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钦宣


广东花城出版社《随笔》杂志2005年3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先哲的遗言》的文章。读完该文，笔者内心所受到的冲击实在难以形容！

这篇文章介绍道，普列汉诺夫是最早在俄国和欧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十分受列宁尊敬。但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渐渐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此后对十月革命又持反对态度。

1938年（此为错印，应为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病危，他叫来好友捷依奇，开始口授政治遗嘱，历时两个多星期。他同时声明：他不愿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该遗嘱在“布”党掌权期间不得发表。因此，直至苏联共产党垮台后，该遗嘱几经曲折，才得以重见天日。

俄国《独立报》1999年11月30日编发了这份政治遗嘱，并载专文详述了遗嘱的写作经过及其曲折经历以及真伪考证的情况，此事以此大白于天下。下面是普氏的政治遗嘱中部分令人震惊的预言性论点：

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便会过时。

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土崩瓦解。

三、“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最后政权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四、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直至政权垮台。

“遗嘱”全文三万多字，内容丰富多彩。最令人震惊的是，半个多世纪后，“遗嘱”中的论点竟然大多兑现了！这似乎非“巧合”二字所能概括。（笔者有所增删）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对普列汉诺夫肃然起敬，佩服得五体投地，真心地拜服在他驾驭政治的高超本领与穿透历史的深邃眼光中，其才华、学识与智慧，实非当时苏联那些所谓的政治名流或文化巨人可比。

而由普氏之遗嘱，笔者又不禁想到1936年10月鲁迅先生留下之七条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列；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子孙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你的事情，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记得以前读鲁迅先生的遗嘱，笔者内心也很受震撼！震撼于鲁迅先生“此生速朽”之思想观念与至死也不愿原谅敌人之恩怨分明。鲁迅先生的遗嘱，寓意不可谓不深。也许只有那些深谙中国历史与国民心理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它的真义：中国具有“三不朽”思想与中庸观念、明哲保身的人太多，鲁迅式的西方式的——非此即彼的人太少。

可是现在读到普氏之遗嘱，两相对比，却发觉鲁迅先生的眼光反而有点短浅了。鲁迅先生的遗嘱虽然也不乏深刻，但缺乏一种高度概括历史与预言历史的深邃眼光，以及超出纷繁尘世与穿透复杂社会的抽象思维能力。

因为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便会发现鲁迅先生的遗嘱太着眼于“永远的人性”（对此笔者有点不解，鲁迅曾大力批判过呀！），虽然能久经时间的考验（尤其是对中国而言），却显得笼统宽泛了些，并且有点取巧之嫌，好像没有用尽心力，“往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朱光潜语）似的。它对子孙、他人或许很有教益，但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却没有多少指导作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鲁迅先生的遗嘱相对于普氏之遗嘱显得如此“近视”或“短视”了呢？

我想，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普列汉诺夫虽然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却看到不少人批判马克思主义又亲眼目睹苏联建政之弊端而恍然大悟的，所以他在临死前才觉得有必要留下遗嘱，“立此存照”以供后人评判；而鲁迅先生却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绝望，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直到晚年才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赞同暴力革命的，所以他看不到更深更远更高的地方也属自然。

但普列汉诺夫（1856—1918）活了62岁，鲁迅先生（1881—1936）活了55岁，两人都经历了相同的两个世纪，人生阅历应该相差不大；普氏虽多活了7年，但比鲁迅早死了18年，又可谓“功过相底”。而两人所留下的“遗嘱”却黑白分明，高下立判，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鲁迅先生之于中国，当然伟大。笔者不会愚蠢到因一篇“遗嘱”而忽视他，在内心深处，鲁迅先生仍是我们后辈最敬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之一。但是，看多了事情之后，我们已不再像学生时代那样轻易上当受骗，把他当作心目中的“神”。

现在，当我们看到新中国的种种弊端，对照普列汉诺夫的“遗嘱”，发现了不少相似的地方后，我们内心所受到的冲击，已非“震撼”两字所能形容。假如我们对此仍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不求思变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便很有可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甚至更为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