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谘


【新世纪特稿】社会公正一向是人类从追求社会和制度的正义性出发而高度关注的问题。对社会公正的诉求体现了人类的良知和对民众利益的关怀。但要真正实现社会公正,不能仅凭人类的良知和呼吁,而必须要建立必要的、能保障社会公正的制度。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自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全球性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逐步公正化的过程。凡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虽各有其国情，但在一些基础条件上无不从人性的基本特点出发，汲取人类几千年智慧的结晶，形成了现代化的基本架构。其中，对实现社会公正最重要的，就是对人权和个人财产的制度保障，没有对个人财产的制度保障，就谈不上社会公正；没有对人权的制度保障，就不可能有起码的社会公正。而对财产和人权的制度保障，应当是宪法的基本内容，宪法不仅应当对保障个人财产和人权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而且要确保任何政治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受宪法的约束，不能允许任何权利凌驾于宪法之上，否则对个人财产和人权的宪法保障会沦为一纸空文。而且，宪法还应当保障个人或社会群体有权利表达他们对人权和个人财产的诉求。只有这样，才可能通过宪法的保障来创造制度性公正的前提。而人权保障、财产保障和宪法保障则构成了实行宪政的百年不废的基础。

在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历史中，虽然官方不断强调社会主义的平等观，但事实上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中，都从未实现过真正的社会公正。相反，从五十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下对私有财产的剥夺，到大跃进时期全国人民陷入饥荒、数千万农民被迫断粮饿死，再到六十年代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对人权的严重侵害，人民连个人的生存都时时受到暴政的威胁，社会公正在“革命的名义”下被任意蹂躏践踏。

改革以后，虽然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集权政治体制对官僚集团特权的保护和各级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又造成了全面的糜烂性腐败和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最近几年来，由于国库空虚、银行面临金融危机，又有大批工人被迫下岗，成了制度性腐败的牺牲品。尽管中国的社会不公现象愈演愈烈，但人民对这些状况的不满却被多方压制，官方媒体上对社会不公问题或避重就轻、或讳莫如深。在中国不仅很少有知识分子敢于公开讨论社会公正问题，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为腐败现象辩护的论调，似乎为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腐败和社会不公是中国社会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中国这十年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归根结底是一种制度性现象，属于制度性的社会不公。这种制度性社会不公不仅是因为现存体制无法保障民众的财产权和人权，也不允许民众自由公开地提出关于社会公正的诉求、或争取必要的社会公正，还因为这个体制本身包含了许多极不公正的制度性约束。例如，毛泽东建立的“等级身份制”和“等级产权制”就是一种亙古未有的不公正的落后制度。邓小平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虽然部分地改变了毛泽东创立的制度架构，但并未能改变原有的社会不公的制度基础。结果，由于他的“让‘富’政策”并不是一种制度性安排，虽然短期内也可以使一部分地区和民众得益，但却打开了权势集团成员以权谋私、敛刮国产的大门，形成了新的更严重的社会不公；而他的“反自由化”政策则阻滞了民间扭转制度性社会不公的各种努力，比如八九年民众强烈要求“反腐败、反官倒、反特权”的呼声被镇压，此后特权阶层更肆意妄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对贪官污吏的制度性“保护伞”。

当前，中国社会不公的恶性发展，正严重威胁着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和社会稳定，也阻碍着经济的良性发展。任何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或真正关心中国前途的政治人物，都不得不严肃地面对这一令人忧心的

“国情”。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制度性社会不公不断加剧的状况下，仍能维持稳定和进步。如果不在社会不公尚未造成全面的社会失序之前，着手制度创新，那么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势必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抓住了一些推动经济增长的机会、也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成果也是以听任社会不公日益扩大为代价的。当前，国际关系格局进入了一个一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和平稳定阶段，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一些难得的发展机遇，资金技术不断流向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庞大市场也敞开着大门。中国如果能及时改变国内的体制，消除现存的经济、政治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那么有可能利用现在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下一世纪争取新的发展和成功。

在中国面临的种种制度性障碍中，改变造成社会不公的制度结构无疑是最紧迫的使命。然而，如果主导中国的政治领袖不能汲纳人类在制度性建设中所积累的智慧，以对国家和民众负责的境界和胆略，抓住制度变革的关键所在，勇于推动制度创新，而是对日益严重、威胁稳定和发展的社会不公现象视而不见，甚至把制度性的社会不公说成是中国不可或改的“国情”，一味袒护既得利益集团的要求，漠视民众日益上升的社会不满，单纯依赖无效的意识形态说教或政治控制去维持现状，那就可能失去平和渐进地解决制度性社会不公的时机，而种下社会动荡的种子，最终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若政治领袖以维持现状为宗旨、以玩弄政治平衡为手段，必然会迅速成为历史上过眼烟云的人物。

目前中国当局希望推动一些困难的经济改革举措，却缺乏真正有效的社会信任、社会支持和社会动员能力，其根源之一就是它在解决制度性社会不公方面不但徘徊不前，而且正逐渐失去民心。能否改变目前中国日益严重的制度性社会不公，决定着中国改革的政治前景。可以说，基本人权的保障、私人财产的保护和实行宪政民主是实现制度性社会公正不可或缺的要义，也是中国能否走上现代化的关键。但由于共产主义革命带给中国的根本性创伤不是轻易可以治愈的，我们应该充分估计中国制度变革面临的艰巨性，但毫无疑问必须坚实地一步步往前走。否则，下个世纪我们面对的将不会是一个逐步强大的、而是一个动荡不已的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则是尽快疗好民众最不满的痼疾：钱权勾结形成的全面性糜烂和机会不公造成的严重贫富悬殊，而良药则是实行舆论监督和权利制衡。


1998年11月于纽约


（附注：此文为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于1998年11月18日召开的<中国改革的政治前景>研讨会上的发言要点,一直未曾发表.近日友人阅后,认为应予以发表,故传《新世纪》,请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