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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奎德博士：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网刊《观察》主编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全球举办了二十多场研讨会，陆续来有很多国际大城市相继会举办《九评共产党》相关研讨会，全球许多著名学者、侨社领袖、民运领袖和专家等纷纷发表演説，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大纪元正陆续刊出研讨会上的一些精采演讲。
12月4日，大纪元时报华府分社及华府论坛联合举办了《九评共产党》研讨会。研讨会在马里兰州蒙郡议会大楼听证厅举行，从下午2点至6点进行了约4个小时。近百位来宾到场。
全侨民主和平联盟第一届总盟理事长、大华府中华会馆前主席巫和怡博士作了「从民主和平及海外华人的角度，也评中国共产党」的演讲。大华府及纽约人权律师、中国问题专家叶甯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国际共産运动之祸源与人类历史之教训」。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网刊《观察》主编陈奎德博士作「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的演讲。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前系主任、乔治华盛顿大学Fulbright学者明居正博士也作了「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引起的共鸣与反思」的演讲。
《九评共产党》已经把中囯共产党的从头到脚、从历史到现实都做了相当深入的剖析。我想，在世界范围内发表和传播《九评共产党》，这个事件，也许可以成爲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精神事件。我相信，在中国精神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史上，《九评共产党》已经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它已铭刻在历史上了。请记住《九评共产党》发表的时间──2004年11月到12月。它将成爲一桩历史事件，甚至历史的转戾点。
当然，年龄大一点的的朋友，听到九评时可能会联想到六十年代中囯共产党也有个九评，那是中囯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要和苏联共产党争夺国际共运霸主地位的九评，是文革的先声。那个东西已经成爲历史的垃圾。大家知道，包括中囯共产党头目，像邓小平都羞于提到那堆历史垃圾了。但是，今天的《九评共产党》，由于载满了无法否认的事实，载满了中国人几十年的斑斑血泪，必将留在历史上，而且将日益显露出它的重要性。这是我的信念。
今天我只想从一个角度，从中国知识份子跟共产党的关系来谈谈。谈中国知识份子和中囯共产党。
一、最近的动态：公共知识份子问题
我首先要提请大家注意，最近中国国内开始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囯共产党开始批评一个概念。什麽概念？“公共知识份子”的概念。公共知识份子概念可能有些朋友听得不多，但是在最近大陆的学术界、知识界，炒得比较热。其高潮是《南方人物周刊》今年九月初发表了一个「影响中国公共知识份子50人」的名单，包括很多大家熟悉的知识界人士，如像朱学勤、徐友渔、卢跃刚、茅于轼，还有更年轻的王怡等，其中有不少是我本人的朋友，对他们我可能还算是比较了解的。
所谓“公共知识份子”，大体上是指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有建树以外，还要对公共事务发言，要对公共事务对社会産生影响。也就是说秉持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价值，同时以这些价值爲尺规，批判现存不合理的现象、不公正的社会。这是他们的基本特质，所以它兼具专业性、公共性和批判性。这个东西的存在本来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常态。所以《南方人物周刊》说在目前最需要中国知识份子发出声音，它一直在向广大知识份子呼吁，从普遍正义出发，从对国家兴衰、对社会弊端或民生幸福的关切出发，担负起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他们当时初衷。
但是现在，从上海发起，开始批判这一概念，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系列笔名爲吉方平（实际上是《解放日报》评论员）的人写的文章，头篇是《透过现象看实质──分析公共知识份子论》。他用的一些语言，我只要读一两句，大家恐怕就觉得似曾相识，浑身就会起鸡皮疙瘩。多年没有听过这种话了，这些语言方式，二十多年来久违了。
有点像在文革的序曲──1965年底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也是从上海发起，中央大报再转载的这种方式。这种文章我们现在很不容易听到了。该文章说，提出公共知识份子概念就是挑拨中国知识份子跟中囯共产党的关系，离间双方。文章重提什麽新闻是党的喉舌，知识份子只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等毛式旧话。这些语言我都不想多举例，说多了会脏了大家的耳朵，不大舒服。
所以，实际上现在中共的这几篇文章都是发霉的东西，陈谷子烂芝麻，不会有什麽人理睬了。然而他们居然还要把它端出来，这就确实表明他们已是黔驴技穷，从语言到行爲方式，已经没有任何想象力了，枯竭了。譬如我昨天刚送走的北大教授焦国标，据传与国内的另外五名知识份子：余杰、茅于轼、李锐、王怡和姚立法等，最近都被禁止报导。中共每年几乎都要这样来一下，累不累？实际上是越禁越香，帮忙制造民间英雄，媒体英雄。
但确实也使人感受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反反复复的愚民封锁动作和舆论导向。其中的原因，我想是中共的体制和中囯共产党制度性的特征所决定的。基本上它是不能克服的。像邓小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口口声声诚恳地说“我要给知识份子作后勤”，但尔后不久，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僵化恶化了。爲什麽会産生这样的现象？这就涉及到中共的本性以及中国知识份子和中囯共产党的历史恩怨。
此外，北京当局还组织人马，从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的全方位角度批判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上述中共意识形态已经深度绝望的表现，一种稍稍理论化的表现。
二、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们讲远一点，刚才诸位教授们都谈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的重大灾难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和共産主义的兴起，这一过程其实知识份子是直接介入了的。实际上，在传播观念上，不管是马克思思想的传播还是社会主义共産主义的传播，确实和世界性的知识份子的思潮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一点，中国知识份子，各国知识份子，都是难辞其咎的。但是，我也要提出：这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知识份子对造成人类二十世纪的悲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开源性的作用，但是他们在消灭的或使这个运动衰落瓦解这方面，他们也起了，我相信还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两方面，它都是相当关键的角色：所以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大家注意到，中囯共产党的诞生，在1921年的创党会上，参加的基本上都是知识份子，都是所谓“精英”。它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从此之后的新式读书人和传统读书人的安身立命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也就是说，过去科举制度底下，中国读书人通过一个系统逐渐纳入政治体系，也就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选拔体系，是国家吸纳人才，也是社会保持正常的上下流动的基本体制。但是自从科举废除后，读书人断绝了传统的进入政权结构的道路。
他们改变了，接受新式的西方式的学校教育，有的还出国留学。从1905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接受新教育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成爲自由职业者：教授、医生、记者、作家……等等，成爲不受政权约束的“游魂”。他们游离在社会上，而不在政权体系的大树干之上。他们从外面借来了新思想，又继承了儒家以天下爲己任的旧怀抱，办学、办报、办杂志，而社会还残留有传统的对读书人的尊敬。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知识界开始在1919年左右的五四运动发挥重大影响，也使社会有了转机。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使这些游魂对社会造成某种影响，他们拥有的发言权造成了所谓的啓蒙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作个结论，五四运动确实有向世界开放、对中国文化有批判更新的作用。除了继承优秀的传统以外，更对西方文化有大范围的接受。但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过于激进，矫枉过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就导致后来通过俄罗斯革命涌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重影响，産生了重大的苦涩的历史后果，这是中国近一百年来灾难最主要的源头。
所以中国现代的知识份子对于中囯共产党的诞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十多年中国的大悲剧，那些创立中囯共产党的、听命于第三国际的知识份子是始作俑者。
但是，在中共内部，由于它进行残酷的武装暴力革命，这一残酷的夺权使它的内部成分就有一个重大的“换位”过程。即开初的那批知识份子逐渐边缘化，逐步退出共产党的核心，像陈独秀、瞿秋白等，凡是知识水平比较高一点的，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比较多一点的，实际上在中囯共产党的残酷运转过程中，都逐渐地被整肃，逐渐走向边缘，甚至是覆亡，最后被淘汰。你看中共一大代表，有几个的下场好？大部分被淘汰了，退出中共了，或回到书房，或投向国民政府，有的甚至投向汪精卫政权。
但是另外的一些，历史上称之爲落第秀才的，一些边缘化的半知识份子，以及地痞流氓等，开始从边缘进入核心。这个中共内部的“知识份子边缘化，边缘人物中心化”的“换位”过程，贯穿了整部中共党史。这方面，余英时教授有过专门的研究，在这里我就不要详细讲了。简单的说，过去处于边缘的地痞流氓、半知识份子在历史流程中进入核心，最后像毛泽东这样心黑手辣的半知识份子或地痞流氓当了中共的主要掌权者，这个很重要的历史流程决定了其历史后果。爲甚麽中囯共产党会有这样血腥的统治方式，跟它的上述历史换位元过程确实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点，是说所有的共产党都有一个特征叫「反智主义」。但是在中国，反智主义不仅存在。而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爲甚麽会发展到登峰造极？这和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个人特质有相当大的关系。毛泽东早年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抄写书卡等等，其潦草字体曾受到北大教授批评和讽刺,作爲杨昌济的女婿，也多次给来访的北大教员梁漱溟开门……，所有这一切，使他自我感觉比较屈辱，这些早年的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心理。你看毛泽东建政以后对待各个知识份子的方式，包括他曾失态地大骂和嘲讽梁漱溟等等，显然是事出有因的。中囯共产党对于知识份子的迫害特别残酷，比起其他国家共产党要变态得多残酷得多。这和毛泽东本人的早期心理屈辱有相当关系的。
三、国共两政权与知识界的关系
我们回顾一下，中共建政以来，中囯共产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这55年来的风风雨雨。大家知道，1949年中囯共产党夺取政权，对此，中国的知识界有不少人是出了力的，特别是一些左翼知识份子，包括一些民主党派，如民盟等，当时在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过程中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在中共掌握政权以后，知识份子和中共的关系迅速地变化，大家都觉得在中共的统治下反而比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来难过得多了。这种难过不是一个很小的变化，而是指根本上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一开始，就有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适，之后反胡风，还有一系列什麽“交心”、“脱裤子”，“洗澡”运动…….等等，强迫你自我矮化，自我侮辱，自我虐待，打掉你的尊严。于是，大家都噤若寒蝉了。
有些人觉得有点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在过去对国民政府、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先生批评非常尖锐、铁骨铮铮的那些知识份子，到了中共底下，被中共整得非常惨，但是他们毫无办法，而且还不断的写检讨，不断地屈膝。当然，衆所周知的四大无耻，像什麽郭沫若、冯友兰、周一良、周谷城，就不要去说他们了。我指的是一些在1949年前有风骨的名声不错的知识份子，如马寅初等人，在49年后也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爲什麽？
原因主要在于中共实行的是一种全面的极权的统治。它的统治方式是全面地掌控你的生命权。过去在国民党底下，你骂了国民党，国民党可能跟你不高兴，也许罚你钱，或者把你的职务给搞掉，或者把你流放出国，或者找地痞流氓莱威吓….诸如此类。但是在中共，你如果不服从，你就得饿死，因爲它掌控了全部饭碗。你在国民党时候，你不让我干，我不干就是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可以到报社里工作啊、我可以大不了去教书，再大不了可以回家乡学陶渊明嘛，还可以放洋出国，。．．．，我还可以到伦敦去啊。
但是在中共底下，你连陶渊明那种“不爲五斗米折腰”的可能性都找不到。因爲在49年后，你不可能躲到农村我自己种一块地。你买不到地。如果原来有土地，你就是地主，地将被没收，你将被划爲五类分子，斗倒斗臭，永世不得翻身。因爲共产党控制著人们的全部生存基础，而且国门紧缩；所以，你不投降你只有灭亡，你不服从你就得死。用列宁的话叫做：不服从者不得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过去反国民党骂蒋介石的铁骨铮铮的大教授，后来都被老共整得服服帖帖。北大校长马寅初就是这样。他先知先觉看到中国的人口问题，说了出来，违逆了毛意，结果被整得很惨。
后来中国人口失去控制，他的预言成真，中共不得不按他说的建议办。然而意见正确的他却命运凄凉，犯了大错大罪的毛泽东却依然骄横跋扈高高在上，毫不言悔。这就表明，中国知识份子已经无法像1949年之前一样表现出自己的铮铮铁骨了，不可能了。在共产党底下，你的身家性命全部拿捏在他们手里，人爲刀俎。你爲鱼肉。在毛泽东之下，任何人，你只要不服从，或是有任何不同的思想、异议，这个社会就没有你的位置和饭碗了，甚至被“蒸发”掉了。连极个别的地位很高的知识精英，也不可能公开反对毛泽东了。
像陈寅恪教授，也只能非常曲折地在自己写的古典诗词里面，隐晦地表达他对共产党的抗议。当然，即使非常曲折，但还是非常重要。因爲在中西文化两方面他都是非常有学养的一位，在中共统治下，他仍然坚持独立的思想丶自由的精神,实际上他就相当于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中国文化的代表，在旁边仔细观察、呕心沥血地记录者这个政权是如何一步步毁灭中国文化，一步步毁灭人文精神的。一字一句，他通过诗词、通过《柳如是别传》及其它的专著，以曲折隐晦别有寄托的方式来审判中共，判决它对中国人心和中国社会的戕害到了什麽地步。这样一位文化精英、文化英雄，最终没能逃过中共的魔掌，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
四、五十五年恩怨：知识界与中共
从宏观来看，中共迫害知识份子有两个高峰时期：一个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它把中国最精英层面的55万知识份子全部打入地狱。另一个就是文革，反智主义达到癫狂的高潮。当时。以中国之大，已经寻找不到一间安静的书房了。具有几千年文明传承的神州已经成了一片文化的大沙漠，成了知识份子的大监狱。至此，物极必反，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人相继去世，中共的统治出现危机，于是开始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即，毛的妻子兼打手被逮捕，衆所周知的邓小平时代开始。
邓小平时代，爲了拯救即将崩溃的经济，爲了挽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一开始，中共曾经有限地向知识界、向社会做出一些让步，在经济上也对国人以及世界经济秩序做了一些让步。于是中国开始进入另一个历史时期。在一短暂的时期内，以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恢复高考，允许西单民主墙存在以及邓小平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承诺要当知识份子的后勤部长爲标记，中国知识界与中共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在1984年大阅兵的时候，北大游行的学生自发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达到高潮，这是邓小平统治的巅峰时期。
但是，很快地，中共与知识界的关系又开始起起伏伏，阴晴不定了。中共政权和知识界的紧张关系重新开始出现。也就是说，这种紧张它不是以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恩怨爲转移的。根本问题在于共产党这个政权的性质，这种紧张是结构性、制度性的。该政权是反对任何独立思想，反对创造性思想和怀疑精神的，是反任何异端的，即，是反智主义的，是愚民主义的。毛泽东反复强调统一，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全国必须听命于一个最高统帅，高度一元化集权。真正的知识份子是不可能在这个国家有安逸、惬意的精神生活的。因爲知识份子的定义就是要守护基本价值，批判现存秩序，挑战政治权力，维护独立意志，富有怀疑精神，要质疑政府的作爲，抗拒迷信盲从．．．．．等等。在西方中古时期，存在教会和政权这种二元结构，绝大多数知识份子（教士、神父）都在教会里面，与政府权力构成一种制衡的态势。现代化以后，演变成的大学、传媒、文艺….构成的知识界与国家政权的制衡关系，等等。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教会和国家的二元结构，一元化的国家体系通过科举考试把读书人几乎都收编了，所谓“野无遗贤”，于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知识份子。后来共産主义入主中国，又是一元化的政治体系，与中国科举废除之前的一元传统衔接上了。从这一脉络观察，中国的知识份子的独立传统是异常稀薄的，只有1905年到1949年有一点发育的空间，中共体制建立之后，被摧残灭绝，达到了空前严酷的程度。
因此，人们注意到，尽管中共有时候爲了政权稳定的需要，爲了便于对知识分加以利用，也试图要缓和一下和知识界的关系；尽管有些知识份子也想爲国家效一己之力，从而有意愿搞好和中共政权的关系，但是，虽然双方都在努力，但最终总做不到。
大家看到，每个新时期，总是在开始时，由于双方的上述意愿，都有一段看起来稍微好一点的、和缓的时机。譬如1957年打击知识份子之前，1956年毛泽东观察了东欧的匈牙利、波兰和东德等国家知识界与政权的紧张关系和动荡情势，他自视甚高，认爲自己能吸取经验教训，超越那些小兄弟，于是发表了讲话，听起来是相当宽松的言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气氛要“生动活泼”啦，也没有后来的所谓“六条政治标准”，似乎很有诚意跟知识份子搞好关系．．．．等等。
结果呢？没有几个月，1957年春，当知识界真正活跃起来批评中共时，毛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原来的讲话稿也篡改了，加进了所谓“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加进了一些恶狠狠的语言，并自鸣得意地称自己的出尔反尔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于是，整个知识界的精英倒在了精神的“血泊”之中。再看看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的政治手腕吧。他先是准许并利用西单民主墙，来进行党内斗争，有比较宽松的言论环境，以及我刚刚说过的还要做什麽知识界的后勤部长这样一种谦卑。但后来呢，“狡兔死，走狗烹”。“华国峰倒，民主墙封。魏京生下牢”。这是如假包换的过河拆桥！所有表演的那些“宽松”，其实都是中共严厉打击知识份子的“前戏”。
所以，尽管后来有些中共首脑的教育程度并不低，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自己的集团利益所在，它与知识界是根本冲突的。我本人就有一点亲身体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在上海主政的是江泽民，爲了表演“礼贤下士，从善如流”的统治美德，他时不时要找一些学者去聊天，范围不大，常常是十几人。于是，我因此目睹过他的几次演出。开初我想，江泽民（当年是政治局委员）这个人在当时中共政治局里面，以教育程度而言，他比其他同僚要高一点，恐怕会与知识界的共同语言要多一些吧！我抱这样期待去过几次。结果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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