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仁 40年前爆发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以文革为名的浩劫，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这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也无法否认的。仅在1966至1969年间，我耳闻目睹的惨死者就不知有多少。以我此刻回忆，略记如下。 我196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但因1964年和1965年先后到农村和工厂参加了两期社教运动，紧接着碰上了文革，未能按时分配工作，只能留在学校参加“斗批改”，所以耳闻目睹了许多师生被迫害致死的惨剧，现在想起来的就有好几个。 我的恩师高斌，湖北人，40年代毕业于剑桥大学，回国后曾任北京外国语学院俄罗斯文学教授，调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农场劳动改造，因表现好而恢复教职，但降为副教授，任写作教研室副主任。1961年给我授课时，全学期的作文皆由他当面批改，使我受益终身。1966年在文革狂潮中被打成牛鬼蛇神批斗，不堪忍受迫害，自缢身亡。 我的另一个恩师余学文，汉中人，国学功底很深，因曾任国民党县长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1962年给我授课时也曾对我重点栽培。1966年在文革狂潮中被打成牛鬼蛇神批斗，不堪忍受迫害，自缢身亡。 我的俄语老师艾小秋，四川人，1966年因反对文革，被作为保皇派批斗，不堪忍受迫害，和同为俄语教师的夫人一起自缢身亡。 地理系一级教授黄国璋，在学界享有很高声望，据说是当年蒋介石炸花园口的决策参谋之一，在文革中自然成为重点批斗对象，不堪忍受迫害，和夫人一起自缢身亡。 历史系教师孙达人的妻子，姓谭，也是历史系教师，据说有什么历史问题，成为批斗对象，自缢身亡。 那一时期陕西师范大学因不见容于文革或者反对文革而自缢身亡的有几十个。不仅有教工，而且有学生。物理系学生吴敏，陕南人，游泳健将，在学校有些名气，文革开始不久就上吊了，教师和学生普遍感到震惊。 1966年，各地死于文革的多半是因为不堪忍受迫害而自杀，但也有在批斗中直接被打死的。位于小寨附近的一所中学，就读者多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子弟、臭名昭著的“红色恐怖队”的骨干。运动一开始，他们就把许多教师拉出来以“触及皮肉”的方式狠狠批斗。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姓王，因为平时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被那些疯狂的学生诬为资产阶级分子，勒令站在桌子上，不停地用皮带抽打，打到地下，再拉到桌子上继续打，就那样活活打死了。此事在西安引起了很大震动，但是没有任何人制止，以至于同类事件在许多地方屡屡重演。 1967年的情况有所不同，迅速发展为大规模的屠戮。在中央文革小组鼓动下，学校停课闹革命，机关企业停工闹革命，而江青的“文攻武卫”指示，更使大大小小的武斗相继爆发。各派都使用各种武器成批成批地杀人。各种凶杀案也层出不穷，到处弥漫血腥气。 1967年夏秋之交，西安地区大规模武斗达到高潮。工人、农民、市民和大学生、中学生普遍卷入，连军事院校也参加了。作为最重要的三线建设基地之一，军工重镇，西安什么武器都能生产，加之军火库普遍被抢，就使两大派都拥有了很精良的装备。西郊“9.2”战役，北郊攻打白家口战役，规模、声势、惨烈程度，均与40年代末期国、共两军的拚死搏杀相仿。 是年春，我和新婚妻子曾一起被临时分配到位于西郊的西安标准件厂当工人，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朋友；几个月后回校编书办刊，处于相对自由的逍遥状态，经常回我家或她娘家闲住。9月1日深夜，实际上是9月2日凌晨，我们在西门外八家巷她娘家被密集的枪炮声惊醒，连忙起床出门。邻居们也起来了。有人说，这是两派在西郊打仗。大家议论了一阵，就回去再睡。2日清晨，我和妻子比平日晚半小时起床，出门沿八家巷东行，打算到学校去；快到巷口时，却被一群惊慌的居民堵住。他们说：“不敢出巷子，打死人了！”我和妻子很吃惊，但是没被吓住，继续往前走。出了八家巷，到了南火巷（即环城西路），很快发现路中间有一大滩正在变黑的鲜血。边上的人说，被打死的是一个骑自行车上班的粮站女子，尸体已经拉走。还有人讲得更具体：攻打西郊的一派在激战中失利，连忙从各地增派许多人乘大卡车赶去援助，经过此处时，西门城楼上另一派的战士鸣枪阻拦，车上的人开枪回击，过路的粮站女子被击中，当即毙命，另有几人受伤。 我和妻子商议了一阵，决定不去学校了，改去西郊战场，特别是标准件厂，看看那里的情况，了解一下朋友们有无死伤。当天下午，凭学生证通过几道关卡，到了已经停火的战场，听说标准件厂没事，我们就进了曾是主战区的544厂；只见好些房屋已经破损，还倒了几面墙。偶然碰到的几个人，对我们说，几小时前才结束的战斗死伤无数，尸体和伤员都已运走。但在一个墙倒屋、塌碎砖遍地的小院，我们还是看到了一具年轻男子的尸体。赤裸的身体很壮实，白嫩的肌肤上竟布满了棍棒抽打的上百道血痕。腰上还有一个被人用利器戳出的洞。这是个什么人？为什么死得这样惨？他的尸体为什么还扔在这里没人管？均不得而知。我们目睹的只是中国人的残酷，而这残酷的源头当时无人能说。 就在那些日子，我们还听说了一件当时被认为很“悲壮”的事情：西北工业大学的一群学生乘卡车去西郊支援同一派的工人，路过西安仪表厂时遭到对立派的伏击；卡车被燃烧弹击中，大约六、七名已经被火球裹住的大学生，同时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跳下车，死于非命。 不久，西安地区上百单位决定联合发出制止“ＸＸ兵团”武斗杀人的“紧急呼吁”。我被派到庆安公司去起草。稿成后立即送到邻近的新华印刷厂排印。我由庆安公司派人武装保护着前去校对。刚到新华印刷厂就听说，当天又有两个路人在附近街道上被冷枪打死。 使我感到最恐怖的是一起凶杀案。也是在那个时期，某日下午，我和妻子从南大街步行到南门外，要在那里乘公共汽车去学校，刚出南门就看见下面城河边站满了人。我和妻子就下去看，只见河岸上横陈着一具从水中捞出的已经泡涨的男尸，身着当时很时髦的旧军装，年龄在30岁以上。他不是淹死的，而是被刺杀后扔进城河的。被刺的部位是脖颈，从左到右，非常整齐地戳了上十个红枣大的窟窿，一个紧挨一个，看上去俨如镶嵌在脖颈上的血红宝石。 但是在我内心引起最大震动的还是一个同学的无端被处死。此人姓郝，也是中文系学生，本来低我一级，可能是因病休学又降了一级。 他身材高大，长得象俄罗斯人，所以被同学们称为托尔斯泰。他平时沉默寡言，也不同别人来往，只是读自己的书。文革开始后，他根本不参加运动，也没人注意他，却在1967年突然被抓起来判了死刑，理由是写了些不供发表只是抒发个人感慨的、据说有“恶攻”性质的文章。我是偶然在街上看到布告才知道他已经被杀掉了，难过了好几天。 1967年底，我和妻子被分配到安康地区工作，但是安康地区武斗仍很严重，所以只能由我一个人先去报到，旋即回西安继续编印已经搞了很长时间的《鲁迅诗注》，直至翌年冬天安康武斗完全平息之后才正式去上班。我们被分配到《安康日报》，按规定头一年在报社印刷厂劳动。我排字，我妻子装订。没多长时间，我就成了排字骨干。地区革委会的文件和地区判处犯人的布告，都交给我锁起门来拣字排版。 1969年，全国根据中央指示展开“一打三反”运动，过段时间就要杀一批人，类似于后来的严打。我排杀人布告的任务也就很重。有时一次杀几十人，布告得排好几张，连排带校改，要连续工作两天两夜甚至三天三夜。杀的人既有一般的刑事犯，也有在文革中犯了事的。枪毙犯人的刑场有时在河滩，有时在黄土梁。犯人被枪毙后，有的尸首被家属领回去，有的无人认领，便就地以浮土掩埋，很快就被狼或其他野兽刨出来吃掉。给我印象最深而且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议论的是朱友诚“反革命集团”案。那一次，我排布告整整折腾了三天三夜，累得要死。朱友诚和他的几十个同伙都是安康恒口区的青年农民，其中还有女性，包括朱友诚的女友鲍ＸＸ。他们都明确反对文革，对社会现实极其不满，为此成立了组织，发表了宣言，但很快被破获。当时公检法都砸烂了，根本没有正常审判程序，死刑判决也是由军事管制下的政法组作出，报省批准即可执行。朱友诚一案原定处死六、七人。布告排好后，省上临时通知改判，立即处死的减为朱友诚等四人，鲍ＸＸ和另几人改为死缓，其余几十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所以布告重排了一次。很快，朱友诚等反对文革的青年就被拉到河滩枪杀了。那些日子，安康人的心情普遍很低沉，我的心情也非常沉重。 安康是个武斗很严重的地区，死于武斗者据说有好几千，因此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抓起来判处死刑的杀人犯也很多。当然，被处死的杀人犯都是普通人，多半是农民。而武斗的策划者和鼓动者，那些依然身居高位的家伙，没一个受惩处的。 被处死的杀人犯和他们在武斗中杀的人，彼此对立，但有一点完全相同：都是死于文革，都是因文革而死。 这就是说，文革在实质上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杀人运动。 在去安康以前，我就听说那里武斗杀人的手段很残忍，包括把一堆人绑在一起用炸药包炸死，用粗铁丝把若干人串起来绑上石头扔进汉江，以及集体活埋，等等。1969年冬，我和妻儿乘长途汽车回西安探亲，途经恒口时，听人说恒口中学操场挖出了武斗时被活埋的一批人的尸骨，正好车要在附近车站停一小时，我给司机打了招呼，就跑步赶过去看，果然发现学校操场边上堆着一些尸骨和毛发，证明同车人所言不虚。这也是文革的“伟大成果”啊！目睹眼前情景，我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 那情景，时隔几十年，至今在我心头还是那么清晰，那么恐怖，我不能不感到异常痛苦。 当然，我心中填塞的并非只是痛苦，更有愤怒！ （2006年5月19日于西安） ── 原载 民主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