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谁为李大钊送葬想到谁在纪念赵紫阳

寒山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去年夏天刊登了一篇文章，近日来在海内外网站上流传开来。文章的题目是“是他们厚葬了李大钊”。

李大钊是上个世纪20年代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和苏俄发生联系并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人物，后来以和苏俄里通外国为罪名被北洋军阀在北京判处死刑。他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头号烈士，其名字一直被用来教育青少年，让人们知道共产党的崇高，更要让他们觉得自己欠共产党的实在太多，祖祖辈辈都还不清。

但李大钊这个名字在现在的年青人中间不象过去那么响亮了，原因是毕竟现在的中国不是只有和共产党有关的信息才得到传播。但在过去，从50年代到70年代甚至80年代，我们所读到、听到和看到的几乎全都是“党”有关的。在人物方面，除了古代和近代史的人物，其它所有能够刊登出来的人名要么是共产党，要么就是反共产党，国际国内都是如此。当时，任何一个中小学生都可以讲上起码几十个共产党烈士的故事，比期末考试还要容易。他们的心中装满了共产党塞进来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共产党独霸了中国人的知识世界长达30年。

今天，李大钊的名字虽然还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上，但在一般的报纸杂志上出现的频率毕竟已经大大减少，被各种各样的明星抢去了风头。

但是，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刊登的这篇文章却不是要帮共产党把李大钊这碗烈士的冷饭端出来再炒一炒，放在今天青少年思想教育的饭桌上，而是要告诉读者一个共产党从来不提的事实：在李大钊被杀后，出来替他收尸、买棺材、下葬和举行公祭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他的同志。李大钊虽然一直在苏俄驻北京大使馆里进进出出，甚至在那里接待青年朋友，但他的公开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和北大图书馆长。这些出面替他办理后事的人多半是他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和在文化界的朋友，如梁漱冥、胡适、周作人、章士钊、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等等。他们当中的多数，在共产党当政后都被说成是党的死敌。

那么，为什么共产党人不出面替李大钊办理后世呢？如果说他们在北京害怕暴露的话，那么远在广东和上海的那些共产党人为自己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长者捐一点钱总可以吧？当时他们不是从苏俄那里得到大笔津贴吗？拿一两百卢布出来总不难吧？但我们在捐款的名单上就是看不到共产党人的名字。

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有“南陈北李”之说，北李指的是李大钊，“南陈”则是陈独秀，他们两人代表了向往苏俄和共产主义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后来一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总书记。但是和李大钊一样，陈独秀1943年在四川江津病死后也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出面为他办理后事，倒是文化界的很多人出面表示悼念。陈独秀因为和苏联以及中共党内的主流派意见分歧，在1927年以后脱离了中共，但他毕竟是中共党内的第一代元老，在思想上对毛泽东这些后生影响非常大，为党做过无可替代的贡献。因此他死后中共以他叛党为名无动于衷，更不要说实质性的悼念，实在是薄情寡义之至。

从李大钊和陈独秀，想到了去世不久的赵紫阳。在80年代，赵紫阳的名字可以说翻开每天的报纸都可以看到。他当过总理，也当过总书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和他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就算我们接受“六四”以后共产党的说法，赵紫阳犯了错误，但起码他也作过贡献。他在1989年犯过错误，但在那之前他还是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长达将近十年，那段时间是中共改革史的开端。但赵紫阳死后，中共的报纸只用几行字作了最简短的报道，在中共官僚等级中连一个省市级领导人的规格都不到，恐怕还不如一个劳动模范。不但如此，出于对这位前任总书记的恐惧，中共竟然把对赵紫阳丧事的处理上升到有关国家安全的高度，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监恐（控），对丧事的规模和参加悼念的人数作了严格的限制。这种对自己政党的前领袖的恐惧，在当今世界恐怕也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

因此，和李大钊、陈独秀一样，历史在赵紫阳的丧事上又重演了一番。但还不止于此。和陈、李两位的丧事一样，在公开场合向这位前共产党总书记表示悼念和敬意的，很多并不是他过去党内的同志，而是被党视为死敌和异己的人物。

从对待自己领袖的丧事中，人们也能看到一点中共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缺乏人性。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