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参与政治；他的文章大多也不是纯思想纯学术，而多关涉中国时政大事，可谓是 “风口浪尖”，按说他的文字应该充满“火力”。但恰恰相反，他的贡献之一——从民主墙开始，是在极权话语笼罩中，他在政论领域提供了“新”的言说方式——说“理”：不以“权”而说，也不为“权”而说；而是以说求“理”。这就是把“枪”还原为“理”。当时文学杂志《今天》，其重要价值也在“新”的文学语言方式。所谓“新”，是由在极权统治下恢复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语言。“胡平文体”实际是有传统的——胡适传统。人们可以不同意胡平的某些见解，甚至对之批评，但他的言说方式却是求理的，可以与之论辩。这是民主政治的言说方式，是走出极权政治的重要一步。 专制与民主的区别，关键所在：是权力；还是原则？ 在言说上，权力体现为占据：“我”说“我”支配。其抢占语言空间的中心、至高点，“我”代言真理，不可置疑。“我”说“我”审判“我”发令。“我”即中心，“我”与“理”不分——我即“理”，专断，居高临下，不容异己，一言九鼎。一位作家说：“他们说得高尚，但把别人都留在阴影中。”这个阴影 就是“我”对他人的精神占有和笼罩。实际这是“我”在言说空间的权力占据。 而民主是以原则为尚。它不是“我”说，而是说“理”。可以说民主是说理主义。首先，“我”与“理”相分，“我”不是理，只是求“理”。再，其尊重语言公共空间，“我”不是中心，也不代表真理；此空间是开放的，容异的；每个言说者是平等的，被尊重的，“我”是一个，而不是“一”的整体。因此，“我”的言说是参与的，而不是占据的；是可质疑的、有原则可参照衡量的，而不“我”说即“是”。说理主义是理性的、逻辑的、分析的、求根据的；反之则是专断的、情绪的、空泛的、概念的；民主言说是从容的，容纳的，而不是偏执极端的。 胡平以分析见长。比如，“不少人至今仍强调文革的所谓反官僚体制的积极意义”，胡平指出：“这些人不知道，大独裁者都是不喜欢官僚体制的……，正像大资本家不喜欢中间商”，“一个人不断地造反、反权威，其逻辑后果是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他分析：“红卫兵运动貌似反叛权威的运动，其实它恰恰是权威主义的运动”，他们“自称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注意这个‘小’字，……它表示对‘大’的依赖，并以此为荣。”中国人有许多糊涂的政治观念，比如人们常将共产极权当为封建专制，说毛是五千年的封建传统。其实共产极权和封建专制截然不同，差距有文明和反文明之别。在“解读晚年周恩来”一文中，作者通过周恩来分析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传统封建专制有君臣共遵的“道”——仁义原则，且而“君”“道”分离，“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谄臣”；而“共产极权制度则不然”，其“最大特点是道君合一”，“领袖是真理的化身”，“党和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禁绝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声音”。由此，封建专制和共产极权的文明与反文明之别就界分出来。进而“周恩来是忠臣”，这样一种糊涂想法也随之瓦解。极权制度无道义原则，人必须“违道顺上”，其“根本不允许有忠臣”。 在“比赛革命的革命”一文中，他对民众政治的心理分析可谓精彩。作为极权社会，“革命者掌控了一切资源，……革命被确立为人生唯一的价值标准”，权力按照人们的革命程度安排其命运。革命常常有利可图，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则注定吃亏倒霉，因此“到头来，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会卷入到比赛革命的革命中去。”毛时代的“宁左勿右”，文革的群众暴力，都来于“比赛革命”。胡平说：“文革中的狂热行为，十之八九时装出来的，是故意给别人看的”，“打人证明你阶级情感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无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则有立场不稳，阶级感情有问题的嫌疑。”“打人貌似非理性行为，其实却是十足的理性行为。”中国当代历次运动，所谓“过火”现象，群众暴力，此是根源之一。假如人们对之都有了认识，以后即使再闹运动，人们想装“狂热”也装不了了。这是思想的力量。 胡平的语言平实，但他能将复杂的问题说得清楚明白。汉语欠缺说理传统，而中国与现代国际政治甚有距离，中国社会本身的冲突和矛盾又极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这点，需要很好的理论素养，清晰的思辨力，精通政治和中国社会，同时也需要娴熟的汉语。胡平语言功底坚实，读他的散文“戒烟”“吾五五悟”，颇显出他的语言功力和风格。在胡平的文章中，很少看到别扭的句式和生涩的词汇，而这是许多理论者的通病，甚至可以说是当代汉语的病症之一。他的文体平实，但耐读，除言之有物，亦能引经据典，也常有生动的口语和比喻，如：“请将不如激将”、“理他算输”、“不痴不聋，不做阿加翁”、“正打歪着，歪打正着”、“脸澡盆带孩子”等，后两者是俗语的进一步创造。他在严肃中，不失幽默。 人要求生存是本能；人如何生存则受观念支配。人的意识有限，因此权势很容易利用意识形态对人操纵，这是思想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是言论自由所以重要的原因。思想的意义是以观念改变观念。自由是言说的前提，在此之下我们还有说什么？怎样说？前者是向权力争取来的，而后者则是思想者自身的问题。这二者都是重要的。 5 “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一文写于1996年，而作者了解米奇尼克是在1984年。应该说米奇尼克对胡平的影响很大，我想胡平许多方面是以之为范。当然中国的事情远远比东欧复杂困难得多。研究胡平，这篇文章应该注意。 胡平倡导理想，这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强调。但理想有危险性，因为人的社会理想很容易导向乌托邦。中国共产主义之悲剧有乌托邦的因素。毛后，中国犬儒精神盛行，这和深受乌托邦之害有关系。现今中国实需要理想精神，否则社会秩序和原则无法建立，因为秩序和原则的持守依靠人的精神和道德。但需要警示，当社会瓦解进入危机状态，人又很容易产生乌托邦幻想。因此，既坚持理想，同时又有对现实、社会、人性的清醒认识，接受局限和欠缺，这对中国非常重要。 胡平坚持民主理想，此不必言，要注意的是他民主社会的清醒认识。在“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中，他对米奇尼克的引述也就他的思想。他提醒，不要由反共产制度“ 堕入另一种乌托邦——民主乌托邦”。“人性本身不完美，因此不论什么制度都不可能使人类社会完美”。民主是灰色的，是“永远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恶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猴戏的大杂拌”。的确，民主不好，但“专制更百倍可恶”，因为“只有民主制才具有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能力，……才能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果理想建立于对现实的充分理解、接受人性和现实的局限与欠缺的基础之上，那它就是坚实有力的，切合人的需要与存在的。 2005年7月-9月 于伊萨卡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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