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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灰色——读胡平《犬儒病》
一平
国人如果关心国事，而又不困于文字封锁，大抵都读过胡平的文章。尽管在大陆，他的名字还不能提及，但其思想还是渗入了中国知识界。他说，“我被称作持不同政见者，算来已经有二十四、五年了。”于人的一生，这算是漫长岁月了。回头想想，一个人带着自己的信念，在种种困境中不懈地做下来，也真是了不得。
前两年李慎之先生去世，国人有一阵热潮。李先生敢思敢言，信守良知，特别是以他的年龄、经历和位置，其精神人格，就更让人尊重。但客观地说，当时人们对他的赞誉过高了些。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语境中毕竟还矗立着庞大权力，词语的发生不可能不包含其因素。积极地说，肯定的增强，是为了对抗。今年赵紫阳先生去世，加倍地重复了这个例子。但我要提醒，此必要的“夸张”中，本身包含有对象所占据的权力和位置的因素。
有关当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胡平无疑比李慎之先生思考得更多，有更多的阐述和贡献，但人们称他为民运分子，却不说他是思想家。我这里不是一比高低，而是例述权力给人精神思想造成的障碍。极权社会，权力是词语发生的前提，只有通过权力，词语才能进入公共空间。胡平幽默地说，我是“持不同政见者，难道还有无不同政见吗？在今日中国，还有谁能过无不同政见呢？”。虽然国人都是“异见者”，但是大陆不同政见依然是只有通过权力，才能进入公共空间——成为公言，有语言之效能。否则就是私言，不见天日，地下流转。
极权社会，有害权力的异见怎么才能通过权力，进入公共空间呢？严格地说，完全性极权社会没有可能，比如毛时代；异见不仅成不了公言，连私言都很难发生，因为有肉体惩罚或消灭，不要说言，还要制止自己去想。但是后极权社会则不同，因为权力中心发生分歧，绝对极权蜕为相对极权，而发生变化，其包括：中心权力分歧斗争，各方为增强自己的力量会接纳某些异见；权力斗争产生裂痕，就会张开一定社会空间，于是某些异见就趁虚而入；经过种种运动，权力内部一部分人成为异见者 ，他们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迂回表达异见，并推动社会异见发展；后集权社会是变革型社会，变革本身需要异见，调整人们的意识；再，中性的思想文化在相对开放中，顺势生长，催化变化。80年代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在这个范畴发生的。以上这些都是需要的，也是有意义的，推动了进步。
但应该看到，尽管这些是重要的，但同时也是有限的。因为最终有个权力允许的程度，底线是不能动摇权力。在此限制下，许多根儿上的命题不能触动。而绕开这些，中国思想的阐述就不能彻底。（90年代末，网络兴起，随之中国出现非官方的社会亚话语公共空间，此中国后集权社会甚为重要的事情，这里暂不谈。）进而，这个“允许”范畴内的言说，其思想的价值很小，因为作者主要的努力并不在思考，而是如何把已有的想法，挑挑拣拣，删删改改，改头换面，以通过权力许可，进入权力控制下的公共话语。一般地说，这些“思想”出现，要比当初的思考晚一个年代。例如80年代所谓的新思想，在70年代一些青年人便已完成。比如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完成于1975年，1979年发表于民主墙《沃土》，1986年转载于官方改革派刊物《青年论坛》。
思想的前提是自由，但如果是权力，那么思想就将受阉割。中国思想的障碍在权力，其导致中国精神之萎缩。因此，中国需要独立思想者。其分离于权力，不接受其的限定，也不求进入权力掌控的空间。在政治思想领域，他们从所禁止所掩蔽的命题开始，而求对中国当代政治彻底阐述。而绕开这点，就不可能有中国政治学。同时，在权力控制之外，争取、建立自由言说的空间，无此，思想将窒息，并且也产生不了思想的效能和活力；这是复生中国精神的根本之途。
继遇罗克之后，胡平是中国当代最早的一批独立思想者之一，在70年他的自由民主、反极权的思想便已成熟，《论言论自由》是之体现。78年，他参加西单民主墙运动，办《沃土》、《北京之春》，作为一个思想者，他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开创一块真正自由的言论空间，这是改变中国极权制度的根本所在。他说：民主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一块真正的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它是对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的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构成了对极权统治的最深刻的挑战。”（胡平“ 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
80年，他参加北大竞选也是出于此。几十年来，胡平致力于两件事情：独立思想，及为中国开拓自由的公共交往空间。
民主墙后，中国丧失了建立“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的可能，知识分子尽可能地寻求“体制内”言说。比如《今天》成员相继加入作协。“体制内”这个词值得琢磨，其是中国后极权社会之特色。当然我们可以宽容地看待，其毕竟不同于毛权力，人们有了一定的自由和言说的空间，是进步。现实、妥协、利用，都是需要的，但也是有代价的。我们不能忽视“体制内”的极权性，否则精神思想的真正价值就将扭曲颠覆。 “体制内”是一定宽松的权力控制，但依然是“权力”是“控制”，因此某些思想、思想者注定是异类，被挤到边缘、地下或界外。当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划归“体制内”后，那一部分边缘的、地下的、界外的思想者也就有了他们特别的担当和责任。流亡是这种状态之一。
胡平87年到哈佛攻读哲学博士，89年后，便成了不能回归的流亡者。流亡意味许多个人困境，但是中国精神思想不可缺少的角色。广阔的视野，丰富的信息，自由之思想之言说，这些是中国尚缺少的，充分地利用这些，自由完整地阐述独立思想者的思想，使之跨越海面折射回大陆，这对中国尚有控制的思想精神，是必要有利有益的。胡平看到了这点，尽力地发挥它。如果将胡平于美国二十年的所为和文字汇集起来，可以看到这一份特别的意义。
2
《犬儒病》收了胡平近年较重要的文章，可算是他的代表著作之一。胡平思想敏捷，出手也快，其文字短文居多。但这本书都是重头之作，从各个角度论述了当今中国重要的问题。这里，我着重谈“犬儒病”这一篇。
“犬儒病”是这部书的重要文章，其是中国精神现状的批评。中国历史，大灾大难总是周期性地发生，但总体而言，中国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糟糕，过去怎么乱也还有孔孟的延续，就是水浒梁山也还有“忠义”。但现在中国，种种文明正值都被颠覆了，唯坏是好。这是一种什么状态？是怎么形成的？胡平诊断为“犬儒病”，其是极权制度的必然演变。如果说共产党理想起始就有犬儒的毒素，其权力也始终黑暗，但只是到了后极权时期，犬儒病才全面泛滥。因为早期，人们还相信谎言；但进入后期，谎言只是谎言，人们不再相信。欧文分析极权的三个阶段：一、狂热的乌托邦，二、大规模恐怖，三、玩世不恭，即犬儒主义（胡平多加了一个阶段：恐怖之后的反抗）。可以说，“犬儒”是后极权社会的典型特点：权力依然主使社会，但所有的理想、原则、道义统统放弃，人唯利是图。“犬儒病”标志极权社会已经进入晚期。
胡平这篇文章先从古希腊哲学讲清了什么是犬儒。他指出，和现今人们理解的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他们愤世嫉俗，是激烈的社会批评家，极端的理想者；但后来，犬儒转为玩世不恭，成为彻底的非理想者。前者是理想的、原则的；后者是非理想的、功利的。“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诞和玩笑对待之” ；“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PRICE）一清二楚，但对它们的价值（VALUE）一无所知”。伶牙俐齿、讥诮嘲讽本是用来批判社会寻求公义的；但反堕落为瓦解社会原则、道义，唯势为是唯利为是。
说共产党犬儒，人们不大理解，共产党出生入死铁面无情，怎么是犬儒呢？但是如果我们说“厚黑”，就更清楚。厚黑是充分发展的犬儒，无原则无廉耻无信义，只求目的不择手段。文章例举：大革命失败嫁祸陈独秀；鼓动民众要民主要自由，但打定主意，搞垮国民党，更专制地统治中国；提倡大鸣大放，但转手就反右。这些都是厚黑流氓行径，毛说称赞是“革命的两手”。按照汉娜的洋葱比喻，作者说共产党“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这和阿克顿说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一致。共产党由两套系统维持：“高尚的谎言”和“赤裸的暴力”。毛的话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谎言唬弄老百姓，暴力归自己行使。胡平说：“中共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才夺得政权的”，“暴力革命经历的时间越长，斗争越残酷”，“革命党人就越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于脑后，越是把胜利、把权力当作狂热追求的最高目标，以至到后来，他们不再把权力当作实现理想的手段，而是反过来把理想当作夺取权力和垄断权力的手段。”读李志绥回忆录，我们看到外面红海洋铺天盖地，而毛在内宫昼夜颠倒，读古书、搞权谋、淫乱，他是大犬儒。
权力才是共产党的本质，胡平引用“六四”后某共产党元老的一段话： “共产党的江山是三千万生命换来的，谁要想推翻它，也得付同样的代价”。赤裸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江上台后也有一句名言：“闷头赚大钱”。意思是：你们撒开了赚钱吧，怎么来都行；但有一样，别说闲话别管闲事，也就是别涉及我们的权力。深想一下，中国谁能赚大钱？怎么才能赚大钱？钱从哪赚呢？这一段加起来，就是中国后极权社会。
人们还有一重困惑，如此“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怎么就转为了犬儒？ 按说“高尚”和犬儒毫不相干。但世上许多看来截然相反的事物，事实上常常同一。作者指出：“犬儒病的发生并非只在共产专制末期，早在共产革命之初，犬儒的病毒便已侵入其中。”他分析：“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其高调的理想主义，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套相当阴暗的犬儒主义。”“一方面，共产党把人的理想悬得极高，另一方面，它又把现实的人看得极低。”“共产党立志要一劳永逸地结束世上一切苦难和罪恶，在人间建成天堂”，而又认为“既然他们的目的如此崇高，还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取的呢？” 话说到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共产党那么残暴？
作者的这个思想很重要，因为人们一向认为共产党的理想是高尚的，即使发生了种种暴行，也只是犯了错误，而理想、目的本身是好的。但事情的危害就在这，共产党的所有暴行都根据这个逻辑：为了“崇高目的”，因此只能……，不得不……，这就是那句话：“以革命的名义”。如果没有“高尚”的支持，残酷就到达不到那种程度，也有不了那么大的规模。“高尚”为大规模杀戮迫害提供了合法理由和道德依据。我们想想文革红卫兵，是什么能让十几岁的孩子勇敢地杀人、往人脖子上浇开水呢？
作者指出共产主义是悬空的理想，其“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和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和冲突”。高调理想是对具体人和人性的否定。从这点看，共产党意识是非人性的，本身蕴含残暴，其从高不可及的理想否定人的现实性、具体性、血肉性、有限性。在其“高尚”之下，人不是人，无足轻重，可以随便牺牲、消灭。文明与极权，说到底是人性和反人性的对立。这个教训值得人们永远记住：真理、理想、政治需要与具体人性呼应，最终是对人的维护。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思想很重要，极权和犬儒主义相互依存，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但同时也维持了前者的统治——“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极权制度的本质是暴力强制：你们必须如此，否则就是监狱或其它。因此极权下人们一定是深怀恐惧的，胡平说；“一般人常常高估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欺骗作用”，实际人们知道“反抗必将招致镇压，所以才出于恐惧不敢抗争”。如果仅仅是恐惧那还好，因为恐惧是被迫的，而且“正视恐惧必然会刺激良知，会导致良知的觉醒和反叛。”但这太危险了，人们宁可将顺从自觉地接受权力。他说：“回避恐惧”，“假装没这回事，宁可让良知处于糊涂状态。这就叫难得糊涂”。当人们都甘愿“糊涂”，极权统治也就有了保障。“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最后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皇帝的新衣”是童话，安徒生毕竟写给孩子的，实际上皇帝、大臣、裁缝、百姓都心知肚明，他们共构“新衣”——指鹿为马的谎言。那个孩子的天真不在他看到皇帝没穿衣服，而在他不知道这人们共构的谎言，而这就是成人的“游戏”。
“六四”后，“党”要求所有人都要在所在单位公开表态“拥护平暴”。他们知道这是指鹿为马，也明白人们的“拥护”是假话。但是，权力不在乎人说假话，关键是你要服从，为服从而放弃。只要你开口“拥护”，你就是接受了他们的暴行，接受了其对你的蛮横，就是放弃“真实”、“道义”、“良心”等等。你阉割了自己，丧失“人”的准则，成为犬儒。犬儒主义是“对理智的背叛”，也是对道义的背叛。极权要求人们做犬儒，其如果不做，就强迫你们做，如此其统治才安全。这一手很卑劣，但也很奏效。中国的精神思想能到今天这种地步，是极权统治的结果。
90年代，中国的犬儒主义更上一层楼。小说家汪建辉有部新作《彼此》，前言是首诗：“这个时代惟一的出路就是堕落……/所有成功依靠的都是堕落/越堕落越快乐”，“这是一个精神比矮的时代/比一比/谁更矮/尽可能地匍伏下身子/像狗一样”。这可算是90年代后中国的一个极好写照。胡平例喻为玩主，“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王朔）
玩主挺迷惑人，因为它嘲讽说教，求自我。王朔的小说风行，因为其有调侃、消解“新华语”的功能。但胡平尖锐地指出：“玩主的冷嘲热讽，是连澡盆带孩子。它使官方的说教可笑，同时也使严肃的抗争可笑。”共产党说教早就是假的，谁都清楚，嘲不嘲讽没用，权力不在乎嘻皮笑脸，因为这本身包含对他的惧怕和谄意。权力要的是统治和利益，他怕你严肃地说：不！而严肃抗争所靠的恰恰是理想、道义和原则，但玩主的嘲讽瓦解这些，这正是权力所期望的。胡平不客气地说：“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他们不但不反对恶，他们还要迎合恶，只要恶有权有势。”玩主是以无权势的姿态迎合权势。
如果我们将90年代前称为消极犬儒主义；那么之后就是积极犬儒主义。所谓消极，是指自保；而积极就带有明显的侵犯性，胡平说是“富于进攻性
”。“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
……”，这段话还有深一步的潜台词：如果我不把自己当人看，那么我也就不受“人”的限定和制约，因此也就无需道德廉耻，没有什么是不能、不可以的。犬儒变成了流氓主义、牛二主义。反正世界是个大泥塘，谁也别装蒜，能拿就拿，能抢就抢，自己合适就得。这是中国当前之精神。流氓主义是攻击性的具有伤害性的犬儒主义。
但是玩主惹不了权势——权势是更大的玩主，对之只有屈从，于是就欺凌更弱者。他们属于权势一边，在不同层次上，强词夺理，欺人欺世，巧取豪夺。说来说去他们还是权、势、利的追逐者，但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最近李敖在大陆诸大学的讲演典型地说明了这点。他骂了什么？迎奉了什么？他与权力什么关系？什么是他要的？ 需要警惕那些亵渎理想、道义、不把自己当人的人，他是说“我不是人，你别用人要求我”，因此他可以随便掠取践踏欺骗。当社会理想、道义、公德全盘颠覆之后，“得到”（中国传统是“得道”）就是真理；而要“得到”，要么你有权力，要么你得是玩主——是无赖、是流氓。一句话你什么也别信也别想，活着得像动物。可是，这个世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力，都能当得了玩主和流氓。就是动物，多数也都是被吃的小动物。阿星案、王斌余案，他们都是本分人好人，只想踏踏实实靠劳动吃饭，但是不行，非逼他们走上暴力。大批的农工、失业者、上访人、牲畜般的矿工，他们叫天天不应，能奢侈地去嘲讽人权、道义和公正吗？事情提示，如果我们不走出犬儒，积极建立道义与公正，中国将走向普遍的暴力与革命。
人的社会建立和存在，必须依靠信念、道义、原则。最近，广州太石村农民绝食维权是之证明，必要时候人们可以用生命抵换。其是生命的真理，而不是言辞的真理，其有生存实在的要求和内容。而没有这些，对多数人来说就意味生的剥夺——压榨、抢劫、践踏。怎么能说一个上访者要求的“公正”是屁话呢？谁能这么说呢？为此，胡平倡导理想主义，他说：“除非人们在自己的利益横遭侵犯时，敢于不惧风险起而抗争，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公正的秩序……。”
极权制度消灭人心，犬儒就是人心的消灭。“我们要拨开灰烬”，让人心重新燃烧。“人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专制对人心的扭曲是后天的……;灵魂的自由却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个开端，就是一种希望。”
3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在给胡平的授奖辞中说：“胡平先生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多方面的。他创造了‘胡平体’政论风格是对毛体文字、新华体风格的真正消解和正当置换。其论述不仅为五十多年来汉语世界极为重要的政治学，而且代表了汉语对世界的正当性命名和再造理想。”
汉语的政治论述是很弱的。首先这和中国的专制传统有关，一言九鼎，用不着无休的讲述争辩。“半部论语治天下”，“政”、“制”、“体”都是定好的，执行就是，“行难而知易”。中国古代政论多是策论，几千字就是大著，文情并茂，多可当文学来读，可谓文政一体。而西方民主政体，从起始便是争辩。古希腊演说之发达，因为政治是辩论。西方的政治思想、演讲、论争、文章，够我们长久学习。
汉语政论不发达和语言也大有关系。作为象形文字，汉语是很好的文学语言，生动形象，富于想象，多文化积蓄；但由于抽象性不够，逻辑不严谨，又过于简练，汉语不善说理。中国古代思想多要揣度，没注释大概读不了。《老子》有多少歧义？中国人好概括，却拙于分析，这和中国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有关，也由于象形文字抽象性不足，少逻辑。林琴南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但翻译黑格尔的哲学试试。
白话文兴起，是对汉语的解放，大大促进了汉语的发展。语法的引入和建立是现代汉语理性与逻辑发展的标志。白话文写作，白话文翻译，各种政见的论争，极大地促进了汉语的丰富和表达，这些都是好兆头。汉语的灵活性很大，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49年后，中国突然就无理可讲了，语言成为了权力。
极权思想、极权政治给汉语写作带来极坏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是以笔为枪。远一点有“投枪匕首”，近一点有“拿起笔做刀枪”。鲁迅是天才的作家，但他的某些部分颇不足取。极端思想是极权主义的精神根源之一。党先用笔服务于夺取政权，进而用笔服务于巩固政权。毛体、新华体、大字报，统治了汉语数十年。极权作为政治很容易看清；但极权在精神上、思维上、语言上的体现，人们则不很注意。长期的极权制度会给人们的心理、性格、精神、思维方式刻下长久的痕迹。今天中国的异见者当然是反极权的，但是有些人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却又是极权主义的。人们在不自觉中，承继了极权政治的遗产。这需要我们警惕。民主理想从一开始就要注意建立于理性、宽容、求实、人性的基础上。民主不仅是政治制度，也是精神和言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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