相争；更有的被迫害至死。“文革”初期谈到批判学术界名人时，有人问党的“一大”代表、哲学家李达是否可以批判时，毛泽东不无感慨回答：有错误可以批判，不要把他整死了。（穆欣，１９９４：２９５）李达后来终于被整死了。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只是一旦把李达交付“群众批判”，他的命运就由不得毛泽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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