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晶


中国当代知识份子长期以来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然而近两年，体制内外的知识份子似有相互接近、相互融合的趋势。就这个新的趋势，本台记者吴晶对跨越体制内外的活跃知识份子、成都大学法律系讲师王怡，进行了访谈。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晶的报道。

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的鸿沟和对立

中国知识分子不乏忧国忧民之士。但是由于身处体制内外的不同，这些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公共话语权、人际关系甚至人身安全等许多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别。王怡说，“在几年前，中国的所谓体制内、体制外也曾经是一个有很大争论的概念：谁是体制内、谁是体制外，或者说谁是官方的谁是民间的。”

谁是体制内知识分子？无论是依附当朝权贵、大红大紫，还是既拥护主旋律也针砭时弊，体制内知识份子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在官方的文化教育或研究部门任职，可以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在大专院校授课，就公共政策发言。而和他们相反，体制外的知识份子大多散布在民间，以批判社会、鼓吹变革为使命。他们的言论较为激进，职业经常和“知识”无关，而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不少人的地位甚至处于社会边缘。在成都大学教书的王怡谈到体制外知识分子说，

以前有一部分知识份子叫做体制外的，甚至是属于打入另册的，叫做异议分子，他从来就不可能在传统媒体上发表任何东西。

“以前有一部分知识份子叫做体制外的，甚至是属于打入另册的，叫做异议分子，他从来就不可能在传统媒体上发表任何东西。”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份子，在较长时间里，他们不仅界限分明、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的相互鄙视和排斥，以至于都尽量避免出现在同一个场合。

“例如刘晓波，以前体制内这些人他都认识。但是他出来之后很多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在人际上都是相互冷漠的。在同一个场合出现，对体制内的知识份子来讲，内心都是有忌讳的。”

“(原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互相都不愿意被归纳到对方去。体制内的被归纳到对方去就意味着你可能会丧失发言权；而且也不愿意被扣上激进的帽子，激进就显得没有理性。体制外的被归到里面就好像被招安了)被招安了。对，在评价上会感觉到一种羞耻。”

而体制外的知识份子也不屑于和体制内的为伍，看不上他们因为害怕脱离社会主流，丧失公共发言权，所以一味地维护体制、附庸当局。

“而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呢，我们普遍对他有个批评，说他非常犬儒化。他会自我保护，会绕开很多问题，不管是在观念表达上或是人际交往上，他会有意的跟前一个群体之间划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从内向外超越体制的冲动

虽然大致的格局是这样，可其实不少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究竟应该站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内心仍然有着一番挣扎。他们既想能像体制外的人士那样，更鲜明彻底、痛快淋漓地表达观点，又怕因此受到封杀而干脆失去公共发言权。在成都大学教授法律的王怡虽然身在体制之内，但又不甘在公共发言中受到限制。因为不甘，他在网络上的发言果然受到当局的封杀。

“我自己明确希望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参与一些评论。包括我做网站和网刊，都是尝试。”

“我当时在世纪沙龙短暂地作过版主。那一年三月份去作版主，到五一劳动节我组织了关于下岗工人和工人阶级状况的一组文章，其中有我自己的一篇文章叫做《背信弃义是怎样合法的》。这组文章当时发到世纪沙龙之后又引起了麻烦，有关部门就叫世纪沙龙不能让我在那里作版主了。”

2002年，王怡又跟人合办网上论坛，但是因为论坛大胆敢言而遭到反复关闭。

“后来又合作，做一个叫“宪政论衡”的论坛，一直到现在。“宪政论衡”是一个专门关注宪政理论和中国宪政转型的学术性的思想论坛。在海内外相关的人群里有较高的影响。这是在０２年六月做起来的，直到今天“宪政论衡”已经被关闭了有１０次。”

思想的激情冲撞体制的藩篱，似乎就要越墙而出。王怡的言论尺度和表达方式已经到了体制可以容忍的边缘，而越来越接近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杜导斌因言获罪的程度。

“去年以来我的言论尺度和表达方式似乎向着杜导斌先生的直白方式转变。”

“03年杜导斌被抓以后，我写过一篇声援他的文章说，像杜导斌那种直来直去的文体我是非常佩服的，因为49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没有用那样的口气来说话。他是一种直白的表达。而我们长期都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想法。。。比如说，知识分子可能会用一种理性的、逻辑的和学术的包装来使自己在既有的语境下获得最大化的表达，自己的安全也有一定的保护，所以是一种隐讳的表白。我当时的文章说，跟杜导斌比起来，我更接近于隐讳的表达，传统知识分子。对这点在杜导斌坐牢以后我觉得挺惭愧的。”

而体制也在毫不客气地对王怡进行着惩罚和封杀。

“去年底有一个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事件”。当时中宣部有一个六人封杀令，列举的人里面也有我的名字。我从02年开始，在网络上的写作就有一半进入到传媒里，在一些主流媒体上都开有专栏和评论。但是到去年年底中宣部的禁令出来以后，我从国内的刊物上基本就消失了，所有的专栏已经全部都取掉了。“

体制内外部在泾渭分明

可是近两年，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知识分子的格局出现了重新组合的趋势。王怡认为，这主要的是体制内知识分子异端的兴起：

“尤其是03年以后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体制内的异端知识份子的兴起。从身份上来讲他在体制内，人家没有完全把你踢出去，你自己也没有完全放弃。比如说我现在也在高校里。但是在体制内又成为一个异端的知识分子。他的发言，他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的尺度慢慢就跟几年以前的异议知识分子的、民运人士的、被共产党视为反对力量的那些人的尺度都已经非常接近了。这是最近两年非常重要的变化。”

体制内知识分子异端为了坚守思想独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我2003年的时候已经被取消了上课的资格，我已经被停课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不让你上课。我当时是发一个基本工资，扣掉社保等一个月就两三百块钱。像我和焦国标这样的还有一些。对体制内的异端，它就是用不让你上课、停课的形式对你做处理。就是让他去编教材不去上课。然后用1打击你的经济生活的能力，不让你发稿呀，不让你授课呀。但是关系让你保留着。这种情况比较多。像北京青年教育学院的杨之柱先生，就是被长期踢到图书馆里作管理员；南京的樊百华也是被踢到图书馆去。有人说他们是中国两个最有名的图书馆管理员。成都西南民族大学的萧雪慧也是非常有名的学者，89以后坐过牢。出来后也是一直留在学校里但是一直不让她上课。”

体制内异端知识份子，就是以这样的代价不妥协地坚守独立的立场。然而，他们能够涌现和存活又和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兴起这一大的潮流密切相关。划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体制内外、或在朝在野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一个新的知识份子的定义正在取而代之。这就是最近在中国学界和知识界炒得很热的“公共知识份子”的概念。公共知识份子的兴起，不仅为体制内异端知识分子的崛起开辟了生存空间，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全社会的言论空间。下面是吴晶就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对成都大学法学系讲师王怡访谈的第二部分。

维权运动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起

2004年9月南方日报属下的《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中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份子50人名单，一时成?大陆知识界和新闻界的热门话题。该刊物对「公共知识份子」的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以及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在列举的50人中，包括很多公众熟悉的知识界人士，像朱学勤、徐友渔、卢跃刚、茅于轼，以及网路公共知识份子王怡。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即明确又宽泛。他们不仅要理性、超然、独立，秉持良知，并且还要兼具专业性、公共性和批判性；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有建树之外，还要对公共事务发言。我们就举大家熟悉的??波和余杰等?路作家，何清?、?桂棣和春桃等新???人?，丁子霖等人权活?人士，投入扶贫的经济学者茅于轼，揭露萨斯病疫情真相的蒋彦永医生，和揭开河南爱滋村内幕的高耀洁医生等。正是因为他们长期关注社会敏感议题、挑战言论管制，不少人失去官方的庇护，有的人则干脆站到了体制外。王怡说，

“比如余杰，有一个从体制内彻底到体制外的过程。像焦国标、茅于轼，法学界的贺卫方先生，他们都是在体制内，而且已经有比较高影响力。”

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名高望重，他们在法制、维权等方面率先秉公发言，极大地扩展了社会的言论空间。

“他们慢慢开始大胆说话，而且说话的尺度在近一两年越来越厉害，已经开始接近于传统的所谓异议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向。”

公共知识份子运动的兴起，打破体制内外的界限，使身份各异、立场各异的中国知识份子相沟通，使维权活动、民主运动相呼应、也使海内外的中国思想者相融合。

“尤其是在03年，萨斯事件、孙志刚案件和一系列民间维权的案件和网络公开信运动，海内外传统的民运人士或异议人士，从人员到思想沟通到行动都跟国内思想论坛上的人群都有非常明显得相互融合相互沟通的过程。”由恐惧、不屑到理解、尊重

“这几年慢慢的的确有所改变，主要的改变是在体制内知识分子这边。他内心的恐惧感的确在慢慢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社会的某些进步的表现。”王怡讲师说。

随着知识和思想界这一格局的变化，原来的隔阂、冷漠和相互排斥也开始化解消融。特别是体制内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体制外者，由鄙视不屑到产生敬意。

“现在呢，像您刚才说的内外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而且恐惧感消失了之后又相互交流了一下，也比较了解了，对对方的人格也比较尊重了。”

“对对对。就是在相互的评价上也出现了一种尊重。不像以前对对方都有一种道德评价或学术评价上的一种鄙视。”

体制内外知识分子之间隔膜的逐渐消融，从刘晓波遇到的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

“晓波有一次在北京的万圣书店碰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著名主持人。主持人就过来和他打招呼，口气像领导代表组织上一样，说你这么多年受苦了。这个是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也是互相融合、走近的一个例子。我觉得我可以走近你，然后打个招呼。”“在公共领域就更是这样。我们可以在一份公开信上一起签名了，可以就某一个问题都写文章发表意见了。”

角色不拘一格，都要人来扮演。

“（各人有各人的角色）对。这里也有一个相互的尊重和理解,也包括这样一个角色感。就是对对方所扮演的角色和在他的位置上所做出的贡献和成就有一种尊重和理解。”

相同的舞台，不同的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也为体制内异端知识分子扩大了生存的空间。王怡说，现在政府对体制内的异端是不到万不得已不给彻底踢出去。

“体制内异端的兴起，中共当局的处理方式也跟以前有所不同了。他对这些人基本上采取的一个态度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把你彻底地踢出去。而是打击你经济的生活能力，不让你发稿呀、不让你授课呀，但是关系给你保留着。”

最近王怡本人被学校又招回去教课。

“他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去年底一方面中宣部的封杀以后，我在国内公开的发表权基本上就被压缩得没有了，但同时学校让我回去上课了。这是矛盾的信息。我估计他可能是不想把你逼得太死吧。”

能够回去教课，当然是好事情。那么，一般来说，秉持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要不要付出一定代价留在体制内呢？

如果我给国内的一个刊物上写专栏，那么我的尺度和在网上写文章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要接受妥协的。（王怡）

“对，这些年我们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相互尊重和理解就是体现在，比如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说，我要不要保持我在高校里的身份，或者我在公共空间、平面媒体的发言？如果我给国内的一个刊物上写专栏，那么我的尺度和在网上写文章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要接受妥协的。”

留在体制内就可以在刊物和传统媒体上发表文章，但同时又必须付出代价。

“我自己也有这样一个转变。我以前特别不愿意接受这个妥协。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在网上写东西的，没有经历过在平面媒体上投稿的过程。”

即使本人可以忍痛接受妥协，王怡还是担心，体制外的朋友会不会理解？

“如果你接受那样一种妥协的话，其他的朋友们包括体制外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看法，觉得你那样还不如不写，有什么意义呀，甚至包括在道义上就会对你有一些贬低的看法，这都是难免的。比如2002年我曾经给国内的21世纪经济报道写不署名的社评写了一年半。写的很多东西，很多朋友批评很大，说这个东西让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去写，你没有必要去写。但是我说，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写出来可能就没有我这个样子。我来写的话就可以写的比他更前一点。但是这肯定又不如我自己在网上写得那么强。那么，这值不值得去做？”

体制内外知识与思想界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宽容，使王怡摆脱了左右为难的困境。

“我觉得这一二年来大家对此有了比较宽容的看法。比如我在国内公开媒体上能否发言，这是不是重要和必须？体制外的一些朋友，包括刘晓波这样的都会说，我一定要这样、不能放弃。大家相互之间都有这样的理解了、平和一些了。”结束语

过去毛泽东曾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语，强调中国知识份子与党的依附关系。知识分子无一不苟活在党的专政制度下、服务于政府体制中。后来，知识人群分化为体制内外的格局，体制外知识人士虽然独立但却极其孤独。再后来，又出现体制内异端知识分子；到现在终于兴起公共知识份子的潮流。再过几年，还真难说是由中宣部到底还是公共知识分子领袖来主导中国的主流传媒和公共舆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