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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权政府能否牢牢控制局势？
──中外学者争论全球化背景的中国转型
多维特约记者劳伦特独家报导／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具有不同学派倾向和职业的专家就如何解读“郎咸平现象”、人大搁置物权法草案、“西山会议”及风起云涌的群体维权事件及其间关联，进而分析中国改革的问题、动力机制，前景与选择。对于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专家高度共识；但对动因、前景和解决途径，专家们则热烈讨论。
8月26日和27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从中国大陆、北美和欧洲邀请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在新泽西举行题为“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转型问题”研讨会。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具有不同学派倾向和职业的专家就如何解读“郎咸平现象”、人大搁置物权法草案、“西山会议”以及风起云涌的所谓群体维权事件及其间关联，进而分析中国改革的问题、动力机制，前景与应有的选择。对于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专家高度共识；但对中国问题的动因、前景和解决途径，专家们则热烈讨论。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主任黎安友教授介绍了美国对华政策圈中对于中国前景的看法。有人对于中国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经济发展会发育强大的中产阶层，尔后会要求民主；也有人持悲观态度，断定中国会在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持续恶化中崩溃。他本人认为，中国的威权政府已经建立一套具有自我调整韧性的执政机制来控制局势和化解问题，应当可以延续。但他不理解为什么执政者要残酷地对待陈光城和高智晟，认为这会损害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不是理性行为。
多维新闻总编辑何频认为，与乐观的外界不同，中国目前的党政领导是危机感最重的群体，他们几乎都忧心忡忡。但是据何频观察，中国现存的问题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看是“问题”，对共产党执政来说，则不一定是“问题”，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压力的因素，其实有助于巩固政府统治。例如社会差距分化，使得体制吸纳各阶层精英成为执政支持基础；腐败则使得精英成为现体制的拥护者；多元化反而软化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同时，政权的无底线弹性行为使之具有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因此，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改革和解决根本问题的动力不足。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现今中共仍然是靠高压维持其统治。如果说现在的高压看上去不那么严厉，那是因为长期的持续的高压造成了普遍的恐惧效应。大部分民众因为对抗争失去信心，只好接受不公正的既定秩序，回过头来追逐一点具体利益。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极大的社会不公正之上的，所以它总是处在危险之中，当局始终不敢放弃高压。如果压制失灵，后果可想而知。如果压制能够成功地继续下去，中共势必会变得更骄横，对自由民主理念更蔑视，更有敌意。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张伦不同意目前统治可以长期维持下去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正在出现新的统治合法性危机，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危机恰恰来源于以往执政者推出的解决执政危机的措施，因此不能靠既有的方式加以解决，必须寻找新的途径。一些问题会持续恶化，在现制度的约束下，很难有足够的动力解决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持续恶化会冲破制度，也就是说，体制不能自我和平调整时，突破体制的变革会发生。他还认为，目前的维权运动就是在现体制框架内和平解决问题的最后的机会；如果持续镇压维权运动，中国的前景将不妙。
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中国目前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是，现有体制的约束使得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左派与右派相互平衡来纠正失误；中国政策一左一右的摇摆，实际上是相互配合，加剧矛盾──秦晖称之为一伸一缩的“尺蠖效应”：右派豁免政府的责任但没有足够地限制政府的权力，而左派强化政府的权力却没有足够地要求政府的责任；左派占上风时国家增加占有国有财富的比重，右派占上风时又将国家提取的资源通过腐败和不公正转给权势者个人。这种体制中的劳动者收入低下并起缺乏福利和保障所导致的低生产成本，使得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有很大的竞争力，得以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中延续。
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认为，对中国的问题需要做具体分析，不同的问题成因，后果和解决方式不同；专家应当从专业角度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他研究土地制度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近年来许多恶性冲突的原因。他认为，解决方案应当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后，方能堵死权势者不公平地牺牲广大农民利益作肮脏交易的可能。从经济史看，各种政治制度中都有土地私有制；他强调，关键是执政者有足够的理性和责任感重视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土地私有化方面，中国已经有理性的呼吁，但还不够，还要解决某些非经济领域方面的问题，才能实行私有化，消化目前的问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认为，中国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当年邓小平认为，问题是经济；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就满意，政治就稳定。但是，江时期后期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年后社会问题丛生，于是胡鞍钢和王绍光提出，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社会不公正，这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康晓光则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不公正，但社会不公正不一定导致政治不稳定；现在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建立铁三角同盟维持对大众的盘剥，而且很稳定。这两项分析表明，中国问题的根源是国家行为失当造成的。秦晖对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公共卫生制度改革的分析表明，经济导致的社会问题是在政治制度中形成的。因此，问题是政治造成的。中国问题必须通过政治制度改革解决，但是现在政府中动力不足，需要民间力量的壮大和形成压力。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认为，在反思改革时我们不能不反思作为显学的经济改革理论的困境。中国的问题有特殊性，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不同。他举例说，中国政府总是控制过热经济并不符合世界经济的一般规律。西方经济专家担心经济过热主要不是担心增长率太高，而是担心劳动力需求导致工资上涨和通货膨胀，而中国并不是这样。中国的过热是中国自己的非经济问题造成的。要解决，不能不正视由于回避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所造成的盲点而产生的问题，不能不正视政治制度差异导致的经济体制在不同国家造成的差异。
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系主任尹尊声教授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要从政治和经济层面来研究,同时要注意技术和环境层面的问题。比如说世界能源短缺是一个举世公认的问题。目前美国平均每年每人消费25桶石油,而中国人均只有1.4桶。只要中国把人均石油消费提高到美国消费水平的四分之一,就远远超过世界石油的供应能力。但开发新能源、摆脱对有限的石油资源的依赖在技术上没有突破,这将急剧增加经济成本并加剧在国际范围内对石油和其它能源的争夺。中国的崛起不仅会受到能源制约，同时也受到环境制约。中国现在90％的河流不符合健康饮用水标准。环境破坏严重程度之深骇人听闻,己使治理环境成本超出国力承受水平。再加上中国社会政治层面的严重问题,尹尊声教授认为中国可持续发展不容乐观,对中国的崛起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多维月刊》将选登部份与会者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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