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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拒绝调解暨请求公正司法的声明
——为《中国农民调查》致阜阳中院函
浦志强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尊敬的钱伟光审判长：
张西德诉陈桂棣等名誉权纠纷案，自原告起诉至今已一年零七个月，自管辖权终审裁定生效已一年零一个月，自庭审结束算起也已将近一年，但判决似乎仍将遥遥无期。我们已提交书面意见，并请求追究张西德及其无良证人的伪证责任，呼吁法院独立、公正和及时的裁决。虽然没能得到任何正面回应，但我们藉此拓展言论自由空间的初衷，仍未有丝毫改变。不过，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表现出的前倨后恭，却让我们满腹狐疑。
一、法院的若干程序错误，限制和剥夺了被告的诉讼权利，损害了司法公正。
首先，法院在没有裁定的情况下，竟于立案后发出“通知”，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得继续发行载有《中国农民调查》的《当代》文学杂志，禁止该社以任何形式出版这部作品，“以免引起新的纠纷”。我们认为，出版自由和创作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作品的正常发行不仅体现着出版单位的利益，而且是作者财产权利实现的主要途径。阜阳中级法院非法限制作品发行，是对出版社、作者和读者合法权益的侵犯，显然属于司法权力的滥用。
其次，合议庭所谓“证据交换”，是对被告诉讼权利的践踏。管辖权异议申请的提出，必然导致各方举证期限中断，被告在管辖权确定后提出延期举证申请，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虽然管辖权待定的阜阳中院，早已因张西德的申请而将期限延长至2月23日，并且“主动”给予了尚未申请的被告以同等待遇，但这非但不能显示其“一碗水端平”，恰恰证明法院曲解了法律。在终审裁定下达后一周内，合议庭即安排于6月25日交换证据，当庭驳回被告延期举证申请，拒绝接受三被告提交任何新的证据，终于酿成被告未能举证的后果！我们认为，合议庭所谓的“证据交换”，不过是在和我们一道，共同聆听张西德的单方举证，因为我们的举证权利被非法剥夺了！对于如此“冷遇”，我们断然不能接受。
第三，本案庭审违反了公开审判的原则。在“证据交换”阶段，合议庭曾以不属于正式开庭，没必要外人在场为由，拒绝记者采访和群众旁听，甚至不惜临时改变场所和动用司法警察；在公开开庭审理阶段，法院又要求境外记者远赴高院报批，并限制旁听农民的人数。众所周知，司法公开是公正的前提，民事诉讼法规定，公开审理是原则，不公开审理是例外，而且后者必须满足法定条件，如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我们认为，证据交换是至关重要的庭审环节，法院有义务保障庭审秩序，但无权批准他人是否可以采访或旁听。
庭审之前的上述程序错误，体现了阜阳中级法院对被告的倨傲和无理。对于合议庭在庭审阶段逐渐表现出的宽容和人道，我们深深感激，但在可能提起的二审中，上述程序错误仍将构成被告的部分上诉理由，并直接导致判决被撤销。
二、庭审后的久调不判，表明法院的裁判权受到了干扰。
经过持续四天的漫长庭审，本案的是非曲直已昭然若揭。我们相信，对于张西德的指控能否成立，作家和出版社应否败诉，不仅诸位法官早已胸有成竹，甚至所有关心原被告命运的人士，也都已心中有数。
张西德和陈桂棣已当庭表示不同意和解。我们记得，张西德放言“坚决不同意法庭调解”，陈桂棣的回答则是“从来没有考虑过与张西德和解”，审判长也明示将不再主持调解，案件会在合议庭评议后择日宣判。双方立场再次表明，作家创作和作品的出版行为是否侵犯了前县委书记的名誉权，以及张西德作为县委书记是否具有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名誉权，是本案讼争的焦点和关键。在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解决之前，一切都还无关紧要和无从谈起。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司法的判决。
原告张西德从未向我们正式提出过调解要求。在庭审结束后，张西德对外电曾多次表示，除了“张西德”之外，作品中所有提到他的部分，全都是诽谤和诬蔑，对于这场官司他是“赢定了”。但从去年10月下旬开始，当地文联和司法行政机关等“无关部门”，在党委宣传部和政法委的指使下，却纷纷主动上门劝说陈桂棣接受调解。由于法律规定的调解，必须在合法和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方能达成，作家夫妇拒绝调解的立场使所有“劝和”的努力无功而返。但合议庭对调解结案的过分主动和热衷，却让我们大惑不解。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应当在调解不成时及时判决，无论其他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两位作家拒绝调解的立场，已注定了合议庭再无撮合的必要。在本案中，及时判决不仅符合所谓“节约审判资源”的精神，而且是法院应尽的义务。
今年3月下旬，吴春桃和雷律师曾应邀前往法院，听取了审判长转达的张西德的调解意愿。法庭此时仍能体面地表示是否同意调解，应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法院此举绝非勉强作家接受调解。鉴于张西德在公开场合多次“义正辞严”的表态，春桃当即拒绝接受调解并请求尽快判决。孰料5月26日，合议庭成员竟不远千里来到北京，约请出版社领导和陆智敏律师商谈调解事宜，居然谎称张西德和陈桂棣已赞成调解，只是方案有待磋商，并建议以出版社少许赔偿、作家适当致歉的方式了结此案；6月17日，合议庭成员冒着酷暑又赴合肥，约见雷延平律师并恳请她说服作家接受调解，声称张西德和出版社均已同意接受调解。虽然我们再次拒绝了如此美意，但仍不免会想，法院如此放下身段南下北上，究竟所为何来？莫非“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优良传统，又在二十一世纪死灰复燃了？
我们理解，你们的裁判权受到了法外因素的干扰，久调不决不过是干预的结果。本律师受命在此声明，我们不会接受法庭的任何调解，请及时判决。
三、我们对判决和司法公正的期待
《中国农民调查》的境遇，堪与多灾多难的中国农民比肩。自作品问世以来，虽然一时间洛阳纸贵，却因其揭露了那种“想象不到的苦难”而命运多舛。自去年三月无端被禁以来，至今没有任何部门和任何人，向作家明示其作品“公众不宜”的理由和依据。作家夫妇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本书并未象张西德切齿期待的那样，“逃不脱党和人民的眼睛，一露头就被掐死，扔进了狗屎堆，永不耻于人类！”。虽然出版社和作家的财产权益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数以百万计的盗版书畅销不衰，使作家的心血并未因“一纸”禁令而付诸东流。书中人物张西德的起诉，给了我们检验中国司法能力的机会，因受理本案而承载了世人众多希冀的阜阳法院，没有理由如此畏缩不前，为孱弱的司法制度再添加一个屈辱的注脚。
朝野对作品迥然不同的评价，恰恰证明它反映了现实。《中国农民调查》已经让很多人的“心灵永远不得安宁”了，就是因为它刺痛了世人早已懦弱和冷漠的灵魂。反之，忙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小公仆们，却依旧表现出了惯有的冷酷。本律师注意到，新任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不久前即在凤凰卫视的“小莉看世界”栏目中，批评《中国农民调查》“是一本很不好的书，给安徽人抹了黑，也是一本不实事求是的书。”郭书记认为，作家“把历史上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拿出来堆砌，是不客观的。”他承认农村基层工作中存在问题，承认基层干部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但他又认为，既然“‘催粮催款’是皇粮国税，‘刮宫引产’是要实行计划生育。”所以就不该再被提起，假如作家将其“拿出来堆砌”，就是“给安徽人抹了黑。”郭书记显然没有搞清楚，究竟是张西德之辈的暴行，还是作家的创作“给安徽人抹了黑”？何况书中揭露的苦难，至今仍然是郭书记治下安徽众多农民生活的现实！我们不知道，莫非今天安徽领导梦寐以求的“中部崛起”，还必须假借郭书记那为尊者讳的“实事求是”？
我们不能肯定，以郭金龙为代表的安徽党政领导的观点，是否决定了阜阳中院的态度，但封疆大吏的暗示对其治下的臣民而言，肯定不会是耳旁风！我们深深感激，是司法特有的规律和法官职业的良知，共同成就了本案至今未决的尴尬局面，因为你们不愿为虎作伥，也没有理由判决作家败诉。你们已经仁至义尽。
不受监督的政府权力，已经让中国万劫不复，没有言论开放和批评自由，构建和谐社会的梦呓，无异于叶公好龙和纸上谈兵。本案判决将有机会回答，公民是否有权批评党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政要是否有权就其职务行为和公共角色所遭受到批评，与批评者对簿公堂。如果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已经确立的公共人物和实际恶意原则，开启了法治社会言论空间的话，张西德诉陈桂棣案必将有条件为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奠定基础。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你们如何运用手中那本应至高无上的司法裁判权。一言以蔽之，我们和所有当事人一道，正共同面临着创造历史的机遇！
尊敬的钱伟光审判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选择足下生辉还是让心灵继续蒙尘，存乎你们一念之间！您和合议庭所有成员庭审中的表现，已经证明你们可能是当今中国法官中的佼佼者；你们能够主动选择成就捍卫自由的光荣，或者被动选择蒙受参与压制表达的耻辱；无数的作家、记者和百姓正在注视着你们，他们都在等待你们的判决。
我们确信，无论本案结果如何，判决书上的名字都将永远被世人铭记：到底是作为捍卫自由的勇士和智者，还是作为迫害自由钳制言论的帮凶，现在就请面对你们的灵魂，做出抉择吧。
被告：陈桂棣
委托代理人：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浦志强律师
2005年7月1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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