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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今年是郑和首次下西洋六百周年，内地官方组织了很多活动，民间也相当热心。官民意见一致之处是，中国应该开放。人们一直习惯以「闭关锁国」来形容一八四○年之前明清两朝的对外政策，郑和则被视为对外开放的象徵。不过，接下来，官民就有分歧了。官方的立场相对温和克制，强调郑和下西洋的和平性。但民间则联想到中国如何成为一个「海权」国家，如何保护马六甲石油供应线，如何在海洋上保护、或更进一步扩张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民间的强硬议论与官方温和措辞的背后，人们可以感受到正在崛起的中国的焦虑和渴望。
到了近代，郑和突然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打捞上来。当时的人们知道，在郑和下西洋前后，西方也开始了发现新大陆的事业。两个事件的结果互相对照，人们不能不有所感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可能更多地反省中西为何如此不同，一百年后的中国人则对郑和作了更有进取性的解释：中国人能否成为一个海洋强国？在纪念郑和活动中，到处都可看到关于海权与强国间关系的想像。
其实，当年的郑和恐怕并没有这样的雄心，他只不过奉皇命耀威各国，旨在建立朝贡体系；那里有海洋霸权的想法。他这种想法，也得不到主流精英群体的支援。在他们看来，治理国家，唯一重要的是内部是否建立起仁政的秩序。朝贡体系只是附带结果，天朝绝不应主动追求。因为，主动构建它，必然浪费财力，鼓励君王的虚荣心。
但在今天，几乎所有人都指摘儒家这种教诲。经历了失败后的中国人，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强者的国家观念，人们普遍相信，国家要从外部获取资源，以增进本国财富。西方人采用的征服、殖民手段固然过于暴力，但以「和平」手段扩张国家势力，总是必要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实：欧洲正尝试改变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观念，而中国却正准备成为十九世纪信奉国家实力第一──以武力为主、贸易为辅──的欧洲。
近代以来的中国人，还有日本人，甚至比西方更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最激进的鼓吹者，正是中国、日本的精英，弱肉强食迄今仍被普遍接受为真理，对落后于自己的种族、国家的歧视触目可见。当年中日维新人士呼吁全面推行「军国民教育」。当代中国人则正根据西方的强权国家观念改写本国历史：汉武帝的拓边政策被电视剧大加赞赏，而郑和没有建立起殖民地，彷佛是历史的遗憾。
不过，中国人往往看到了西洋扩张的辉煌，却忘记了失败的惨痛。最早建立海洋霸权的西班牙、葡萄牙，早就衰落了。欧洲人的国家观念使欧洲几番被毁灭，今天终于完全丧失了参与全球争霸的意志。德国、日本曾经作为后发国家，试图走捷径，赤裸裸地追求国家力量，最后也以彻底失败告终。
据此或许可以说，欧洲近代以来关于民族国家的理念，根本就是历史的谬误。在这段历史纷扰中，唯一的例外是英美。而其例外之处恰恰在于他们似乎洞察了力量之源。这两个国家都具有某种内向的性格，其精英群体的主要努力是寻求优良的治理。因而，建立起了纯正的自由宪政制度。国家的凝聚力，来自这种制度本身。对外的强大力量，只是优良的国内治理秩序的附带结果。
由这个角度看，当年批评郑和下西洋的儒生，其实比今人更聪明。国家的力量不在于武力，而在于内部的治理秩序，儒生看到的是仁政，今天可以将其换成自由宪政。强国是宪政的附带结果。
但当年的德国、日本，似乎都没有理解这一点。直接追求国家力量的结果，是国家权力不受约束，权力在内部不受约束，则对外的决策也难免走上歧途。中国能够避免德、日当年崛起的悲剧吗？郑和激起的是强国梦想，但直接追求国家对外力量强大，却肯定是危险的。
——苹果日报/作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北京）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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