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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刘宾雁的人格力量的源泉何在？
颂扬刘宾雁的为人，论者往往没有注意或竟故意回避他是怀抱共产主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注意到了，又认为是他的世界观的矛盾，是人生的局限性。
（三）
刘宾雁的人生是悲剧，但并无矛盾，局限性也是有的，立论不同所指不同。
刘宾雁和我们这一代人，为了反对不民主而投身革命，参加共产党；革命成功后，我们参与建立的新政权和旧政权一样，反过来迫害自己，我们所遭受的不民主之苦，更胜于前。我们的人生悲剧是以共产党的悲剧为前提的。因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权的共产党，实行更严密的一党专权，我们这些前后一致反对一党专权的人们才会陷入悲剧。
刘宾雁、王若水、郭罗基，一个黑龙江人，一个湖南人，一个江苏人，我们三个人来自天南地北，却具有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经历。我们曾经扪心自问，一再反思，我们当年是否走错了路？宾雁和我，宾雁和若水，若水和我，有过多次双边会谈，可惜我们三个人不曾有机会凑在一起讨论过一次。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我们选择了历史规定的道路。我们投身革命，参加共产党，历史的和逻辑的程序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基本的出发点是由于身苦难而同情苦难的人民。我们生当国难临头，长于忧患之中。宾雁少年时代家道中落，心生焦虑，还常关心一些与自己无关的事。由于生活穷困，宾雁从关外到关内颠沛流离，对于人民的苦难具有深切的感受。
第二，为了解除自己的和人民的苦难，强烈要求变革现状。对现状的观察由近而远，志在改造社会，推翻不合理的制度，向往美好的理想。宾雁说，他早在抗日时期，不但具有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意识，而且具有追求正义和公正的社会意识。
第三，为了变革现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们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就被官方社会灌输过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对我们就起不了洗脑的作用，而且越洗越反感。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经历了一个思想极度苦闷的时期，也像“五四”时代的人们一样，涉猎各种西方的主义。终于在官方社会之外偷偷摸摸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心胸豁然开朗。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是自觉的追求，扎根于现实，所以也就不会像那些赶时髦的人一样轻易地放弃。正像马克思所说，不是我掌握了真理，而是真理掌握了我。这种感受，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体会到了。
第四，理论付诸行动。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就投入运动，宾雁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参加了地下的抗日运动，若水和我参加了抗战胜利后的“反饥饿、反内战”学生民主运动。当时若水是大学生，我还是中学生。在运动中，从跑龙套逐渐唱大戏。
第五，跟着榜样走，走进了共产党。我们在运动中总能发现一些人物是学习的榜样，他们为人好，学习好，斗争坚决，站在前列。在地下入党的人，确切地说，不是我找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找我，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学习榜样到了一定程度，有人就找上门来了：“我介绍你参加一个革命组织……。”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共产党！我们加入共产党不是从学习党章开始，也不是听信了什么人的宣传，当时流行的宣传是“共产共妻”。我们从榜样人物身上了解了什么是共产党，这是一批充满理想主义、工作热情和牺牲精神的人。我们立志像他们一样，当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
但是，我们当时对共产党所走的革命道路缺乏认识。只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知道枪杆子里面不能出民主；用枪杆子可以反对不民主，不能建设民主。因为政权是用枪杆子夺来的，夺得了政权，也必然用枪杆子保卫。虽然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权，轮到自己，同样也是一党专权。因为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必将按它自身的逻辑走下去。
岂但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缺乏认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都缺乏认识。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不是共产党发明的，是孙中山开的头；以党领军，以党治国，也是孙中山的遗产。中国的两个独裁者蒋介石和毛泽东誓不两立，却都是以孙中山为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次革命不成，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还是“革命尚未成功”。蒋介石接着革命，革命以后搞独裁，毛泽东又来革蒋介石的命。总之，革命没有解决问题，还老是用革命来解决。
我们年轻的时候别无选择地参加了革命。如果投入国民党的怀抱，这是选择专制腐败。如果选择不问政治，这就成了历史的旁观者。这些都不符合我们人生的基本出发点。当时连标榜“第三条道路”的人们，最后绝大多数都追随共产党，只有极少数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现在虽然知道了共产党专制腐败的谜底，退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也不可能作出别样的选择。重要的是，作了第一次选择之后，并没有沿着惯性走下去，而是作了第二次重新选择。早年参加共产党，一旦觉察有变，返身反对共产党。第二次选择比第一次选择更为艰难。参加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党，为人是一致的，出于同样的人生基本出发点，宾雁就常常叨念“新社会的穷人”。
刘宾雁的世界观没有矛盾，非但参加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党为人是一致的，在中国当右派和在美国当左派为人也是一致的。在中国，由于为民请命而成了右派，在美国，因为同情弱势群体、劳工阶层和贫困人民而成了左派，坚持了同一的人生基本出发点。刘宾雁既批评中共的腐败又批评反对派的腐败，为人还是一致的。凡是腐败就是非正义，不论发生在谁身上，都应当反对。
刘宾雁既反对中共又坚持共产主义，也没有矛盾。那是因为一些人把反中共和反共混为一谈，才自以为是矛盾。之所以反对中共，不是在于它坚持共产主义，恰恰是背离了共产主义。刘宾雁对他的一位反共的朋友说：“如果你以为毛泽东的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那是美化了毛泽东。”苏共和中共、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个严重的罪错，正是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有些人在中国是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到了美国忽然变成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了。这种因地制宜、与时俱变的为人就不一致了。立场可以选择，观点可以改变，总要讲出一点道理来；一点道理都不讲，说变就变，就没有独立人格可言了。我们的老朋友中也有这样的人，宾雁非常反感，甚至耻与为伍。二〇〇三年，他在病中。我给他打电话，说趁我去纽约到“中国人权”开会之便，约某人一起去看他。他说：“不要来，不要来，要来你一个人来，我和他有什么可说的！” 宾雁听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常常展开辩论。有人告诉我，他在欧洲还和反共人士吵过架。他毕竟不是研究理论的，不善于引经据典，有时弄得自己很气恼。我劝他大可不必。我的态度与他不同，凡不是讨论问题的对象，不管他们如何挑战，我都听之任之，泰然处之。宾雁的个性过于直率，感情容易冲动，往往得罪人，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得罪的。
刘宾雁的局限性也是有的，不是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坚持更新的马克思主义。
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传播的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在东方不发达国家传播的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早年所接受的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直到六十年代还认为人道主义是苏联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幡然悔悟，纷纷转到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宾雁也推崇人道主义，似乎又没有完全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有一年，在普林斯顿的“五四”文化讨论会上，不少人批评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一书，有人说：“他们意在讨好中共。”我在发言中说：“观点不同可以批评讨论，但不要揣摩人家的动机。”余英时先生表示赞同，他说：“揣摩动机叫做‘诛心’。”这一说法后来常常为人所引用。宾雁会下问我：“你是不是说的我呀？”我说：“我还不知道，你也有这种看法？”我们之间极少发生争论，这一次却各自坚持己见。他说：“告别革命，告别革命，是否告别得了？”我问：“那么我们是否还要再次发动一场革命？”他也不作肯定的回答。我认为，李、刘的书基本思想没有什么大错，只是概括为“告别革命”不甚确切。但有人将 “告别革命”理解为“反对革命”、“扼杀革命”，然后大肆挞伐，完全不是作者的本意。我能理解宾雁，他考虑问题的感情色彩比较浓厚，总觉得国内受压的人民不采取激进的手段没有出路。
刘宾雁之所以成为刘宾雁，是由他的经历和信念决定的。他的经历和信念是在历史的一定阶段、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离开了历史，便无从解读刘宾雁。
刘宾雁来自历史，又走进了历史。从容谢幕，毁誉由人。不过，无论是毁者还是誉者，也将由别人和后人来毁誉。
二〇〇六年十月于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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