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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六四十七年了。关于这个不好定义的运动的意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肯定其为民主运动的说法最为普遍。笔者大致上赞同此言。但是，和以往古今中外的历次民主运动民主革命相比，此运动暴露的明显缺憾和浅薄是无法忽视的。在祭奠所有六四亡灵，并对他们的死报以无限哀思的基础上，实现先烈的遗思，对其死而有憾的那些迄今未明的思想朦胧予以探索和辨析，还是很有必要的。
固然，这个举动和前此探讨文革问题一样，也会引起很多争执。但是，为了中国人走上一条明晰而有效的民主之路，这样的思痛录还是应该做出，且该逐步深化之，以达到最终探求一条国人走向未来的可行道路。
一，六四运动的爆发，在排除其可以看见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对其更为深层的运动之指导思维，也就是引导运动的那些思想，做出一个粗浅的勾勒，以阐明六四之所以全军覆没的原因——当然我们毫无保留地谴责邓和屠杀方。
六四爆发的现实基础，是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一直以来所说的反官倒，反腐败，争取民主，法治，是其根本诉求。但是，这个反对运动并未给出其明确的思想定性和政治定性——也就是说，反对者的反对基础和反对对象，究竟是什么，是含混不清的。
我们的意思是，反对官倒腐败，是要改变事情本身，还是只是反对其派生物。如果后者成为六四的民运主流，那么，这个主流的后续发展，就呈现如今改革派或者革命派里最为严重的政治意见分歧。如，今天天安门母亲运动提出的法治解决六四死难者问题，平反问题，就是这个思维模糊性的继续表达。这个表达呈现的模糊性，有其历史继承性；这个历史继承性，就是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法制"轨道里解决问题的思路。
我们的问题是，这样一种所谓的维权思路，究竟是要承认党的法治框架，还是另外寻找普世意义的民主和自由主义前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考量。
虽然，我们也考虑到二者兼容的可能性——也就是某些人物提出的双方和解——于是，这个六四定性，完全演化成为现实政治中的双方博弈。
这个演变朝向哪个方面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党文化一方，在未来的短时间里成功完成这个党解释的平反，六四死难者的诉求，就像他们高唱国际歌死去一样，使得普世诉求同样死亡——这个死亡正是对六四死难者最大的亵渎。于是，二者的表面兼容，成为一方偷梁换柱的机巧行为，使得六四的朦胧诗再可以模糊五十年。
这个可能性很大。
如果我们可六四，认可在党和所谓"共和国"框架里实现民主法治，那么，六四运动就完全退回到普世意义之外的，党之改革开放的，体制内运动的性质中去了。因为，这个法律解决的前提是共和国宪法。在此宪法之内解决六四问题，给党的合法性预留了偌大的空间。可以设想，在未来党解决的框架里，这类解决，也许成真，成为"最后"解决。
远一点说，台湾方面，也愿意看到这类解决——见马英久近来讲话。
但是，这个解决，实质上是含混其词。最为明显的是，台湾解决228，是在实行了政党轮替的民主以后，而非以前。这个是228解决的关键。马氏不提此点，王顾左右，居心待沽。换言之，在分析六四法治解决的问题时，首先应该辨析的，是解决的主导方面应该是谁？
再就是由谁来主导国人所有现实的和未来的改革。如果这个主导方向不明确，所有过去发生的问题就会卷土重来。
历史的重复性，就会演变成为历史悲剧的不断上演。因为，其实，如果解决了思想和政治实体之主导性课题，认识到改革的思想定位，尚且会出现各种政治社会势力竞相博弈和斗争的复杂局面，如果不明确，这个局面更加可能变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或者变成民粹暴动而最终被独裁者窃取果实——这样的历史教训，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
二，民粹主义运动的弊害究竟是什么？此课题和上述问题密切相系。1，民粹运动的范例之一就是巴黎公社。因为这个运动的规模和时间很短。在法国历史上无足轻重，他比不上甚至一些左倾人物对历史影响来得更为重要。如，特丽思当，普鲁东，孔德和马恩。除去马恩，这些革命的提倡者，或者无政府主义鼓吹者，其共同的政治主张，就是没有主张。普鲁东以为人类本性合乎人类互助性，反对权威之本性，遂主张取消权威和政府。
巴黎公社和马恩的政治预设等于非政治预设，就是说，他们的革命目标是盲点——共产主义的政治预设，是诗歌不是政治。真实的政治现实是，马恩的大同和大公，成为列宁和毛的大私。
正是由于民粹运动的虚妄的"人民主权"论，缘于其无知和盲点的政治诉求，遂导致革命者——后来的独裁者，容易窃取革命果实，把民粹直接转变成为独裁。利用人民，煽动和鼓吹革命造反，正好符合人民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备受压抑的现实处境——他们像干柴欲火，一点即着。而根本的所在，按照列宁的话，无政府工团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原本诉求——我们要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其灌输马列，等等。这里说明了，民粹本体的思维阙如。
那么，由谁，向群众"灌输"或者普及什么样子的思想和反思，成为纪念六四的关键。
2，六四的民粹主义性质是不是很是严重呢？很不幸，至少笔者做如是观。
和上述看法和分析如出一辙：六四的人民实体，涵盖了不同的思想层级和不同的倾向展示。来自各方的政治层级和展示各个不同的政治诉求，成为六四运动的现实，且最终被自我抵消地纠缠在一起，给了官方在思维上和政治上各个击破之可能性。官方可以打击，打倒之的"软肋"所在，就是我们时下所说的，反方的政治理论真空；这个软肋的柔弱，迄今也未改观。
这些人民区别，其实和人民一致性，殊途同归。也就是说，1989，反射了某种程度上的1949。
例子是，在所有这些反抗者中，以跪倒在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学生为起点——以王维林单身阻挡坦克为结束（也许是基本上的结束，不是绝对的结束）。在此过程中，跪倒派一类人，似乎占据着反抗者的最大人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是最后没有认识到63之夜血腥屠杀的，最为单纯和怜恤的一群。他们在无知和轻信中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反而言之，王丹等学生领袖，在得知屠杀的信号以后，全部不在现场，正好说明了他们的某种后来遭人指责的不天真，不轻信。
这种细节的毕现，也正好说明，在思想指导和策略对应上出现的凌乱局面。我们当然不应该指责他们不是谭嗣同。
这些凌乱局面性说明，带有普世价值的呼吁，新闻自由，政治改革等层面的呼吁，几乎成为少数。属于后来自由主义人群的那一部分人民，成为走出跪着造反的人士。可是，这个政治力量，在思维，政治上的诉求，成为六四运动的基本价值，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追求，不是按照在党内"民主法治"之框架里解决问题——虽然，这个追求在政治斗争的技巧上，策略上，尚有许多余地没有充分利用。但是，这绝对不可以说，这个政治势力，有必要退回到人大会堂面前下跪求正。问题在于，这个非下跪群体的政治数量和政治质量究竟如何？在89年和06年，其现实状况如何？
3，我们迄今看不出反毛者，涂炭之的早期先知者，在这个运动里的任何一点政治地位。他们很快被学生扭送镇压机关。反之，这个偶然的现象说明，被扭送者处境的尴尬和没有号召力——更加严重的是，如果六四运动在不知道毛某为何许人物的前提下进行，要达致其基本政治诉求，是几乎南辕北辙的，不可能的，其时，学生的判断是一个笑话，是六四本身的笑话。
4，如果和文革比较，六四运动的实质就是对文革的超脱。这个判断看来不很明显。
六四难道不是人民群众一二百万之众的大示威，大游行，大反抗吗，大鸣放吗？
是，也不是。
因为，六四的人民自主性已经存在；虽然，这个自主性和不自主性纠缠合并之。但是，文革，是一个完全被操纵和受人驱使的运动。"人民"，在这两个政治运动中，分别提供两种不一样的内涵——其边际交叉和重叠之处尚且存在。这是我们对于六四的民粹和民主交叉的朦胧性之解释。解释何为民粹和民主，自然是为了在今后的变故到来之际，民主可以代替民粹。虽然，这个取代之功，是很艰巨很高超的运作（更不要说一点不操作了）。
5，如果这种启蒙和再启蒙的工作，像法国革命一样，还启蒙一个大恐怖之逻辑结局，国人面临的新悲剧，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这当然是一个悲剧，一个新时代的，未来的悲剧。
文革和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基本一致性，就是政治预设的空白导致恐怖；很明显，因为无视宪政，法治（不是党的那个法），制衡。而六四，其政治预设究竟如何实现，在何种框架里实现，迄今，这个问题并未解决阿。一般而言，人们认识到，取代六四责任者，后续者的现实地位，推出一个新的政治实体，这个问题完全没有解决——于是，国人正在回避由谁来定性和平反之，且争执不一。
换言之，台湾是在实行了民主以后解决228，那么，解决六四，是不是也要等到那一天呢？
三，反对民粹主义的民主运动是不可能至清无鱼，纯粹又纯粹的。历史上，凡是带有政治预设的政治革命——其区别于阿伦特所谓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一样，都多少带有民粹主义加民主主义的性质。
法国革命和复辟时代的1830年"光荣三日"革命和1848年革命，1905年，1917年二月俄国革命，都是这类民粹加民主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中，民粹的思维和民主的思维并存，且出现文化生活的极度繁荣和复兴——这是欧洲人"革命（复辟）加文化"的奇特历史现象。其出现对于我们国人究竟有没有什么启示或者警告呢？
而六四和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凋敝和文化匮乏的产物。迄今，我们中国人里没有产生至少法国复辟时代产生的那些伟大人物，伟大文化。虽然，其间，法国自由主义，成为大革命以后几乎所有派别的普遍认知价值和效法标准。从路易十八（他颁布了自由主义宪政），塔列朗，梅特涅到俾斯麦（他施行了德国的男人普选制）。
在中国历史上，六四运动里文化匮乏，源自于1949年模式的文化匮乏。
苏联人和希特勒的文化专制，预留的文化空间，源自于他们欲图恢复俄罗斯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他们的文化霸权，体现在福特文革勒和穆拉文斯基指挥的，也许可以任意诠释，为之所用的政治甚至军事意志展现的铜管叫嚣声里。。。。。。但是，文革，却是文化的枯竭和死亡。换言之，欧世革命，不但具备民粹，民主，自由，尚且考量到各种各样的君主立宪，君主民主，贵族自由，无政府主义，圣西门和特丽思当的空想，孔德的科学教旨，勒南的"耶稣是人不是神"的"神话"，甚至，有黎塞留反对教会控制的神圣罗马帝国之反动——他主张以国家主体为解释宗教权利——有作者认为，这个正好是西方宪政民主的发端（而不是从耶稣之死就已经发端；或者从保罗的普世主义开始发端；更不是从梵蒂冈教廷开始之！！！）。
于是，六四时期从来不曾出现的，欧世十九世纪出现的各种政治势力，文化观念，宗教探索，社会批判，乃至文化沙龙，贵族集会，街头抵抗，平民造反，（甚至有拉马丁一样的）诗人革命。。。。。。诸如此类的百花争鸣，百家纷呈的局面，给欧世人民一个巨大的选项空间。
这里的基本主张，就是法国革命后再现的，既是革命，也不再是革命，既是专制，又是自由的政治和文化诉求。
我们的问题是，与之比照，在文革以后，我们这里出现的"复辟"时代，有没有同类，同等的政治文化选项值得借鉴，值得仿效呢？
就是说，我们国人的政治选择，是不是也要经历法国一样的革命，专制，君权，恐怖和民主之历史呢？
其文化上的兴亡又是如何呢——"古来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陈寅恪诗语）。
我们的各种资源，是不是像模仿雅格宾党人，或者专制文化精英梅特涅，俾斯麦或者自由保皇党人知识分子（如龚斯当，基佐，夏多布里昂。。。。。。）那样，可以在体制内找到改革（复辟）的政治资源呢？
共产党和塔列朗，甚至和拿破仑（他的宗教观念和法典）皈依革命——专制文化，有何同一性呢？
还是，我们只能比照列宁主义的革命，对法国模式，德国模式，更不必谈英国模式了，避之唯恐不及呢？
人们反思大革命的根据，乃至批判之的根据，既有对"普遍意志"（卢梭）一类创造的反思；也有对叫嚣"人民主权论"者的批判，对希腊僭主的独裁伎俩的抨击；既有对革命的继承性的怀疑（见夏多布里昂等人的观点），也有对专制主义文化的倡导（见俾斯麦等人观点）——他们包含在许多作家复杂，深刻的思想内涵中。
这就是所谓"专制加革命（革新）"，后革命时代思维表现。
乃至雨果青年时代说，"不为夏多布里昂，宁为尘土。"
反观六四，和上述情节完全相反，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文化和政治路径。虽然，提倡蓝色文化，海洋文化——相对对于黄色内陆文化——的观念已经出现。各种西方哲学也多少进入校园和书斋，但是，属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主体，并未有效出现；即便普世价值隐隐约约地初出茅庐，但是，和其自身源于党文化的严酷现实，并未和官方文化拉开有效的间距。
党文化中的主流和党的主宰人一样，丝毫没有民主和宪政的文化素养和训练。他们既不是梅特涅，也不是塔列朗——只是在时隔十几年后，赵氏等人才说出"没治了"这样一针见血的，苟简之结论，可惜，这个结论应该在十七年以前的那个月份里，立即做出。
当然，立即做出那个真理性的结论又会如何？
赵，是不是叶利钦或者戈尔巴乔夫，且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重复而言，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认可前此"法律"解决的途径——虽然截至目前，这条道路完全封闭。但是从文化整合的意义上，从政治和解的意义上，这种和独裁和专制甚至和党文化的融合，在初级和终极层面上，究竟会呈现何种结局？
在出现一系列的转向之时，哪一个主体，可以成熟到出来驾驭之？坦率讲，民主化进程的成熟与否，有无实效，是六四平反的另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如果国人在继续没有文化和人员准备的基调上，再纪念一百次六四，事情也还是毫无进展的。
四，文化复兴是六四事件得以昭雪的初级工作。我们提倡在全盘研讨了革命和民主，民粹和集权之一系列课题以后，再整体对六四做出反思和总结。
再就是，如果说，中国人没有革命加专制形成的文化因素，那么，只好借鉴外国革命和专制时代的政治文化——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证，那些在革命和恐怖之后，他们的革命者和统治者，是如何统合在政治制度之内，进行有效和有序的自由主义演变的。
这个演变的进程，放在中国，其可能性如何——同样是我们估价如何排除暴力和民粹运动的根本——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根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出于严重匮乏和被动的局面，那么，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再次期待启蒙运动的发生。
重复夏多布里昂的话，经历了法国革命的人们，不可能回到革命以前。
回到六四，是不是国人的选项呢？笔者以为不是。
在6月3日之夜，那种唱着国际歌被射杀的悲剧，起码在精神层面上不该重演。
期待像法国渐进演变时期和普鲁士统一时期，依靠大佬们的自由改革，朝向民主发展，是不是避免革命和暴力的唯一可能——这要看，我们的大佬们的文化素养和他们如何兼顾其庞大的既得利益——如果，中国官方根本不具备俾斯麦们的优雅文化素质和客里斯玛人格，他们不知道选举的认可会发生什么，他们不像路易十八既宣布『正义和仁爱法』，用以禁止新闻自由，又容许夏多布里昂的公然反对（他亲自跑到排字房制止此法的排版。。。。。。）——如果，中国官方没有任何政治改革的意愿，也根本看不到，从西赛罗一直到法，德专制主义者甚至允诺的，有限普选和新闻自由——他们继续与世隔绝，与史隔绝，隔绝到底，试问，历史究竟是不是要重新演变到暴力和民粹，革命和造反，这个结论就怕是水到渠成了。
他们真是不怕身后洪水滔滔吗？
如果说，路易十八和俾斯麦主政其间的文化生活，给欧世带来了迄今可以再思考，再总结的专制，革命，人民，宪政，自由，人权，所有这些课题；那么，我们思考之的要素是，专制文化如何首先从极权主义的层面开始放松和后退，而非一步不让；如果极权主义不向良性专制让步，不像梅特涅和俾斯麦一样，制定新闻自由和纳税普选，男人普选，那么，国人寄予希望的和平演变和和谐和解，怕是一厢情愿了。
（不用说这些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大佬的对内政治改革，对外均势外交，带来的文化思索）。
在衡量六四所谓政治遗产的时候，我们是，一方面考量人民及其思想资源的动摇和匮乏——另一方面，考量统治者的文化局限（加上利益束缚。他们怎么可以自上断头台呢？）
我们在坦诚六四文化的薄弱基础上，继承六四伟大的道义遗产，并希望这两者有朝一日得到弥合与成长。我们一直以来相信修正主义的精神力量。否则，这个道义的希望就会日益黄昏化，最后，变成新的偶像的黄昏。这是六四纪念最为可怕的事情。
上述判断和分析不是对死难者的无情无义，而恰恰是为了不会忘却的纪念。因为，只有纪念的内涵在日日更新，纪念才会不朽。这个纪念，是对于反思的反反复复的再思考——这是个理性的纪念——也就是说，对于六四也好，整个中国近代史也好，我们的结论很单纯——没有没有文化的民主，也没有没有民主的文化。自由主义，就是这个民主的文化胚胎。自由主义，甚至在欧世各种君权时期也行其道。伊拉斯莫教导他的皇帝实行基督教自由主义——就像亚里世多德和西赛罗在前现代社会，提倡我们甚至在后现代哲学里也未曾实行的自由主义——六四后，李慎之一派人物，重新在宣扬此道——我们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解于君权和专制——就看这是什么样子的专制了。
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最坏的极权主义，向良性的专制转化——而良性，这个东西，在中国尚是未来时态。
有没有这个可以寄托之的良性未来之专制呢？
他是不是民主实现以前的必须阶段呢？
权利者有无这样妥协的考量呢？起码，六四证明，他们丝毫不想，不做，还要凭借文化的粗鄙实行粗鄙血腥的镇压。邓说，一切是不许争论的——就像毛说，不须放屁！
（毛泽东甚至把自由主义看成为一种个人生活作风而加以嘲笑。）
如果历史这样告诫国人，像是基内（法国历史学家）说的，恐怖不是革命造就，是法国皇室和天主教十二个世纪以来的压迫造就的——法国革命是十二个世纪以来对于恐怖的恐怖（见『自由之声』一书米谢尔。诺维克著）。那么，革命和恐怖就是历史的必然。对于六四的反六四，就是对于十二个世纪以来的反对之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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