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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顺民
一、民间记忆里的牛荫冠
第一次听说牛荫冠这个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同学们都来自本省各县，没事的时候互相吹牛，本地的名人高干自然是夸耀的谈资，好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南北或有差异，各地分布不均，却从来不乏这样的资源。
牛荫冠是山西省兴县人，兴县的同学提及他的时候，他刚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不久，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在我们那个不知天高地厚也显然十分幼稚的小话语圈子里，官至正部级，竟然算不得什么人物，好在兴县小老乡并不在意他的官大官小，在他那里，牛荫冠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桩本地的奇闻。兴县同学说，在土改的时候，作为共产党干部的牛荫冠，居然残忍地用铁丝穿进他老爹的鼻子里游街示众。其结果是，老爹被侮辱折磨而死，牛荫冠本人则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
他的父亲牛友兰先生，是入过《毛选》，和李鼎铭、刘少白齐名的抗战开明绅士。莫说牛荫冠，就是对牛友兰先生，包括我们的兴县同学也不甚了了，但是那样高的政治规格，足以构成持久记忆的全部理由。一个是著名的开名绅士，一个是大义灭亲的中共高干，这种奇妙的父子关系也实在是太离奇了，很快，几个家伙和兴县同学达成一致的共识：牛冠荫这个人尽管身居高位，但一定不是一个好人。
后来陆陆续续又听到有人说起牛冠荫在1947年土改时期的这段历史往事，知道这段历史往事的人，范围之广，人数之多，让我这个没有多少见识的后生小子感到非常吃惊。言者莫不轻蔑愤怒，闻者莫不震惊唏嘘，尽管大家谈论起来并不是针对牛荫冠这个具体的人，也就是说，并不单单把这当作个人的历史污点和劣迹来谈论，听得多了，也不由得替那时仍然健在、尚在高位的牛荫冠捏一把汗，众口能铄金，够他喝一壶。
随着公众对政治运动理解和认识的改变，牛荫冠这个人由沉淀在民间记忆里的一个日常伦理道德评判的符号，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典型人物浮出水面。2001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智效民先生的长文《开明绅士刘少白》，谈到开明绅士刘少白在1947年晋绥边区土改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顺带提及牛荫冠的这段历史“劣迹”：
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并负责总会的日常工作，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到土改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天良丧尽，作为工作组组长的他居然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亲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更残忍的是，批斗结束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参见《篱槿堂自叙》第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革命阵营、并且对这个阵营作出巨大贡献的开明绅士，就这样在受尽折磨和污辱后死于非命。
2003年，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出版，该书记录了乃兄姚依林晚年对自己一生政治人生的总结，当然有对历史的思考与反思，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姚依林的回忆自然非常珍贵，其思考与反思当然更为可贵。一生寡言的姚依林特别嘱咐，这部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谈话录须在他去世之后才能发表（《姚依林百夕谈》，姚锦编著，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他谈到1947年亲自参加的一次土地改革会议，里面涉及到牛荫冠：
此会甚‘左’。会上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智效民先生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者，对山西的乡邦历史掌故了如指掌，姚依林则长期主持国家的经济工作，而且和牛荫冠同为清华同学（牛为1933级，姚为1934级），上世纪60年代，牛调回北京在商业部工作，姚是牛的直接上级。也就是说，民间记忆里的牛荫冠在1947年土改运动中斗争自己父亲的基本事实，与学者研究考证和亲历者的记忆是相吻合的，而且，沉淀在民间记忆里关于这个事件的态度与研究者和亲历者对这个事件的基本判断也相当一致，他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印象都非常恶劣。
二、牛氏父子
在谈论牛荫冠与土改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牛荫冠及其父亲牛友兰先生作一个初步的了解。
牛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牛氏家族所在的兴县蔡家崖作为中共晋绥边区行政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而声名远播。村子前面有一条叫做蔚汾河的黄河支流流过，南依高崖，土地贫瘠，并没有显示出与黄土高原其他村庄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牛氏家族世代都是书香门第，1912年农历八月初七，牛荫冠出生的那一天，同时传来二伯父三伯父在外相继为官的消息，祖父牛锡瑗高兴地给长孙送了一个“官”字，名之曰“官子”。父亲牛友兰也许嫌这个名字太直露，也太腐朽，遂更名为“荫冠”。牛荫冠同辈兄弟姊妹共有二十多人，在太原、北京等地就读大学的就有十五六人，这样一个大家族，不仅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地区显得鹤立鸡群，就是放在山西省这样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大省份里考察，也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大家族了。
牛荫冠和他父亲牛友兰先生在人生经历上有许多奇妙的相似之处。
父子俩都是从贫穷落后的吕梁山区走出来，到北京求学，又都没有将书读完。牛友兰先生早年求学于京师大学堂，1909年因病辍学，时年24岁；牛荫冠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刚入学时学的是机电工程，后来因为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繁重，改学经济，写过关于日本经济状况的论文，1936年只差半年没有拿到毕业证，回到山西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时年也是24岁。一为私疾被迫辍学回家，一为国难主动放弃学业，这仍然不影响父子俩作为那个时候少有的读书人在民间的影响力。
牛友兰先生回乡后最光彩最为后人纪念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一生致力于兴学办学，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当地老百姓至今对他和刘少白先生开办的新学堂念念不忘，感恩戴德，1925年，积累了丰富办学经验的牛友兰和刘少白两先生几经周折，终于办起了晋西北现代意义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这在当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黄河两岸周边各县引起不小的震动和响应，岚县、保德、岢岚、方山、临县、神木、府谷、佳县等地学生也纷纷前来就读，先后招收8个班，培养近300名学生。一件是1937年抗日军兴，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出资提供了一个团背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同时，牛友兰听从牛荫冠的劝说，捐资2.3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关于兴县农业银行的重要性，智效民先生在《开明绅士刘少白》一文中有详细的描述（从1942年起，兴县农业银行行长职务由牛荫冠接任），刘少白与牛友兰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老百姓的记忆里简直就是珠联璧合的一个整体，孟梁焦赞，张龙赵虎，提刘必提牛，无牛亦无刘，他们俩人一个办银行，一个举实业，为抗战时期的边区经济建设都有杰出的贡献。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牛荫冠一生中有两个辉煌的时期，一是牺牲救国同盟会期间，一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担任沈阳112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期间，这两个时期恰好是牛荫冠的青年和壮年，精力充沛，正是干事情的好时候。
24岁的牛荫冠，是当时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组织和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其时已经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实际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事，是一位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1936年，中共北方局考虑到牛荫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层社会的情况，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牛荫冠在牺盟会前前后后有3年多的时间，在这3年中间，很快显示出了他特出的组织、协调和动员能力，游刃有余地活跃在山西军政各界，尤其在山西青年中树立起很高的威望。后来，薄一波推荐牛荫冠担任山西牺盟会总负责人，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牺盟会时期，既是牛荫冠政治生涯的一个起点，又是他政治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机会，而牺盟会对共产党势力在山西的渗透、巩固和发展壮大的意义非同小可，为中共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建立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在中共党史上，山西牺盟会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政治组织。1939年12月，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对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中共产党势力产生了顾忌，发动了针对中共势力的“十二月事变”，采用排挤、暗杀等手段，企图削弱共产党在山西军政界的影响。牛荫冠作为牺盟会的总负责人，理所当然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他带领总会机关干部躲过阎锡山的暗杀，渡过黄河，绕道陕北，最后回到兴县晋绥根据地。
牛荫冠回到兴县之后，迅速被委以重任，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荫冠被选举为行署副主任（主任为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兼任行署党组书记，1942年，被推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兼晋绥边局贸易局长。他之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与他是本地人，熟悉本地的情况，同时也考虑到他家族在晋绥地区的影响有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在牺盟会期间所积累的经验与声望所致。
1955年，牛荫冠由江西省副主席调任沈阳112厂担任厂长，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潮。112厂的前身是国民党军队飞机修理厂，牛荫冠到这个厂子担任厂长的时候，该厂已经是一个上万人的军工飞机制造企业了。之所以称这个时期是牛荫冠人生的第二个高潮，是因为他在担任厂长期间，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开发研制成功的，1956年国庆节，5架歼5型喷气式气机从天安门上空凌空飞过，这是让牛荫冠最为自豪的一件事。在他的主持下，112厂一连生产了700架歼5型飞机装备部队，同时又组织领导了歼6型飞机的试制，为中国第一代地对空导弹的试制打下了基础。1958年，毛泽东来到112厂视察，这是牛荫冠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听说他是牛荫冠，马上就想起来，就问他：你是山西人吧。当时已经47岁的牛荫冠心里涌动着怎样的幸福波涛，不难想象。
牛荫冠父子两代人都对政治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们的思想背景可能不同，但是家族士大夫积极入世教育的影响在他们两代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牛友兰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里，平易近人，言谈举止一副儒雅作派，没有任何恶习，居家克勤克俭；据牛荫冠的友人回忆，牛荫冠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对部属的生活要求也非常严格，甚至不允许部属穿着比较时髦的衣服，在友人的记忆里，牛荫冠是一个简朴而近于刻板的人。他们的个人品质无疑是从传统儒学教育里熏陶出来的。牛友兰先生不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毁家纾难，而且把牛家多个近支子侄都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学习，或者直接参加抗日军队。牛友兰简直就是一位“红色士绅”。牛荫冠后来的人生道路显然受到父亲的影响，而父亲后期的人生道路，也显然受到了儿子的影响。
牛友兰于1947年9月29日含冤去世，终年63岁。迟至1989年夏，中共兴县委员会为他平昭雪。
牛荫冠于1992年5月10日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80岁。去世后第三天，按照其生前的级别，《人民日报》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
三、“斗牛大会”的前前后后
再回过头来说1947年“斗牛大会”牛荫冠斗争牛友兰事件。
如果他仔细分辨智效明和姚依林两人的记述就会发现，子斗父这个基本事实是存在的，但智的研究所得和姚的亲历在细节上却有极大出入。在智的叙述中，牛荫冠是“作为工作组组长”身份坐在台上，会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牛友兰被斗被侮辱似乎都是牛荫冠一手导演和策划的。姚的亲历却是另一番景象，“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谁让牛荫冠拉着游街？显然不是牛荫冠自己，而牛荫冠斗残忍地拉着父亲游街，是为了“划清界线”。关于用铁丝还是用绳子穿鼻游街，虽然记述不同，但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因为有点农事经验的人都知道怎样拉牛的，铁丝和绳子二者不可或缺，这不是分歧所在。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对民间的日常生活的震动非常之下。大家在震惊之后的不几天里，众说纷纭，议论纷纷，演绎出不同的版本。
牛荫冠的清华同学郑天翔于1947年11月由绥蒙回到兴县，在晋绥分局党校见到了牛荫冠，其时，牛友兰已经死去一个多月，牛荫冠被撤销一切职务在晋绥分局党校接受审查。郑天翔回忆说：
关于牛荫冠同志的那个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装在心里，不能打听。但是，关于牛荫冠同志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似乎是党校里的一个热门话题。我的接触面非常小，也不断地听说在一个规模很大的斗地主的大会上，经强逼之下，牛荫冠拉着被人用铁丝穿着鼻子的他的父亲牛友兰往前走。不久牛友兰被斗死了。听说，这叫“斗牛大会”，那时在党校的同学参加了。有人说，他亲眼看见牛荫冠神情严肃；有人说，一点表情也没有；还有人说，牛荫冠真不容易！又说，牛荫冠开完斗争大会就回党校了，还像往常一样。……我只能听一句算一句，不敢打问。（《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1947年11月，晋绥老区的土地改革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1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仅力，乱打乱杀之火由地主、富农那里漫延到基层政权干部那里。《晋绥日报》1947年11月27日发表了《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更是火上浇油，伴随着国共两党全面拉开的国内战争的隆隆炮声，晋绥地区的土改政治运动一片混乱，乌烟瘴气。11月30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布通知，要求“所有土改工作团各机关团体与前后方一切干部人员，必须认真学习这两个（按：即刘少奇给晋绥分局同志的信）文件，要利用一切时间，利用各种会议时机，利用汇报工作机会及一切工作间隙进行学习讨论。各机关部队负责同志应认真领导这一学习”2。
社论评价土改前的各级政权组织时说：“在若干时期，边区党规定与执行各种政策上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便宜了地主阶级，打击了农民情绪，以及党内严重的强迫命令，贪污腐化，邀功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固然边区党指导上有错误，但党内组织不纯又是影响和助长这些错误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投机分子也得以利用党员称号干部外衣，毫无顾忌的实行其各种各色危害农民破坏党与各种组织的反动行为，在今天则成为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地主阶级、争取国内战争胜利的严重障碍。”社论在立论的过程中，甚至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指手划脚，横加指责，赋予各级农会组织以审查干部之权力，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机分子、投机分子”，“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
“斗牛”事件，不过是晋绥地区土改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牛荫冠“拉死他老子”如此有悖常情常理的事件怎么说都是人们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这一事件无疑给正在恐慌中度日的基层干部那里带来了更大的恐慌，再加上牛荫冠本人的地位和影响，只会使本来恐慌的气氛变得更加恐惧。郑天翔描述的正是这种恐慌加剧的情景，大家将牛荫冠视为异类也在情理之中，此时的牛荫冠处在被动、孤立与被怀疑的境地。他那时候是被当作“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撤职进党校接受审查的。
恐惧是诞生谣传的最好温床，谣传在传述的过程中又最易产生变种。1948年初，关于牛荫冠本人被人用铁丝穿透鼻孔被斗而死的传言，居然在省城太原的大街小巷传得有鼻子有眼，被画成漫画张贴得到处都是。
事实上，斗争牛友兰，在土改政治运动一开始就被组织者策划好的一个项目。
1947年9月18日，也就是距离牛友兰被斗弃世的前11天，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他说：
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过去地主是压坍了些，不是我们农民把他们压坍。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因为牛荫冠四二年问他拿出地契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听说刘家梁有个恶霸，老百姓怕得很，我提议大家要帮忙，斗争他。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顾虑，共产党一定给你们撑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关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军人给他撑腰，最近李家湾斗一个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处一个会计，要副官处写信给农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做得不对，东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3
李的讲话已经很明白。当天，牛荫冠作为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坐在台上。李井泉作为晋绥边区的党政最高领导，借人说事，敲山震虎，针对性非常之强。这番讲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的话音刚落，牛荫冠随即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晋绥日报》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小标题报道了当日的情景。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对。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塄子村贫农郭增玉、刘宝则等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控诉。
贫农刘宝则并质问牛荫冠：“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啦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把银钱都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至此，大会转入讨论问题，蔡家崖温柱子提议：“我们要选能代表农民意见的代表，成立行政村农会，领导我们斗地主，分土地，审查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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