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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一、文革与纳粹
毛式领袖象西方哲人一样宣称，“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他们躲在人民后面，朝向人民开枪。
文革和纳粹有何异同──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题目。纳粹被战胜60年，文革40年，人们如何评介，众说不一。为纳粹辩护者，在正常西方社会里是极少数人，是极端派和边缘人；而鼓呼文革者，今天在中国却是大有人在。最近，拥毛成为一种热潮。北京甚至开张“红色经典”饭馆，大厅高悬：毛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巨幅横幅，且人潮汹汹，生意极热。
海外呢，则是鼓吹给造反派翻案，“反对妖魔化造反派”，要进行“二次文革”、“人民文革”。衮衮诸公，从拥毛开始，挺林彪，为陈伯达鸣不平，为中央文革说项；且聂元梓、蒯大富一类造反者也是振振有辞，为自己和文革正名，更有周泉缨等，说文革是“证伪”，毛是“试错”，且是伟大试错者（对此，我们会有另文以解）；而宋彬彬一类红卫兵更是毫无悔意，他们借助一个电影来为自身洗脱，甚至按照党的原则来否定文革，使文革反思和批判党文化化，也就是为文革前后的刘邓官僚体制辩护。
有人把这一切称其为“文革无罪人”！
如此一来，文革和纳粹两个反思，呈现了完全不同，甚至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局面：一个是否定；一个几乎是要发难和翻案。在这样一种时刻，反思纳粹和文革之关系，就非常必要。其中最为重要是，文革和纳粹同属20世纪极权主义屠杀人类和绝灭人类良知的残暴罪行。如果对于这一点有所怀疑，就会为东西方历史打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一开，就是灾难的轮转──所谓“下一次”！如果“下一次”真的到来，人类无疑会再次遭受巨大灾祸。这个可能性对于中国人尤其大！因为，上述迹像已经说明，文革幽灵已经徘徊在北京上空。
文革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在于人们不知道文革究竟是不是民主？是不是革命？是不是乌托邦？
一般而言，人们证明文革的所谓合理性、人民性，是以其有百万之众出现在广场上作为依据的。他们说，这是人民的意志，或者是毛和人民意志的合一。于是我们必须对这个场面加以评定。这是独裁者一贯的手法，在20世纪一再使用。这个手法就是民粹主义的。民粹其实是独裁的另一面。我们重复说过，民主的前提和民粹的前提，是完全不一样的。民主要赋予人民监督，选举，言论的权利。有这个前提下，人民才会进入民主程序，而在此之前并不能进入。
反之，在人民完全没有上述权利的情形下，独裁者利用人民情绪，实行政治操纵，表面上其往往体现为民粹运动。这类运动实际是个人意志的变形，就是“一等于多”的那种假民主和真独裁游戏。民粹与民主有着根本不同，却又极为相似。相似之处在于群众场面和革命特征。文革，就是这类可以被毛控制的、没有任何民主因素的人民运动，其完全依靠洗脑后人民的愚昧和精神混乱。
而纳粹和文革的异同究竟何在？这个异同的意义如何？延续性如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议题。
简单来说，魏玛共和国是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希特勒在其崛起的时候，必须按照民主规则行动和言说。他也绝对不是一开始就造就了纳粹的一统天下。他的纳粹党也是从少数变成多数，在林立的派别中──也许在某种意义上类似文革的派别林立，通过其民粹和爱国主义鼓动，达到其政治目标。这是民主游戏的规律和一般表象。希特勒慕尼黑政变失败──这是他走向得逞和胜利的征兆，他被审判和被宽恕，既说明希特勒受到约制，也说明希特勒受到纵容。
当德国总统兴登堡这棵大树倒下以后，独裁者才可以跨过他的障碍，得以统一天下，并消灭或者取缔任何反对派。这个过程说明，希特勒利用了德国的民主。
文革中，造反派有无希特勒的幸运呢？完全没有。因为文革造反派不具备利用民主国家之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他们是在毛的国家机制而非兴登堡的国家机制里进行“革命”。他们的不幸，比起希特勒的“个人奋斗”来，也是完全遗憾的两回事情。
但是，毛利用人民情绪和希特勒利用民主（同时利用民粹意志和人民情绪）几乎如出一辙。所以，我们早先援引的许多对纳粹和极权主义的研究，往往也适合文革。其原因在于，他们针对的是人类普遍的反价值和负规则。这些反价值和负规则和普世价值相反相成，且从反面，证明了普世价值存在之必要性。
如此推论下去，在两种前提下出现的东西方极权主义，其本质为一，是属于一种人类罪恶范畴。东西方独裁者对于民粹和民主的利用，在一个明确的层面上来看，就是他们全是反自由主义原则，反人性反人类。这个反对的内涵极为明确：
１、他们制造一种理想，毛式和希特勒式理想。
２、他们以非人的残暴手段，来实现这个子虚乌有的邪恶和愚蠢的理 想。手段的残暴，证明目的的残暴，他们违反人类起码的尊严和权益。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以次可以说明纳粹和文革的野蛮虚妄。
３、在煽动人们情绪方面，独裁者的演说术和宣传术往往超过其前人的逻辑诠释和说教效应。兴登堡，没有力量说服德国人遵守起码的国际协约，让德国人和希特勒的煽动保持距离。文革中，人也没有任何可能性对毛的煽动无动于衷。
４、德国法西斯起源和中国法西斯起源完全不同，但是毕竟有所联系。按照阿伦特的观念，法西斯的兴起，源于垄断资本主义造就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势。被这个一体化趋势挤压甚至抛弃的社会力量，形成她所谓的“边缘人”群体。这个群体的出现，动摇了西方社会原有的法制和文明，他们以“新自由”的名义（见哈耶克语）反对自由，遂形成希特勒及其纳粹运动的社会基础。
中国革命和文革造就的，是本来就自外，或者他外于法定政治框架的广大群众。国人在经济上被尽数剥夺，政治上不受保护，人民中的正面群体，如工农，就是最大的被剥夺者，不受没有任何法制的保护；而负面群体，如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黑帮……更是“一无所有”。不像西方社会，只是边缘人不受保护，中国人，本来就是不受任何现代法制保护的既边缘又主体的人群。由于他们每日每时都处在社会边缘地带，他们的革命性，破坏性非常强烈。这就给毛式革命者一个个无穷的机会──其实，正是毛式革命，含社会主义革命，造就了这个总危机的局面。文革发动，正是毛利用了这个革命潜在性危机。
可悲的是，这个革命，这个文革，是在重复法律和政治架构以外的“解放”意志而无他求。人们根本不意识政治建设和法律建设的任何含义。解放，遂成为动乱和恐怖。西方“边缘人”群体的特征──反社会、反传统、反道德、鼓吹暴力、实行恐怖──现在，轮到国人自己的实践。毛式人民，由此陷入这个暴力的漩涡，无法自拔。他们在文革中被焕发的破坏力量，与纳粹运动诉诸的目的、实行的风格、达致的效果，完全一致。其表层的革命性，与其说是反抗官吏，不如说是破坏社会──而与人民革命的逻辑如出一辙。
人们说，群众是受压的──但是，是谁在压迫他们呢！正好是让他们造反的人。这个人论是说法的前提，就是一个循环论证──我，压迫了你，所以，你要革命，要文革──但是，你，还是拥护我的──你，只是在寻找除我之外的压迫者──于是，你们开始互相斗争──然后，我，来收拾你们所有人，收拾残局──一切，回到出发点。这个矛盾意象，就是文革的全部秘密。
５、法西斯是欧洲文化的怪胎，但是，这无法证明他不属于欧洲。毛式文革，却不是中国的货色。这个货色，不同于建立在封建文化层面上的皇权统治和农民起义，也不同于任何欧洲民粹派的独立反抗意识──如，无政府主义。毛式文革，是一个没有任何传统和任何文化根据的暴民兽行，其文化意义，比起纳粹文化来，也等于零。
６、我们不是说纳粹文化有什么意义可言，而是说，至少，希特勒还会保留瓦格纳精神和拜鲁依特那座伟大歌剧院……
７、其实，只是在挖掘德国纳粹起源和挖掘德国极权主义或者集体主义传统的时候，经过列宁主义的嫁接，中国人，才逐渐熟悉，并且输入了和国人精神风马牛不相及的俄国革命文化。这个马列主义文化，经过毛式变形，成长为一种极端丑陋和无知，无奈的文化。在这个文化，其实是文化败类的指导下，文革，得以爆发和进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摆脱这个文化怪胎，回到稍微正常一点的传统的，或者西方主流式的思维上去。可惜，至今，这个转型和转向，来得模糊和混乱。（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政治中政教分离的法则，起源和现实，他们以为鼓吹一种宗教和政治合一，由宗教，基督教引导的政治改革和宪政改革，就可以找到方向。笔者不以为然。其中误解就是，中国人没有建成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他们还停留在毛式立杆见影的革命思维方式上，以为就像教会直接导致耶稣式反对罗马，反对犹太贵族的革命起义，是我们的模本。
其实，只有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定位和复兴，才能够选择国人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而文革，文化革命，正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民主和民粹，又是如何区别的呢？民主，是不是永恒和永恒正确的人类选项呢？比如，卡尔．波普是如何定义民主，且为民主之前景，有所担忧的呢？等等。
这些问题，也是我们深层次思索文革的一个角度。因为，文革毕竟牵涉到民主，或者民粹，或者大民主。我们暂且把所有这些概念混为一谈。因为，其实这些概念也并不具有其自天然的“隔绝性”，而可以互“不”容和和混淆。他们往往是互相牵涉和彼此渗透的。在此方面，波普说的很好。他的观点是这样：
１、民主，首先不可能不被利用。以前，希特勒或者恺撒，就可以利用之。谁，可以规定和保证，以后，民主，就无法被独裁者利用呢？（如果我们不相信历史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观，像本雅明和福科那样，把历史看成为一种偶然和碎片的话，历史偶然性的发生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发生二次文革，也不是不可以想像的！）
人类历史上英雄和领袖动机发生作用，往往就是借助民主乘虚而入，这个是历史本身的证明。如果没有必然性的历史只是让位于偶然性的历史，起码，国人的前途堪虑！
２、如何保证民主之必然性，“崛起”的中国人，是不是需要民主，现在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像恺撒和纳粹的历史所证实的那样，文革，就是历史无民主的民粹产物和专制产物。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产物的后续发展方向。不能继承伟大事务的事务不可能伟大（西塞罗语）──从政治上判断，国人，继承了什么伟大的事务呢！其继承性和无继承性，将会出现在何出处呢！
３、卡尔．波普说，“民主这个词──在语源学上，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着）“伯里克利心里很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统治，这种事情不能在。”（同上）“我们从休昔底德的记录中得知，雅典民主其实做出了许多罪恶的决定。”（同上）他们屠杀了米洛斯岛邦的男人……
波普对于民主的几乎是悲观主义的看法，和文革民众的呼应一旦东西结合，给我们涂抹的是一幅可怕的前景。在对比德国与中国的时候，我们尤其看重他对于纳粹德国和魏玛德国之比照──他于是说到魏玛共和国的民主。“自由选举选出来的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案，让希特勒平步青云，成为独裁者，虽然希特勒没有在德国赢得任何一场选举，但是，在兼并奥地利以后，他却赢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同上）
４、所以，伯里克利说，要用全民评价代替全民统治──这个说法有些难点──就在于，只有统治者才有评价权。我们引用上述说法的目的，既不是重温希腊历史，甚至，也不是考证纳粹德国。我们援引这些说法，是希望我们国人，有一种自我启迪的能力──就是说，理解和读懂得毛式民主和其文革──这个假民主，在利用“人民统治”方面做出的负面榜样。毛式领袖象西方哲人一样宣称，“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他们躲在人民后面，朝向人民开枪──这是一种对于民心的射击。
死难者的牺牲带来了什么！是要进行再次文革吗！还是寻找一种有别于文革，却是“人民多数统治”替代性民主赝品呢！我们的民主自由的基本资源又是什么呢？国人要全部统合到诞生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和以后被君斯坦定大帝合法化的西方法制和宗教精神吗？毛式造神运动，难道无法从反面启迪我们，找到一种本土化的宗教精神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讨论文革受难，就很像昔日的忆苦思甜，无法定出文革和后文革的政治去向……
二、文革与民主
民主文化的产生，是随着其被利用，被歪曲和被校正而发展而存在的（有时被暂时取代，取消），也就是说，民主文化，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这个因果关系，很像因果的两极，有时候，是互为决定，不分时序的。
古希腊产生民主文化的基因何在？按照卡尔.波普的说法，其实，民主的产生，是源于其文化发展自然的结果；反之，民主文化，又导致其广义文化的民主特质和民主风范。他说，公元500年前的希腊图书市场的建立，使得荷马史诗得以普及；而书市，导致希腊人智性发展，勤于思索，辩论，所有这些，是酝酿民主的有效土壤。
而在政治文化方面，由柏拉图提出来的“谁该统治”的问题，却没有找到希腊化或者世界化的解决方式。从那时起，西方政治文化产生的分歧，遂发展到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世纪辩论。在亚历世多德方面，可以说，他主张多数统治，排除精英分子──一则，是因为他认为人杰就地不灵，他要驱逐那些冒尖者，国人说法是，枪打出头鸟；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政治上没有导师可言，该以人民为主。这个思维，很快就成为西方哲学史上著名的自由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也就是哈耶克和卡尔。波普一类哲学家所反对的，柏拉图式绝对主义思维方式。人──是不是可以被认识，这个简单的问题，推演出柏拉图“谁该统治”的问题，并得出人对于自身认识的不可知论结论──这个结论刚好和极权主义认识论绝对相反──不可能想像毛，或者其他独裁者会持有此不可知论。
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里，哈耶克为此专门开辟一章论及于此。他的观点是：
◆社会学家和科学家的区分在于，科学家可以掌握“已知”，而社会学家不掌握这个已知，而只是掌握“未知”；“诸多乌托邦式的建构方案之所以毫无价值，乃是因为它们都出自于那些预设了我们拥有完全知识的理论家之手。”
◆“那种认为人已然拥有了一种构设文明的心智能力，从而应当按其设计创造文明的整个观念，基本上是一种谬误。”现在，应该为未来留下修正的空间。
◆“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
◆“陶醉于知识增长的人，往往成为自由的敌人。”
◆“百万人中仅有一人所能使用的自由，对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对大多数人的助益，可能要超过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自由。”
哈氏所言，这些不可知论的自由深意，是值得我们重新温习和估价的。因为自由的来源，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无知和知识的潜在性质。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身以外的，一个所谓未知系统，反之，一切都是无人性的，可以预料和掌控的，甚至，就是消灭他人和他人的知识与秘密，尊严与存在。
文革，既是知识的消灭，也是个人，个性和自由的消灭。因为，一个人，“他”，可以解释一切，一切的判断和知识只是他的真理和好恶。人与人的关系，简化为对于他，是不是信任和拥戴，他的言论，成为知识的唯一来源，而一般性的知识，被看成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这个和哈耶克南辕北辙之伟大领袖的鼓噪下，国人一般性的自由和知识，两两灭亡，在所难免。其“反对自由主义”的小文章，展示了他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无知。这个无知，成为文革最大的“知识”。无知，也是知识，自由，就是不自由──这个就是文革的“预设”架构和发展模式；就像一些学者讽刺黑格尔一样，他的“矛盾”，就是“统一”（“合题”）；他的合理的现实，就是现实的不合理，和不现实的合理，等等。
在辩证法的胡言乱语之下，一般性的词汇和概念，也成为一种戏谑而无任何正当性的游戏之说。
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ＡＢＣ训示。
按照波普的介绍，绝对主义思想，在柏拉图以后，遂变形为种种后“好人”统治时代（柏拉图语），如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统治，斯大林统治，希特勒的“我”（统治），乃至发展到毛式导师，绝对真理，顶峰论，不理解也执行……人的绝对工具化和非主体化进程到处展开，到了20世纪德国和中国，遂蔚为大观，不可一世。幸好，人类没有允许这个进程无限期进行下去。罗斯福和邱吉尔们把这个逆转的进程加以逆转。
但是，逆转，并不是纯粹的。
几千年来的政治文化演变，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人民和主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解决。最好的民主，如何排解精英主义和精英分子的实际操纵，这个问题，反过来顶撞民主的一般操作程序，几乎完全否定了民主──其理由是，人民的实际缺席和附庸化，被专制主义者夸大为另一种绝对主义。这样，人们只好强调民主相对而言的优势（见邱吉尔民主是相对而言的优势这个话）──人类，只好在比较之中，寻找人民权利的正当性。而可悲的是，这个相对性，往往轻而易举就被人类自身所颠覆。历史上类似希特勒的“我”一类人，就以各种方式排挤这个脆弱的相对性，而欲呈现其绝对性──包括绝对真理，绝对领袖，绝对意志。他们在取消自由，尤其是消极自由的绝对方面，屡试不爽──如，今天的中国，他们的观念是，民主的缺席，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前提──他们把绝对正确的政治性内涵，灌输到经济层面，于是，“谁该统治”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谁在经济上保持优势谁就统治”──须知，经济发展，不只是为了经济发展，其存在前提，是人和人性──经济异化的结果，造就了人类的悲剧，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老问题，现在，被这些人丢弃了。经济发展，于是成为一种类似文革人吃人的“政治经济学”。
所有问题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学上，是不是有所谓绝对真理和绝对“好人”的问题──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刚好在此。当人们承认了，一般来说，是用武力和暴力达成的政治目的论，所解释的真理问题的时候，一切道义和常识性的看法及其生活方式，就告瓦解，悲剧，接踵而来。
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其强调所谓完美化和强健化美学观点，或者说，是其政治学上，回归丛林法则，优胜劣汰，种族优越的罪恶行径。这个法则的原始起因，则来源于柏拉图的“好人”哲学──这个哲学，一度变成“超人”哲学。这个哲学的本性在于，他反对人性本身的多元性和某种弱势特征，而这个多元和弱势特征，是人类本性，人类本身的基本构成部分，或者说，是主要的和基本的部分。法西斯主义以美为藉口，要消灭这个特征。这个消灭的藉口，就是捍卫绝对的美和绝对的强大；而定义“不美”和弱势者谁，则是一些自封的解释者。固然，他们并无解释者天然权威，也无人邀请其解释，是他们自己赋予自己权利，来解释一切的──40年代，这个戈陪尔主义肆虐一时，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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