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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作者按：该文所引证的史料，以《资治通鉴》为主，参考《史记》和《汉书》。行文中就不再一一注明。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官方外交开始由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转向江泽民的大国外交，民族主义思潮也由防御性的怨妇诉苦转向进攻性的喊打嗜杀，影视界戏子和御用文人也闻风而动，于是，荧屏上刮起“帝王戏”旋风，至今未衰。从“戏说帝王”到“历史正剧”，一部接一部，拍完了清朝拍明朝，拍完了明朝拍唐朝，拍完了唐朝拍汉朝，每部动辄４０－５０集以上，而且，专门喜欢拍对外征讨的战争大场面，最近播出的《汉武大帝》长达５８集，征讨匈奴等异族乃重中之重，再次引来舆论的关注。
官方对历史剧的取舍倾向也颇为鲜明，凡是有助于维护独裁、主旋律灌输和煽动民族主义的帝王戏，官方总是一路绿灯：这些戏大都在黄金时间热播，而且边播边炒作，每部大戏都能成为一段时间的舆论热点；首播结束后，央视和地方台还会不间断地反复重播。唯一一部不同于帝王戏的长篇历史剧《走向共和》，再现了清末民初由独裁帝制向宪政共和转型的艰难进程，虽然深得民间好评和观众期待，却在首播还未完成时就惨遭红灯，至今再也见不到重播。如果说，《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铁嘴钢牙纪晓岚》等“戏说帝王戏”，更多是出于商业目的，只供人在茶余饭后消遣，大可一笑了之，不必认真；那么，《雍正王朝》、《康熙大帝》、《天下粮仓》、《大明天子》、《汉武大帝》等所谓的“历史正剧”，除了商业目的之外，更在乎迎合官方主旋律和独裁政治下的民族主义狂热，看看这些帝王戏的主角，已经不再是丧权辱国的无能君主，而是敢打敢杀、开疆拓土的“大帝”们，如康熙、乾隆、成吉思汗、汉武帝等，其献媚于当今独裁者的倾向，一目了然。即通过对“帝王伟业”的夸张展示，直通当下的“领路人”、“小康盛世”和“伟大复兴”。
一、把司马迁变成歌功颂德的工具
中国古人云：知往鍳今。
西谚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下中国的帝王戏热，当然也是为当下现实服务的，只不过，这类帝王戏对家天下独裁的评价，不是基于“人命为大”和“统治有道”的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而是基于“皇权至上”和“成王败寇”的古代野蛮的价值观；这些历史剧所服务的对象，不是深受漫长的独裁传统之害的国人，而是至今仍然在全力维护独裁制度的政权。刚刚播完的历史剧《汉武大帝》，也不例外。
该剧对暴君汉武帝的颂扬由全剧的开场奠定，专门让遭遇宫刑且在史书中针砭汉武帝的司马迁来歌功颂德：
整部戏的序曲，年老的太史公奉诏进宫给汉武帝解闷，汉武帝已垂垂老矣，却仍“霸气逼人”；司马迁虽秉笔直书，却一如既往地谦卑。君臣之间的对白如下：
太史公：“仆臣司马迁待罪皇帝驾前。”
帝曰：“朕看了你写的书，朕气病了，至少要折寿一年。你还嫌不够吗？你是想让朕杀你，好让千秋万代都颂扬你的忠烈，而唾骂朕是个暴君吗？朕偏不成全你！书，你可以拿去！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有人劝过朕，要烧掉你的这部书，朕说没必要。你的这部书，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是可以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
在武帝面前独排众议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悲叹“腐刑极矣！”的罪人，写出“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此刻却只有感激涕零、赞美今上的言辞：“你的胸怀就象大海一样深遂，不是臣这样卑微的人所能够真正看透的。”“陛下，您总是从千秋万代着眼，您总是为社稷子孙预作谋划，心存大仁慈，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也许微臣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评论陛下。”。
对于大大冒犯过武帝的小小史官，似乎只阉不杀，已是大度；现在，一言九鼎的皇帝，看了待罪史官的不无贬斥的秉笔直书，居然没焚了倾注一生心血之书，也没有罪加一等，坑了作者，无疑就是圣明了。所以，在２１世纪的中国人的价值标准里，无论如何也算是“伟光正”了，两千多年前的无屌史官怎能不高唱赞歌！
看御用文人献媚，本该无话可说，但把司马迁当作献媚的工具，愈感当代文人的可鄙。二千多年前的太史公被割了生殖器，二千多年后的文人们却是精神自阉。
在我看来，司马迁是有人性的史官，也是有血性的史学家，更是中国历代文人中罕见的清醒之人，而汉武帝是熟谙宫廷阴谋的狡诈政客，是为了权力而六亲不认的权力狂，更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如麻的暴君。在两千多年前的武帝时代，当汉武帝对李陵的投降极为震怒、满堂文武皆曰“李陵该杀”之时，只有司马迁为李陵做了极为人性的且通情达理的辩护，结果更加激怒了汉武帝，惨遭宫刑，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由此，在帝王御前跪满了用“汉大赋”来歌功颂德的文人骚客之时，只有司马迁具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属于一架绞肉机，自己的智慧除非属于一部伪造的历史，否则的话，重则满门抄斩，轻则下狱阉割。他由此看清了文人骚客在宫廷里的戏子地位，在那封泣血的《报任安书》中，他历数自己在皇家政治中的无能，坦陈自己的地位不过是“娼优所蓄”而已。不仅与漫长帝制历史上的文人们相比，就是与二千多年后的历史学家郭沫若等文人相比，司马迁已经是中国文人的奇迹了。
不错，汉武帝从登上皇位之初就野心勃勃，企图变更文景之治的黄老之术，开创只属于他自己的伟业。所以，他广泛网罗儒生入朝，特别是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要把“无为而治”的文景之治提升到“有为仁政”的汉武之治，但汉武帝首开帝制时代的制度化思想独裁，他独尊儒术，更多的是为了标新立异；他厚待儒生，更多是为了装点门面和歌功颂德，司马相如、东方朔、杨雄等御用文人创作的“汉大赋”，那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华丽铺排的文体，正好投合武帝的独断霸气和好大喜功，首开汉语谄媚的恶劣文风。而一当儒生的谏言不入帝耳，立马翻脸不认人，即便对于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汉武帝也是顺之为我所用而逆之弃之如蹩的态度。
司马迁，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伟大史家，尽管其历史著作有主观性过强之虞，与其当作史书来读，不如当作具有历史价值的传记文学来读。然而，在伴君如伴虎的帝制时代，他敢于直书他自己身处其中的负面史实，敢于公开褒贬汉代的帝王将相，其文字确实是活生生的浸血著述。
在我看来，被割掉的睾丸之悲凉，足以淹没一个人的尊贵和一代文人的高傲；阉割时迸溅出的血污，也足以让所谓的几千年灿烂历史，暗淡无光。
二、汉代的文景之治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以为，汉代司马迁和宋代司马光这两位著名史家，之所以对汉武帝的为政极为不满，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文景之治”的对比。但在当代中国文人的笔下，文景的仁政被贬为胸无大志、优游寡断、软弱可欺的妇人之仁，而武帝的暴政却被奉为志向远大、坚毅果断、无所畏惧的新政。
我读史书的感觉是，所谓的“文景之治”主要是文帝之治。继汉高祖刘邦首开对秦朝暴政的拨乱反正之后，文帝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明君，正是他在位的二十三年，开创了中国帝制历史上罕见的仁政时代，堪称帝制时代的明主仁君的楷模，景帝对文帝仁政的继承仅仅是差强人意而已。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以仁义无为治国。文帝的自律是清正廉洁、恭谨简朴、勤于自省；文帝的驭臣是招贤纳才、广开言路、宽以待臣、从善如流；文帝的外交是和善异族、息战求和、开放边关；文帝的内政是废除酷刑、刑法平等、免除税赋、鼓励农耕、安养百姓、国库充盈……得到了大史家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等人的一致赞扬。
比如，在君主自律上，文帝多次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和不德；他知道了祭祠官员只为皇帝个人祈福祷告之时，就对群臣说：“只为朕一人祈福而不为百姓祈福，朕倍感惭愧。以朕这样的失德之人，独占神灵所降下的福荫，而百姓却不能分享一点，这是在加重朕的过失。此后祠官在祭祀祷告时，不要再为朕个人祈祷祝福。”在文帝死后如何安葬方面，文帝遗诏宣告：朕听说，只要是有生命的天下万物，没有不死的。死乃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现在的世人乐长生而厌死亡、为求厚葬而不惜倾家荡产，为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朕很不赞成这些做法。况且，朕本人确实没有什么德行，没有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现在死了，如果再让臣民们长期地为朕服丧哭祭，遭受严冬酷暑的磨难，使天下父子悲哀伤心，使老人流涕伤感，减少他们的饮食，停止了对鬼神的祭祀，这正是加重了朕的失德，让朕怎么对得起天下的人呢！朕有幸获得拱卫宗庙的权力，以渺小之身，得以称尊于天下诸侯王之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幸亏有天神的保佑，国家的洪福，才使境内安宁，没有战争。朕确实不聪明，时常害怕自己做错事，而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耻辱，惧怕年久日长，自己可能会因失德而不得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又可以在高庙供养，哪里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因此，朕诏告天下官员百姓：从遗诏下达之日起，哭吊三天，就都换下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从那些办理丧事、参加哭吊祭奠的人开始，都不要赤脚接地；孝带不要超过三寸宽；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套戴服丧的标志；不要组织百姓到宫中来哭灵吊丧；殿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在早晚各哭十五声，礼仪完毕就停止哭祭；非早晚哭祭时间，严禁擅自前来哭祭；棺椁入土后，凡属‘大功’的宗室亲友，只穿十五天丧服，‘小功’只穿十四天丧服，‘纤服’只穿七天丧服，就换下孝服。其他未在诏令中明文规定的问题，都要按照诏令的用意办理。遗诏要向天下臣民公布，使大家都知道朕的心意。霸陵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有所改变。后宫中的妃嫔，从夫人以下到少使，都送归母家。
然而，汉武帝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建元二年，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茂陵，陆续将许多豪强和百姓强制性地前往茂陵。而且，武帝从年轻时代到垂垂老矣，几乎是终生迷信长生不老，屡屡出巡和召巫师入宫以求仙问道，不但劳民伤财、戕害生命，而且宫中巫风盛行、巫蛊案不断，导致数万人因此而被处死。
在朕即天下、朕即法令、严刑峻法的帝制时代，文帝可谓历代帝王中异数，他不为皇帝的生杀大权所惑，不逞皇权的威风，而是肯于倾听司法官员的判决意见，比如，文帝前三年（公元前１７７年），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人从桥下跑出，惊了銮驾的马匹。文帝命令骑士追捕，抓住后交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处置意见说：“此人违反了清道戒严之规，应罚金。”文帝发怒喝道：“此人直接惊了我乘舆的马，幸亏这马脾性温和，如若是烈马，不免要伤害我身！可廷尉仅判他罚金了事！”张释之对曰：“法，是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此案依据法律只能如此定罪；加罪重判，法律就失去了取信于民的作用。……皇上既已把他交给了廷尉，廷尉本来是保持天下用法公平的司法官，稍有倾斜，天下就没有公正稳定的法律了，百姓怎么生活呢？请陛下深思。”文帝思虑半晌后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尽管，在漫长的人治历史上，这类事件实属极为罕见的偶然，但文帝收回自己的意志判决，而服膺廷尉的司法判决，显然含有法重于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如果这类判例能够有持续累计，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绝不会至今还停留在权大于法的人治水平。
特别是，文帝一朝，先后废除祸及无辜的“株连灭族刑”、制造文字狱的“诽谤妖言罪”和极为残酷的“肉刑”。即便身处二千多年的今日中国，读读文帝二千多年前所下的废酷刑诏书，仍然令人唏嘘不已。
文帝前元年颁布废“株连法”的诏书：“法律，是治理天下的公正依据，以公正的法律禁止暴行而引人向善。而现在的法律对违法者本人做了处罚之后，还要株连到他本来没有犯罪的父母、妻子、兄弟，将他们一起收捕治罪，朕认为这样的法律是不公正的！自今以后废除各种株连家属的律令！……朕听说法律公正才能使民诚实，刑罚得当才能使民服从。引导百姓向善的牧民者是官吏。官吏既不能引导百姓，又以不公正的法律惩罚百姓，就是陷害百姓当暴徒。”（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勿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朕闻法正则民慤（诚实），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
文帝前二年（公元前１７８年）废“诽谤妖言法”的诏书：“古代明君治理天下，在朝廷上专设鼓励献计献策的旌旗和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朝政的清明，鼓励臣民前来进谏。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罪’和‘妖言罪’的律条，就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之士到朝廷来呢！应该废除这些律条。百姓中有人初相约以诅咒皇上而后又相互诋毁，官吏认为大逆不道。百姓中有人说别的话，而官吏又认为是诽谤。这样的百姓以愚昧无知而获死罪，朕甚不取此法。自今以后，再有犯此者不要治罪。”（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群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岂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文帝前１２年（公元前１６８年）废“肉刑”诏曰：“《诗经》说：”开明宽厚的君主，百姓敬如父母。‘现在，人们有了过错，还没有施以教化就处以刑罚，有的人即便想悔过自新，也无路可走了。朕颇感痛心！肉刑的残酷以至于断绝人的肢体，摧残人的皮肤，使人终生无法生育，多么残酷和缺德的刑罚呀！这难道是为民父母之道义吗？应该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代替它。此外，规定罪人应该以其罪名的轻重，只要不从服刑处潜逃，服刑到一定年限就可以释放。要制订相关的法律。“（”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生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根据文帝的诏令，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制订了一系列减轻处罚的法律，获得文帝的批准，以前处以肉刑的皆用鞭苔代替之。
文帝废除一系列严刑峻法的司法改革，使社会风俗归于笃实厚道、恭让谦和，刑罚量锐减，一年之内全国审判的案件只有四百起。而且，对犯罪的王侯大臣们的惩罚也以宽大为主，依律犯了死罪的王侯大臣，主要以示意犯罪者自杀，而不施以凌辱人格的刑杀，文帝一朝，在史书的记载中，我只查到一位将军获罪自杀，刘姓王爷也只有一位济北王因谋反而自杀。
文帝之治，不要说与汉武帝的杀人如麻和残忍无情的暴政相比，就是与历代帝王中的明君相比，也是帝制时代最高境界的仁政了。
而汉武帝的创新，不但废弃了文景二帝创下的仁政传统，而且耗尽了文景之治留下的充足国库和民间资产，不过是更独裁、更嗜血、更好战、更荒唐的暴政而已。汉武帝之治，表面上是“独尊儒术”，骨子里却是“儒外法内”，汉朝的文景之治变成了武帝的暴政：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挥霍无度、迷仙醉神、重用酷吏、严刑峻法、大开杀戒、制造恐怖、才是汉武帝一朝的真相。只不过，麻醉百姓的仁义说教和恐怖政治的严刑峻法相结合，使秦朝的赤裸裸暴政变成了“儒外法内”的伪装暴政。这也是自汉武帝以来所有家天下统治的真相。对二千多年的帝制传统，还是当代极权者毛泽东看的最透：“历代都行秦政事”。
三、杀人如麻的汉武帝
《汉武大帝》的主题歌里，最抒情、也最肉麻的歌词无疑是：“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化为灰烬！”
如此轻浮的文学抒情，比之汉大赋的虚饰，不仅离史实更远，也更显当代文人的撒娇本色。即便在帝制时代的史学界，对汉武帝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即便搁置从古到今的争论，仅就汉武帝的五十四年统治让国人付出的生命代价而论，从少年登基到暮年统治，汉武帝的权力野心确实是一直在熊熊燃烧，但这烈火非但没有“温暖大地”，反而仅为个人的长生不老，他就可以不惜一切地杀人和劳民伤财；化成灰烬的不是皇帝刘彻，而是涂炭的生灵——无数黎民百姓、皇亲国戚、臣子将军、巫师侠客、嫔妃宫女和太监奴才。
请看以下史实：
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年），武帝重用的酷吏宁成被判身带镣铐服髡刑。
建元二年（公元前１３９年），为保住皇位，武帝不得不向以窦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妥协，将他正在重用的大臣赵绾、王臧下狱，逼迫二人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
元光二年（公元前１３３年），武帝怪罪大臣王恢，恢惊恐自杀。
武帝听信李少君的方术之言，开始迷信长生不老之方，亲自祭祀灶神，派方士去大海中寻找蓬莱仙境和安期生之类神仙的炼丹制药，各地方士纷纷入朝，向武帝谈论仙人之事。
元光三年（公元前１３２年），大臣灌夫被满门抄斩，窦婴被斩首示众且灭族。
元光五年（公元前１３０年），武帝派中将唐蒙率数万人修筑巴蜀之路，许多人死亡，许多人逃跑。唐蒙就以“军兴法”诛杀士兵。
女巫师楚服等人以巫蛊之术教陈皇后咒有仇之人，事败露，陈皇后被收回印玺、废去尊号、贬入长门宫。武帝又派酷吏张汤彻底查处，楚服被斩首示众，先后处死三百多人。由此，武帝提升张汤为太中大夫，让张汤和赵禹共同制定了许多严厉的法律，特别是鼓励告密揭发的“知见法”，使官吏们不得不相互窥探、相互揭发，朝廷上下，诬告成风。
元光六年（公元前１２９年），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各率一万骑兵，攻击匈奴。卫青获胜，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大败，损失七千骑兵；飞将军李广也吃败仗且被匈奴俘虏，侥幸逃脱。武帝把李广和公孙敖下狱，本该处死，但二人以钱赎命，贬为平民。
元朔元年（公元前１２８年），武帝下诏，要求各郡、国举荐孝廉，不按诏举荐者以“不敬”论罪。受武帝宠幸的主父偃，蛮横而爱财，接受贿赂无数。
元朔二年（公元前１２７年），著名侠士郭解被斩首且灭族。
燕王刘定国被问罪自杀，封国被废除。
武帝派主父偃任齐国相，负责查问齐厉王刘次昌，齐厉王害怕，服毒自杀，燕国也灭掉。
赵王刘彭祖上书武帝，力陈主父偃的罪状，武帝在诸侯国的压力下，杀了主父偃并灭族。
武帝征调十万民夫修筑朔方城和要塞，国库被消耗一空。
元朔三年（公元前１２６年），武帝任命酷吏张汤出任廷尉，此人善权诈、多阴险、好罗织，完全根据武帝的喜恶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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