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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友
在中国当代史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三年自然灾害”，或者“三年困难时期”它指的是一九五九，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这三年的时间里，爆发在中国山东，安徽，河南，甘肃等地的大饥荒。今天仍旧有很多人，是那场灾难当中重灾区里的幸存者。我们的讲述者张广友也是其中的一个。
那时候张广友刚刚大学毕业，成为新华社的一名记者，他是作为紧急救灾的干部下放到了重灾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把在大饥荒里的见闻和经历，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张广友的记录，从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始。那时，他即将从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经常和老师同学在农村里，搞一些调查研究。这时还没有人想到，此后不久，一场大饥荒会在中国大地上爆发。
张广友：包括中央领导，毛主席也讲，就说都愁得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那个时候对形势做了错误估计。再加上浪费的相当严重。58年、59年还有这个情况，那个为了所谓做高产，那个粮食收了以后时候不收，那个时候所有像那个什么，花生，都没有收，全都抢种麦子，就要夺来年的高产。
不久之后，人民公社成立，各地都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公共食堂。
我们的上边领导干部，脑袋就想的是，哎呀，这个多好，省时间，省得一家一户做，他就不知道老百姓是多么痛恨这东西。特别是把老百姓的锅都砸了，大炼钢铁去。那时砸老百姓的锅，老百姓都大哭的，那个时候跑都没处跑，都是在那吃饭，那么怎么办呢，那粮食不给你，你想走，户口你没有，你想盲流都流不了。所以在这段的公共食堂，不是像什么半社会，半共产主义萌芽的东西。的确是，对农民来讲是一大灾难。有的农民就讲，说如果不是这个公共食堂，我们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根据张广友了解，从1958年开始，各地的农村已经有粮食减产的情况出现，毛泽东曾经以个人名义向地方各级党组织下发了一封党内通信，一直发到了公社生产队长的手里。这封信，提出要纠正农业生产中左的作风。
张广友：可是这6条还没贯彻下去呢，就来一个庐山会议，这又反右倾，这就雪上加霜。到了1960年包不住了，特别是北方入冬以后，粮食还没进仓呢，公粮还没交完呢，国家粮食收购不上来，大批人口就死亡。
1960年秋，粮食紧缺已经成为中国城市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人均的粮食供给量也一再被压缩，这时张广友已经在新华社国内部工作，在新华社的食堂里，也开始使用代食品作为职工的一部分口粮。
张广友：所谓代食品呢，就是过去那些菜帮子，菜叶子不要了，他把它加工了以后做成食品。
各地农村出现饥荒，饿死人的消息开始在城市中流传。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并且在信中说，全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农业遭灾歉收。承认农村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万名干部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听取了七位中央领导对农村问题所作的报告。张广友将当时的报告，一一记录了下来。
毛泽东对万名干部下乡作了一个批示，成为当时下放干部学习的一个重点内容。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大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族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张广友:我们现在理解为什么要派我们去呢，他实际上对各级干部，包括那个重灾区的干部都不相信.粮食出现问题，粮食减产，是浮夸风，你们都是讲了假话，那个时期是阶级斗争那个最紧张的时候，所以把一切问题出现，不是从政策，不是从实际去研究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是一切都归罪于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所以因此就是要整风整社，整谁呢，整这些人（基层干部）。
1960年11月，新华社的八十多名干部，赶赴重灾区山东。他们到达的时候，山东省委正在召开全省五级干部大会，学习贯彻紧急指示信。张广友和其他下放的干部一起，参加了这一次会议。
张广友：山东五级干部会完了之后，新华社的下放队伍就随之去到惠民，惠民县当时他讲，那个是两年多的时间，一个全县30万人口，这两年多时间就死掉了，就是叫非正常死亡是三万，就十分之一，这个还不包括我们下去时候正好是1960年的冬天，它到1961年春天正是死亡的高潮。前两年，你不管怎么讲，箱箱柜柜还有点粮食底。到了1960年啊，老百姓吃的东西，已经的确是山穷水尽，弹尽粮绝，一粒粮食也没有。
张广友在惠民地区走访了一些受灾严重的村庄。他自己将这段经历称为“三村调查”。1960年12月，他到达惠民地区的西马庄村，这是他第一次走进大饥荒的灾区。
张广友住进当地一户姓尚的人家里。第二天，张广友首先开始对他们的访问。他一进屋，看见床上躺着一个小孩子。
张广友：我去看看那小孩，结果我一打开一看，一看以后，给我吓一跳。他的小孩已经三岁了，大脑袋，小细脖，两个眼睛几里骨碌的，身上骨瘦如柴，就剩那个肋条骨就像搓衣板似的，那个喘气呼嗒呼嗒，你能看出来，还有气。眼睛还是挺灵活的，都能看着你，不会说话。他妈妈跟我讲，活不多长时间。她说，这没吃的，没办法。这我看了他以后，我就想起来，这农民的孩子饿成这样，我们是靠农民，吃农民饭长大，农民饿死了，农民的家庭的孩子弄成这样，我们自己心里好受吗。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情绪我们很难理解农民受到的伤害，直到现在。
下放干部，应该与当地农民实现“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因此，张广友首先向房东提出，他要把自己的粮食交给他们，和他们一起吃饭。
张广友：她说我跟你，你在我这吃，我连做饭的锅都没有，我搁什么给你做饭啊。我说你怎么没锅，她说我们的锅全都被，被砸了，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把我们的锅全都砸了，烧饭的那个铁铲子都弄走了，所以我们现在是，饭碗都没有几个像样的，筷子也没有，弄个树棍。她说我们对付吧，反正没有办法，对付到哪天是哪天，反正没有希望，迟早都死。她说我们村里头，平均起来七八天的时间要死两个，就是我去的那段时间，
在随后的调查里，张广友发现，房东的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时的西马庄村，已经在饥荒中出现了绝户的现象。那些一家之中最后死去的人，常常很长时间都难以被人发现。几天之后，张广友就加入了和其他村民一起义务埋尸的队伍。
在惠民的皂户杨村，张广友再次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几经周折，张广友找到了当地的村支书。可是即使是这位村支书，也不清楚，自己的村子到底死了多少人。
张广友：好多人就不相信，特别是没到过那个地方农村人，他说我的东北家乡有人就讲说，怎么能饿死那么多人呢？他说你这个上山栗树，把那，吃那个东西（也能活）。可是华北平原这一带，像山东，河南，特别是鲁西北是黄河下游冲击的平原，而且这一带，当时由于引黄工程，把黄河扒了个口子，去灌溉。大跃进时期，使劲灌，灌完了以后排不出去，太阳一蒸发，这地，平坦地全都一片盐碱，不要说粮食，连草都不长。
张广友从当地老百姓那里了解到，引黄灌溉，这项在大跃进时期兴修的水利工程，是造成整个鲁西北地区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人们也告诉张广友说，1959、60这两年，原本是当地风调雨顺的好年景。
张广友：我们下放干部，下来的不到一个，嗯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陆陆续续浮肿，大概到两个多月的时候，我是得了浮肿病，一直到好长时间，吃的好一些，饱一些，它就好点。
解说：从下放的那一天开始，张广友体会到真正的灾区生活。他经常看到几个孩子争抢一根胡萝卜的情景，也常常看到，有些人在路边倒下后，再也没有办法起来。
每个公社手中的救济粮都十分有限，张广友所在的公社，将大部分粮食和代食品，用于救助浮肿病人。张广友提出，对干瘦的病人，同样应该加以救助。张广友说，见死不救，心里过意不去，但是，救助的结果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张广友：就那十几天，我给他（干瘦病人）鸡蛋吃，几乎都大部分东西救济品都给他吃了，他吃的鸡蛋拉的鸡蛋，吃的白面的馒头，拉的都是一团团的白的，吃大米饭，拉的整个是米饭粒，他就是，他肠胃功能已经全失去了吸收了。
除了有限的救济粮，各种代食品是当地人们重要的生存依靠。那些用地瓜面，地瓜蔓，菜叶子做成的代食品，已经是最高级的食物，很难得到。在惠民县，就连榆树皮也早已被扒光了。
1960年的冬天似乎显得更加漫长。当1961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活下来的人们都显得格外的迫不及待。
张广友：我们过去都是盼春天来临，就是总觉得春意洋洋，什么什么开，花香鸟语，总是盼的是这东西，可是我们那时候盼春天，盼的是大地返青，万物复生，他能有吃的。
1961年春天，是救灾的关键时刻。张广友记得，当地的公社，为了改变现状，甚至冒险做出了一些与当时的中央政策相违背的措施。
张广友：把自留地统统给这个农民种，返回，自留地全给他，一个人三分。然后说集市上允许你有粮食可以买卖，第三招就是我们那地方搞了一个，睁眼儿闭眼儿，有的地方它弄不下去以后，农民偷偷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很清楚，与其种上，管它你什么玩艺，就有粮食打，有粮食打的话，就可以吃饱饭。。
1961年夏天，可以说叫丰收。老实讲呢，那个老百姓高兴得了不得，因为那个麦子收了以后，那个老百姓上那麦地里打滚去，高兴。
三年大饥荒，在20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的灾害史上，都显得极不寻常。但是，饥荒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一直存在着争议。根据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统计年鉴》当中公布的，每年度中国户口登记的人口数字，中国在1960年的时候人口总数比上一年减少了一千万。但是国内外的民间学人有一些也认为饥荒当中死亡人数应该在三千万以上。如果真的按照这样一个说法来计算的话，那么，三年大饥荒就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大灾难。
张广友：（当时）六亿人口，三千万是多大的比重啊，而且它不是集中不是分布在全国，它是集中在一个地区啊。在黄淮流域这个平原地区死亡人口是三分之一左右，他不是具体统计数字，我说啊，没有这个统计数字，当时是没，连说饿死人都不能说，谁还敢去统计去啊，社会主义制度，怎么能饿死人呢，所以把这事实的真相都去掩盖。一直到今年，我看有的领导人在讲话还是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有的是讲三年困难时期，我觉得不是严重自然灾害，是大饥荒。
1964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指出，造成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是张广友认为，这样的说法，依然不够深刻。
而那七分人祸，张广友认为，从万名干部下乡开始，“人祸”的罪名，一直背在基层干部的身上。
在大饥荒之后，中央的农业政策曾经一度变得宽松，各地纷纷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那时，新华社也曾经要张广友写一篇关于包产到户的文章。
张广友这篇包产到户的文章，1981年被重新发表，收录在一本名字叫做《包产到户资料选》的文集里。这时候，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开始起步。而那场大饥荒，也已经过去了20年。
1959，1960，1961，三年大饥荒，一段被尘封的灾难，一幕不应该忘记的悲剧。
──原载《凤凰网>凤凰节目>口述历史2005年0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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