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触群体上访之二
孙文广
农民为争取自身权益的群体上访,表现了农民维权意识的提高,这种群体上访像一条条小溪,汇集起来,不但会为农民带来经济利益,而且能带动农村的政治改革,会出现人才。
**山东省委上访人潮涌动**
半年前我与大约40名山大教师一起,为分房事去山东省委上访。
上午8点前,省委门前已是黑鸦鸦人潮一片,上访者在大门口两侧等待,有40-50名警员,还停着两辆警车,省委大门前设置有弧形铁栏杆,大概是防止有人冲到门口去拦车鸣冤,接近8点,省政府有几个官员来门口察看。到了8点半,上访的人群被分散到附近接待处,一批上访者,百余人,从衣着看,是来自农村,他们自行排好整齐的队伍,还有一个带头人在旁边指挥、领队,从省委门口,穿过两条马路,到接待处。我们进入接待处,室内十几排连椅已经坐满人,院子里还有站着的。
后来听说,几乎每天在省政府、省委门前都有大批上访者,都有警车和大批警员。青岛市一位朋友也对我说,青岛市政府也有类似的情况,上访,在全国大城市已是普遍的、经常的现象。据说北京去年有百万人上访。
**我看到的农民上访**
那天有两批农民上访。分别来自山东曲阜和临沂,虽然不同地区,但问题一样,都是因为修公路,在1986至1988年间,占用了他们的耕地。耕地是集体所有,补偿金自然要先发到村长、支部书记手中,没有交给失地农民,理由是要兴办集体事业或兴办乡村企业,当时中共中央正号召大办乡镇企业,说农民可以到乡镇企业去做工,这当然会给农民带来美好的希望。
不久前,数十名济南郊区农民,到山东大学门口示威,有大字宣示牌,有横幅,诉说他们的耕地被大学所占,造成生活困苦,要求补偿。询问之后得知,情况和曲阜、临沂的农民情况十分相似。
在农村兴办的乡村企业,当然由村和乡镇干部主管,这种企业有几个能办好的?一是他们不懂企业经营之道,二是谁能监督他们不把集体的钱放进自己的腰包?经过将近二十几年时间,农村集体所有企业,几乎没有不垮的。干部自然是肥了,但是哪些失地农民怎么办?要打官司吗?你去告谁?谁有钱找律师?而且造成现在这个结果,也不完全是基层干部的责任。这其中还有各级政府的决策,还有耕地集体所有制的弊端,这些问题并非通过法律途径能够得到解决。耕地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问题在村里解决不了,在乡镇,甚至县一级都解决不了,所以最后找到省里,一两个代表到省里人家不重视,于是就有数十人上百人的群体上访。
**群体上访的意义**
参加群体上访的民众,可能只想到解决个人生计。但是群体上访的潮流,却有着深远的意义。首先上级政府已经不能把全部责任压到乡镇和县级政府。农民争自己的权益,群体上访的洪流将迫使政府调整政策。
(1)应该追究占地补偿金中途流失的责任,应该追究政府的责任,拨出资金,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 (2)调整政策,以后凡征用耕地,必须与农民协商,明令补偿金必须发放到失地农民的手中。 (3)必须检讨耕地集体所有制的弊端,实行耕地归农民所有,杜绝乡村干部利用耕地以权谋私,防止政府在耕地问题上的错误决策。 (4)必须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实行村长、乡镇长直接竞选,把乡村干部的选择权交给广大的农民,让广大的农民在农村当家作主。在农村实行乡镇、县一级自治,这既是减少农村干部贪污腐败现象的有效途径,也可有效抵制上级错误决策。 乡镇、县的自治和官员的直接竞争选举,会受到特权阶层的抵制,因此农民的维权,抗争,必然是长期的。
**上访推动农村政治改革**
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体上访现象,使人们看到农村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在中国的农村积累了那么多的民怨、民愤,民意如何表达?谁来代表民意?有人说要依靠党组织,请问农村的党支部书记,能够代表民意吗?我问过一些农民,他们都说,哪些支部书记,自己得了好处,他怎能代表大家。乡镇干部能代表民意吗?答曰“他们是上面任命的,看上面脸色行事。我们上访都要绕开他们。”“人民代表”能代表民意吗?答曰“这些代表都没有经过竞选,是上面指定的,他们怎能代表民意!那么当前在农村能够代表民意?
我认为当前的民意代表是那些组织领导农民群体上访的人。是哪些不怕抢打出头鸟的维权组织者。是他们在唤醒农民的维权意识,公民意识,是他们奔走,宣讲使民意汇成一股一股的潮流。现在可能是小溪,将来可能汇成江河,为中国的民主化作出贡献。
最近一位农民朋友告诉我,在胶东地区有人利用权力操纵村干部选举,已经有农民为此而组织上访,我想这是个很好的开端,理应要求在农村进行公正、公平地直接竞选干部。
台湾五十年之前,在1950年前后,就已经实行乡镇长、县长的直接竞选。为什么我们在五十年之后还不能进行乡镇长的直接选举呢?为什么我们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直接进行竞争选举村长、乡镇长就那么难?
如果说当前条件还不成熟,那么什么时候才成熟?有没有直接竞选的时间表?有人说台湾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是富人的民主,但是陈水扁是佃农家庭出身,不也选上总统了吗?
有朝一日在农村开展直接竞选活动,我想哪些冒着风险,代表民意组织维权上访的人的得票率,一定超过那些不干实事的党支书,因为他们在农村组织维权、上访中获得了农民的信任。
2005年7月6日于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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