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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
反思改革
当地政府征地引发村民抗议过去一年里，对改革的反思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时髦的用语。这个反思是从少数非主流学者批评中国改革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开始的。
他们抨击了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利用国企改革的机会大肆窃取国有资产的行为，这种批评迅速得到了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一片叫好声。
同时，这种对改革的反思很快便超出了国企改革的范围，从不断扩大的地区差别和贫富差别，到社会底层民众的教育、医疗等基本的生活和发展条件完全失去保障等等。
对改革的反思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曾经在反思改革的大潮兴起之初保持沉默的主流学者和曾经因为抵制改革而在普通民众中失去市场的传统保守派人物随后也纷纷加入了反思改革的行列。
在主流学者看来，过去的改革虽然牺牲了平等，但是却保证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得以持续高速的增长，对改革的反思不应该逆转中国追求效率的方向。
在传统保守派看来，一味追求经济效率而牺牲平等的做法正是中国改革的失败之所在，因为这一做法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动乱的根源。
在他们的引导下，这场对改革的反思似乎正在成为在经济和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效率"和"平等"孰先孰后的讨论。
误导民众
这两种看法都似是而非。他们如果不是对社会不满的一种无意识的误读，就是对民众的一种有意识的误导。实际上，中国普通民众不满的并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公正".
换言之，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效率"和"平等"之间的矛盾。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公正才是造成当前中国社会冲突不断的根源。
从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走过的历程看，中国民众从来没有反对追求效率。他们对"效率"和"平等"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也有着十分透彻的理解。
谁也不应该忘记，中国改革的星星之火正是由最基层民众追求效率的自发热情点燃的。当年安徽省小岗村的村民们冒着坐牢的危险秘密筹划和实行分田到户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不错，有不少人至今仍对毛时代的平均主义津津乐道，但是，与其说那是他们对那种贫穷社会主义的向往，不如说那只是他们发泄对现行社会不满的一种方式。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最不愿意回到"平等社会主义"中去，那就是中国人民了，因为他们遭受过的"平等社会主义"苦难最为深重。
人民憎恨不公正
从中国社会冲突的现实看，中国民众反对的也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公正".对陆续出现的亿万富翁们，中国老百姓的心态总的来说是平和的。
尤其是对那些依靠知识技术、依靠发明创造致富的知识型企业家们，中国民众知道他们和这些富豪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从来没有人质疑和挑战这种差距的合理性。
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去年中国参与者一百人以上规模的抗议示威达到八万多起，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一起抗议活动是因为收入不平等而引起的。
农民们从来没有抗议他们生活的艰难，他们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被强行转卖，腐败的官员们从中大发横财。
民工们从来没有抗议工资低下，也没有抗议他们在城市里收到的歧视，甚至也没有抗议他们心爱的子女们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正当权利。
他们以死抗争的只是当他们辛勤劳作一年以后，竟然连那本来就已经少得可怜的工资也被侵吞，无法回到家乡与父母妻儿团聚。
下岗工人们没有抗议他们和国有企业经理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他们忍无可忍只是因为在他们为企业、为国家贡献了青春之后，国家却拒不履行对他们医疗、养老的承诺。
"不公正"和"不平等"并非完全没有联系。毫无疑问，中国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公正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不少时候，由于提高效率而造成的平等上的牺牲和由于社会不公正而导致的不平等的加剧交织在一起，很难分得十分清楚。人们也常常容易把老百姓对不公正的不满解读成为对由于追求效率而牺牲平等的不满。但是，这二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误导的根本原因
问题是，中国的新闻、媒体完全控制在政府的手中，而政府又完全控制在造成当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所以，任何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认真分析都无法得到正常的表达。这是"反思改革"正在被误导成"平等"和"效率"之争的根本原因。
那些传统的保守派，不放过反思改革的机会重新兜售早已失去民众支持的"平等社会主义"理想是预料之中的。而那些主流学者们在这场反思中的表现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因为他们已经由改革之初的改革派蜕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保守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现在的统治集团十分乖巧，无时不刻地在想着如何以谄媚的笑脸争取从掌勺人那里分得更大一杯羹；当然他们也十分懂得，维护现存的不公正社会制度是维持他们既得利益的最好途径。
中国的改革的确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安排上。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确需要新思维。但是这种新思维需要具有自由意志和追求社会公正的民主派来完成。
中国民众早就唾弃了传统保守派；在这场对改革的反思中，他们也正在唾弃借改革之名，图自己私利的"新保守派".
追求社会公正和自由民主是全人类的共有本质，只有消除了对这一人类本质的不人道压制，中国才有可能在制度安排上不断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
（本文作者为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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