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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色记忆》的再度评说（附：关于《红色记忆》的补充采访）
张耀杰
《海内久经文字狱，人间本好自由谈——〈红色记忆〉读后随笔》发表后，不断有买到和买不到《红色记忆》的朋友，向我询问书中被删除的月坛北街的故事。我自己的一本《红色记忆》已经借给别人，手中另有一本最初发表沈容老人的《热闹的月坛北街》的《温故》丛刊之二，现根据有关内容略作补充。
一、陈小姐和“红旗学生”
在谈到被毛泽东赶出中南海的叶子龙时，沈容写道：“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
对于如此叙述，我是存疑的：既然是记录用的麦克风，为什么不光明磊落地经过毛伟人的批准和同意呢？！
关于毛身边长得非常漂亮的陈姓小姐，叶子龙的介绍是：有一次，她看到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毛泽东打喷嚏”。毛猜不出来，她就说：“很简单么，‘毛病’。”后来陈小姐要求入党并得到一个职位，毛没有满足她，她因此离开中南海。据知情人介绍，这位陈小姐现在香港写居，并且曾经自称是妃子。
关于张玉凤的妹妹，《热闹的月坛北街》发表时略去了名字，我也不好公开点出。也许有一天，她和她的家人会自己跳出来的。
据介绍，张玉凤到沈容家里打电话时很有礼貌。她的电话大体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另一位女士……与张玉凤完全不同，仰首阔步进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终于有一次，李普不耐烦了，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这“另一位女士”后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乘坐的是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坐的红旗轿车，人称“红旗学生”。叶子龙了解到的信息是：“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看中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用意据说是企图在毛泽东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使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了。真叫她滚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儿搁。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去学习。这样，她也住到月坛北街这里来了。”
毛泽东病重的时候，这位“红旗学生”匆匆嫁给一位将军的儿子。于是，沈容见证了这样的一幕历史场景：“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迈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高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据知情人讲，《红色记忆》的原稿中另有一些材料，同样是可以与李志绥的回忆录相互印证的，由于我的记忆不太准确，在这里不好乱讲。
二、曾棋年的相关回忆
2005年4月17日下午，应远方朋友的嘱托，我前往头发胡同58号拜访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老人，在李普家中巧遇沈容当年的老部下、旅澳华人曾棋年先生，并且得到一本画册《情系中澳——旅澳华人曾棋年摄影展》。
沈容1959年到广东拍关于水灾的新闻纪录片，珠江电影制片厂派他协助沈容开展工作。水灾片完成后，沈容把他推荐给主持筹建广东电视台的老朋友田蔚，后来田蔚又根据他的志向，介绍他到广东画报社工作。按照曾棋年的说法，如果不是沈容和田蔚，他的人生道路将会是另一种景象，沈容和田蔚是他的恩人。
另据李普、沈容为画册所写的《代序》介绍，2004年8月19日早晨，曾棋年从广州打电话李普夫妇，“说到田蔚去世之前，在病房里隔着玻璃窗听了他的信，田蔚说：‘曾棋年这人好，应当帮助他。’说到这里，棋年竟在电话那一头哭了起来。”
2005年4月18日上午，曾棋年在沈容女儿的陪同下到八宝山祭奠骨灰，再一次跪倒在地失声痛哭。
对于曾棋年画册中较大篇幅的政治人物的嘴脸，我是并不赞赏的。对于他那份在中国本土已经非常稀缺的感恩之情，我已经麻木的心弦，倒是在情不自禁中产生了一些共鸣。
三、张作斌的赤子之心
曾棋年先生此次来京，是专门陪同他在部队时的老上级、前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作斌看望李普和李锐老人的。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共产党内确实存在着拥有不可磨灭的赤子之心的老党员，张作斌老人就是活活生的一个铁证。
据张作斌介绍，1989年“六四”之前，广东文艺界的秦牧、黄秋耘等几十个人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与学生和平对话，不要对学生开枪。“我自己还单独发了一份电报：请赵紫阳转邓小平，中央应该和平对待学生，千万不要当屠杀学生的刽子手。六四后追查我，我说我是出于好心，劝邓小平不要当刽子手，而不是说邓小平就是刽子手。”
“六四”之后，张作斌听说邓小平来到广东，就写信给邓小平要求对话。他在信中提出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你说反右派在当时是必要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的大民主，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吗？第二，中国凭什么要教训越南小兄弟？越南难道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第三，连国民党都没有用坦克和大炮对付学生，你为什么下命令对学生开枪？第四，你的眼睛到底亮不亮？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你推荐的，为什么你出尔反尔把他们打倒？
邓小平自然不会也不敢就这四个问题与张作斌对话，回报于张作斌的，是中央组织部的专案审查。张作斌要求退党，有人说他不是要求退党吗，就让他退掉算了。省委书记任仲夷和林尧坚决反对开除张作斌的党籍，说是拖一拖再说吧。拖了一年后就没事了。广东省说这是中组部追查的事情，总要有个说法的，就让张作斌在第二年的“十一”之前写个检讨。张作斌说：“我写完检讨后又加了一条保留意见：如果再发生像‘六四’这样的事情，我还是希望中央能够像赵紫阳那样坚持与学生对话，而不是像李鹏那样对学生开枪。我不敢说邓小平了，就只好说李鹏。检讨交上去后，他们给我打电话，说你好好过节吧，我们把你的保留意见给删除了。我的党籍就这样保住了。后来听说与学生对话的袁木要到广州来，我就打算到他住的房间里泼一桶大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熟悉广州的宾馆，我肯定会这样做的。可惜袁木没有来。”
曾棋年补充说，邓小平逝世之后，中央曾经邀请张作斌到北京参加过座谈会，广东只来了两个人。这也许就是党内民主的一种体现。
张作斌对此不置可否。他说：“广东省的领导我最佩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赵紫阳，一个是任仲夷。赵紫阳文化不高，他只有中学文化，但是他了不起，很有眼光，也很大度。”
四、“公民教育”与“两头真”
我最早是在《炎黄春秋》看到李普的文章的，他所披露的历史事实，对于像我这样的历史学者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新鲜信息。只是觉得像这样的老人敢于在这样的刊物上说几句真话，实在是难能可贵。后来听一些朋友介绍李锐、李慎之、李普的“三李”故事，就觉得更加亲切了一些。不过，作为从小吃不饱饭的农民的儿子，我对于共产党内的所有人物，都天然地抱有一丝怀疑和异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从来没有主动拜访党内老人的冲动和欲望。
几年前，由于在一篇文章里向西安的林牧老人提到党内的仁义之士，应该主动站出来替自己的组织承担一份罪责，并且向饱受这个党的严重伤害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公开谢罪。林牧老人没有公开回应，却在悼念李慎之的文章里不点名地提到我，说是他把此事通报给李慎之，李慎之觉得没有答复和讨论的必要。我看到这篇文章后一直不能释然于怀：我劳苦一生的爷爷在所谓的“大跃进”中被活活斗死和饿死，难道连一句道歉谢罪的话语都不配得到吗？我的伯父仅仅因为在一贯道组织里当了一名账房先生，就被判处死刑。减刑释放后依然要任人批斗和罚跪，难道他就不该讨回一点点公道和尊严吗？！
在《红色记忆》中看到李慎之夫妇当年对于沈容的政治构陷，我对于李慎之提倡的“公民教育”也有了另一种感悟：自称是想做一名中学公民教员的李慎之，早年根本没有认真学习公民课程。要不然，他就不会搭错车走错路去参加学生运动和暴力革命，甚至于在党内斗争中扯谎整人。即使到了晚年，李慎之也根本没有领悟到现代公民的真谛所在——在人人平等的公共法律和公共道义的平台上，和别人一样充当只拥有一份责任和一份权利的有限个人，而不是充当动不动就要解放全中国乃至于全人类的救世英雄和革命战士。——要不然，他会在生前主动向沈容承认错误，同时也会替自己宣誓加入的那个组织承担一份本该属于自己的历史罪责。
正是怀着这样的疑问和感悟，我于2005年4月18日再次拜访了李普老人。
在一开始的闲谈中，李普谈到《红色记忆》出版后，有人不相信书中关于李慎之的那段文字的真实性，后来经过李慎之家人的承认，这个人才接受了事实。
我也谈了对于党的认识：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特殊材料，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它不甘心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文明社会里充当合法公民，而是要通过暴力革命之类的法外手段充当凌驾于公民和法律之上掌握政权的专政党和领导党。换用一句老话，共产党实际上就是一心要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野蛮组织。这样的一个党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普世公理格格不入且背道而驰的，甘心情愿地宣誓入党的人，只能说是还没有进入现代文明门槛的野蛮人。
李普对我的说法并没有提出异议。在前一天的谈话中，罗建女士也曾提到国旗上的四个小星围绕着一个大星，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国旗上的星就一样大小。李普当时就伸出大拇指，夸奖罗建是一个才女。
然而，当我谈到所谓的“两头真”，认为沈容16岁就去参加革命，并不是出于真正的理性选择而是出于别人的误导和青春期的表现欲望时，李普却中止了谈话，说是自己年岁大了，不能够生气。
回到家里，重新搜索出大纪元记者辛菲2005年1月22日对于李普的采访，我看到如下的话语：
“如果要对我也采取这种办法或者也把我监禁起来，我告诉你，我毫无办法，我毫无办法反抗，要把我投进监牢，那就投进监牢好了，没有办法。如果谁要把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也毫无办法。我跟你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那时候叫做：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工作、革命、不怕死。"
"我今天虽然已经87岁了，我还是有这种精神，有这种准备，准备因为我发表这些言论而被关起来，或者被开除党籍等等，我还像20岁的时候，在一点上没有变。我可以这样说，不是吹牛皮，老而弥坚。因为赵紫阳的这件事情实在太可悲了。一个人有几个15年？把他软禁15年？"
"大规模的坦克上街，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为什么人们那么强调'六四'？这是很自然的。'六四'这样的事情，慈禧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唯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这不是耻辱吗？所以大家关心'六四'这件事，完全可以理解。"
20岁时的李普所反对的是一个半专制的国民党，所拥护的却是一个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并且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领导权的绝对党。到了87岁，他所反对的却是由自己参与缔造的党组织。作为一名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共产党走到连自己的党员都“毫无办法反抗”的极端境地，李普与每一个党员一样，都有着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这一点是必须说明白的。更进一步说：把所有的罪责推给一个并没有长脑袋的组织，而不是自己站出来承担本该属于自己的一份罪责，这种表现本身就是前文明时代最为根本也最为极端的自私自利。
走笔至此，我再度想起刻写在美国波士顿的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几行忏悔文字：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党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几行忏悔文字是一位名叫马丁的德国新教神父留下来的。同样是道义文字，中国人的文章总是写得理直气壮和慷慨激昂，却从来没有最为根本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担当。借用鲁迅的经典描述，就是：“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有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
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和历史学者，我没有权利追究任何某个人的法律罪责；但是，公共道义上的个人罪责，我还是可以基于人人平等的公正原则予以拷问的。在毛泽东已经被包括李普在内的有良知的文化人请下神坛之后，任何国人和任何公民，都不可以因为自己的年老或者因为自己的真诚善良抑或是其它的什么原因，重新登上免除责任或免于批评的神坛。每一位公民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选择和错误言行承担一份有限的责任，而不应该像前文明时代的中国人那样，把自己的七情六欲包装隐藏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之下，只对别的个人或党派的人欲实施以理杀人的诛灭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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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普介绍，《红色记忆》出版后，有人不相信书中关于李慎之的那段文字是真实的，后来经过李慎之的家人出面承认，这个人才接受了这一事实。
关于《红色记忆》的补充采访
张耀杰
《海内久经文字狱，人间本好自由谈——〈红色记忆〉读后随笔》发表后，不断有买到和买不到《红色记忆》的朋友，向我询问书中被删除的月坛北街的故事。我自己的一本《红色记忆》已经借给别人，手中另有一本最初发表沈容老人的《热闹的月坛北街》的《温故》丛刊之二，现根据补充采访略作说明。
一、陈小姐和“红旗学生”
在谈到被毛泽东赶出中南海的叶子龙时，沈容写道：“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
对于如此叙述，我自己是存疑的：既然是记录用的麦克风，为什么不光明磊落地经过毛伟人的批准和同意呢？！
关于毛身边长得非常漂亮的陈姓小姐，叶子龙的介绍是：有一次，她看到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毛泽东打喷嚏”。毛猜不出来，她就说：“很简单么，‘毛病’。”后来陈小姐要求入党并得到一个职位，毛没有满足她，她因此离开中南海。据知情人介绍，这位陈小姐现在香港写居，并且曾经自称是妃子。
关于张玉凤的妹妹，《热闹的月坛北街》发表时略去了名字，我也不好公开点出。也许有一天，她和她的家人会自己跳出来的。
据介绍，张玉凤到沈容家里打电话时很有礼貌。她的电话大体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另一位女士……与张玉凤完全不同，仰首阔步进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终于有一次，李普不耐烦了，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这“另一位女士”后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乘坐的是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坐的红旗轿车，人称“红旗学生”。叶子龙了解到的信息是：“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看中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用意据说是企图在毛泽东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使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了。真叫她滚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儿搁。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去学习。这样，她也住到月坛北街这里来了。”
毛泽东病重的时候，这位“红旗学生”匆匆嫁给一位将军的儿子。于是，沈容见证了这样一幕历史场景：“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迈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高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据知情人讲，《红色记忆》的原稿中另有一些材料，同样可以与李志绥的回忆录相互印证，由于我的记忆不太准确，在这里不好乱讲。
二、曾棋年的相关回忆
2005年4月17日下午，应远方朋友的嘱托，我前往头发胡同58号拜访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老人，在李普家中巧遇沈容当年的老部下、旅澳华人曾棋年先生，并且得到一本画册《情系中澳——旅澳华人曾棋年摄影展》。
沈容1959年到广东拍关于水灾的新闻纪录片，珠江电影制片厂派他协助沈容开展工作。水灾片完成后，沈容把他推荐给主持筹建广东电视台的老朋友田蔚，后来田蔚又根据他的志向，介绍他到广东画报社工作。按照曾棋年的说法，如果不是沈容和田蔚，他的人生道路将会是另一种景象，沈容和田蔚是他的恩人。
另据李普、沈容为画册所写的《代序》介绍，2004年8月19日早晨，曾棋年从广州打电话李普夫妇，“说到田蔚去世之前，在病房里隔着玻璃窗听了他的信，田蔚说：‘曾棋年这人好，应当帮助他。’说到这里，棋年竟在电话那一头哭了起来。”
2005年4月18日上午，曾棋年在沈容女儿的陪同下到八宝山祭奠骨灰，再一次跪倒在地失声痛哭。
对于曾棋年画册中较大篇幅的政治人物的嘴脸，我是并不赞赏的。对于他那份在中国本土已经非常稀缺的感恩之情，我已经麻木的心弦，倒是在情不自禁中产生了一些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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