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不仅是一位纯学者,同时,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世界公民,他并不讳言自己对政治的关怀。他虽不直接投身政治,但面对公共事务,他绝不回避,而是挺身而出,坦率批评,慷慨陈言,勇于道义担当。1989年,中国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余先生悲愤之余,先是在美国学术界发起声援活动,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公开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六四屠城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被迫流亡海外,他又仗义出手,奔走筹措,在一位普大的美国校董约翰.埃略特(John Elliott)的慷慨解囊下,余先生创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亲自挑选和延揽了二十多位学者于普林斯顿大学继续研究,以庚续文化命脉。在国运与文化的危难时刻,余先生此举,德配先贤,义薄云天,势将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