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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运动与民间抗争临界暴力控制策略探讨（之一）
贺伟华
文章提要：暴力边缘思想与临界暴力控制策略得以贯彻实施的前提，是革命的可能性对威权专制政体构成了强大的威慑："握有权势的贵族与富人害怕穷人的革命威胁，认定革命带来的损失远大於开放选举权或增税的损失，於是释出部分利益以防止革命发生。当穷人一次又一次以发起革命为威胁，让贵族一次又一次选择开放选举权及增税后，政治体制也就逐渐走向民主化。"[2]
前 言
2007年的3月月底未到，民间的突发群体抗争事件却一件紧接一件，仅我个人比较了解的重大事件就有：3月1日，深圳罢工工人连续罢工三日后遭殴打；3月9日，湖南永州珠山镇爆发大规模群体抗暴事件；3月7日，湖北随州征地拆迁、爆发警民冲突；3月9日，武汉花楼街两千名居民连夜集会抗议拆迁；3月10日，300农民遭侵权 湖北驻京办抓走维权女代表；3月11日，汕尾东洲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3村民重伤；3月15日，南海三山民告官开庭延期，三百村民不满法院外集体静坐；3月20日武汉市十一医院医疗事故病人垂危、引发武汉群众抗议；3月21日江西千余市民众堵断铁路抗议；3月27日永州市江永县上江墟镇甘益村爆发血案、一死多伤。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料，最近几年来，中国各地民众抗议示威事件有增无减，2005年已经达到87000多起，参与人数逾5百万人，平均每天240起。
叶宁表示："这已经超过了俄国二月革命之前突发事件的总数，是所有发生过大革命国家在革命前夜发生的群众事件的几倍或者是几十倍。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不仅面对着国内来自底层民众自发的抗议，而且已经面对着统治集团内部的挑战，这种抗议和挑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是来自中国共产党本身内部和它所掌握的武装部队内部的。"
这一方让我们清醒的看到，人们正迎来了中共政权即将土崩瓦解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颜色革命的民间社会基础正在大规模形成；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民间群体事件几乎无一例外的呈现出日益严重的暴力倾向。这绝不是一时的偶然现象，而是民怨沸腾的一种直接真实的表现，一旦调解官民矛盾与冲突的对话渠道为强权所彻底堵塞，民众势必寻找宣泄愤怒与不满的非正式渠道，而表现为非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骚乱与暴动，由此任何的民间矛盾与冲突，都可能引发一场地区性动荡，直接动摇着执政当局的执政基础。3月9日，湖南永州珠山镇爆发大规模群体抗暴事件就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一个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的民间冲突，仅仅因为运输公司擅自制定的不合理收费标准激起的民愤，迅速演变成激起两万人参与的民间大暴动，中央政府只有动用一个全副武装的现代化师的部队与以镇压，历时一个星期左右，才把事件平息下来。如果这类突发事件演变成借机而发的全国联动暴动，那么中共政权必将迅速崩溃。事件的后果，一个可能是触发中国颜色革命的迅速到来，另一个可能是大规模暴力冲突下的大量人员伤亡。要避免无谓的人员伤亡，就必须引入临界暴力控制机制与策略。
暴力之下无人权、强权之下无民生，当理性与和谐为强权所颠覆，暴力反抗紧随着就来了。然而，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崇尚暴力的政府。民众与政府之间，人们打的是一场"不对等战争"！政府拥有无限的人力物资资源、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与系统控制工具、生杀予夺的至高无上特权及主流话语的舆论工具。如何避免无谓的人身伤害、人员伤亡，是一个现实而期待解决的问题。这让我想起了美伊战争的不对等性，面对无处不在、轻视自己甚至他人生命的恐怖分子，必将导致崇尚人道、保障人权方的落败。美国如此，中国民众也是如此。
在核武禁止失控的当今现实情境下，如果伊斯兰原教旨恐怖分子对西方世界发起核武攻击，大家想想，未来的冲突还将是"不对等战争"？在此，我不得不悲观的预言，人权与人道价值将再度被抛弃、人类将回归野蛮，你死我活的残酷非人道血性屠杀将蔓延于整个世界，直到恐怖分子及支持恐怖活动的专制政府被彻底清剿为止。
也就是说，无论人多么温文尔雅而崇尚文明，在走投无路时，他也会发怒的。由此，任何违法的侵犯人权事件都可能发生。有别于穆斯林民族，中国人天生的怯弱、犬儒、胆小怕事，这得益于两千年来扼杀人性的儒家封建礼教的驯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永远丧失激情与愤怒、匍匐于强权与传统伦理。如今民众的暴力反抗与其说是缘于崇尚暴力、轻视人权的民族传统，不如说是绝境下的愤怒挣扎与反抗。中国民众的处境与崇尚人权的西方人之处境是如此的相似，都在恐怖分子的淫威之下惶惶不可终日。现实已经不可回避的向我们显示一个清晰而可怕的危险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被迫依法炮制，与国家恐怖主义暴力手段接轨，打一场无处不在、全民抗暴的"战争"。
作为民间维权与民众群体抗争理论研究爱好者，我认为在中国当今现实情境下，我们既继承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传统，又要结合实际，给民众提供更多现实可操作方法与手段，降低民众抗争的风险、最大限度的拓宽民众参与空间、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发起没有伤亡的地下民众群体抗争运动。这时，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制衡于国家强权迫切需要的手段与思想方法——民间群体抗争临界暴力控制策略。
总结回顾将近四年的公民维权运动，我们看到，理性、非暴力、不合作民权运动[1]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同时也暴露出相当大的局限性。在官商勾结的野蛮拆迁与强制圈地领域、在公民的政治权利参政议政领域、在信仰者法轮功成员人权侵害等等领域，不但毫无进展，而且呈现出明显的恶化趋势。
在定州血案、汕尾东洲血腥屠杀、镇压维权绝食运动之后，一贯主张提倡非暴力民权运动的学者们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何清涟女士由此发现，甘地与曼德拉的非暴力抗争路线之所以能够成功，只因为英殖民的印度政府及南非政府毕竟是民主政府，"这种民主政治体制给了甘地与曼德拉一定的活动腾挪余地，与此同时，当时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及支援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商业利益的关系，如今的国际社会不同于当年甘地与曼德拉面临的国际社会，中国的威权体制也比那两个政府蛮横得多，公权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与暴力合法化已经成了政府行政的特点。在这种情势下，公众的非暴力抗争，较之甘地与曼德拉要艰难得多。"
确实，利益动机与核武恐吓之下，中共政府越来越不在意国际正义与人权的呼吁，导致了国内人权状况的日益恶化与强权政治的肆无忌惮，国内民权运动处于极端险恶的环境当中。公开透明的维权运动不仅遭遇残酷镇压，还面临着分化瓦解、分割裁制、各个击破的现实风险。
当此情景，秉承甘地的非暴力精神，海内外民主人士、国内民间维权人士、公共知识分子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与锲而不舍的尝试。人们把民间维权限定于非政治动机、非权力目的、就事论事的对个人或群体不幸遭遇的人文关怀、人道救济、司法援助上，希望通过官民之间的对话与妥协来达到解决具体冲突与矛盾目的。为此，人们表现出了太多的善意与良苦用心：刘飞跃先生把自己的工作室用心良苦命名为《民生观察工作室》，而不是《民权工作室》；黄琦把维权的目标定得很低："仅仅为百姓带来好处、争得利益，甚至几毛钱。"；由此，刘跃飞、黄琦等的民间协商维权在尝试中走向正轨，为调和社会矛盾与冲突、推进国家法治建设逐步发挥日益强大的作用。然而不幸的是，这种非政治民间维权依然遭到政府的暴力打压、粗暴禁止，《民生工作室》刘跃飞先生被政府绑架，采访民间突发事件的博讯网记者张子霖被拘捕、丁宜发失踪，忽传维权网刊编辑陶君也突然失踪，黄琦经常遭遇人身安全威胁，河南艾滋工作者李喜阁和朱龙伟被软禁。非暴力民权运动面临着酷的打压、中国泛蓝成员参选地方人大受挫、异议作者纷纷被捕判刑、新闻自由面临更加严厉的舆论管制。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竟至名存实亡！
当此境地，我们不得不寻求民权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新出路。前些天闲来无事，在社区锻炼时，发现社区内外的店铺墙壁上，到处都是"天灭中共、退党自救"的宣传标语，是用红色油墨直接印刷上去的，很难清除，人们还把《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稿送到了我的门口。由此内心为之一振，不禁喜上眉头，大受启发，思路也迅速的清晰起来。在此我看到现实存在的、民众的力量有如川流不息的地下暗流，正在汹涌澎湃的流动着，有一天它迟早将奔流而出，汇聚于河流、湖泊与大海，于风雨飘摇中将中共暴政给彻底倾覆。而他们今天的运作方式，有别于公开透明化的维权运动，把民众抗争的风险降低到了接近于零，作为民间自发的临界暴力控制的手段，它已经在逐步的形成，并有效的规避了抗争行动的风险。这正是策动民间联动突发事件的有效资源，而现存的这种隐秘的民间社会力量，足可以锤炼成长为策划民间群体突发抗争的神经中枢与指挥中心。
它的特点是根植于民众，是一种看不到的、无形的、隐秘的有生力量，没有染上任何敏感政治色彩的，这位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上了黑名单的政治人物无需与他们有任何的直接交流与对话，只需要把思想、思路与方法通过网络公开出去，任由人们基于个人理智自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与判断。
由此，有了这种社会力量的现实存在，人们足以在那公开的非暴力理性维权阵线之外，开辟全国性群体突发抗争运动的第二战场。为国内民众反抗运动的需要，人们有必要挖掘这方面的有限资源，不断的拓宽人们的视野，尽可能的提供各种可操作的可行性方案、抗争哲学、行动策略。
一、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台湾的边缘暴力理论、我的临界暴力控制策略设想
回顾历次的大规模民众抗争，我们都面对着暴力下的人员伤亡，对民间群体抗争运动的有效控制与操作方法，成了最急需又最短缺的资源。搜索相关方面的资料，找到了台湾民主运动得以发展壮大的主要策略与思想——暴力边缘学说[2]。在此，与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作一个简要的陈述与对比，以供大家选择：
（一）、非暴力行动特点与适用范围
◆什么是非暴力行动:
"简单地说，就是「非暴」以「制暴」，是人们拒绝被动服从，使用除了暴力以外的一切方法来维护和争取我们正当权益的思想和行动。......非暴力最讲究的就是对双方实力的比较和衡量。非暴力不先幻想掌权的人会主动克制使用暴力，但非暴力的实践表明，通过它的行动是可能使对方克制甚至被迫放弃使用暴力的，尽管他们是多么的不情愿。非暴力是一种不用暴力进行抗争的策略和技术。"[1]
◆非暴力不完全排斥暴力：
那么，非暴力是不是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用武力？甘地这样回答说："如果一定要在怯懦与武力中选择的话，我建议还是选武力。举例说，我的大儿子有一次问我，如果1908年我差点被刺杀时他和我在一起，那么他该作什么——是逃走看着我被杀呢，还是用武力保护我？我对他回答说，他的责任应该是保护我，即便他必须动用武力。"......"在紧急状况下，尤其是在实现非暴力的有利条件还不很充分或者是有利的效果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用克制的武力方式自我保护、自我防卫是必要也是正当的。"[1]
◆非暴力行动的公开、透明、阳光性：
"非暴力反对采用暴力手段，所以它一切行动都可以公开进行，不用躲躲藏藏；同时非暴力更需要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因此，非暴力运动是公开，而不是秘密的行动。搞秘密的、地下的行动，绝不可能变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或鼓舞成千上万的人民参加你们的行列。只有公开的向不义挑战，公开的展开行动，才能促使全民参与。"[1]
◆非暴力行动的适用范围：
由于公开组党与结社在中国还被政府严令禁止，这就注定了建立在多党文明基础上的民主政治运动被排斥于公开行动之外，其政治风险也说明在现阶段不可能发展成为民众踊跃参与的群体运动。然而非暴力思想认为地下的政治运动不可能演变成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是有其武断片面性的。从地下到公开、从精英到民众，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大体都遵循这个规律。因此，公开透明化的非暴力行动，仅仅适用于非政治动机、非权力目的民权运动。民主运动应用非暴力理论的前提是公开的组党与结社不会遭遇监禁与镇压。
（二）、暴力边缘行动特点与适用范围：
暴力边缘思想与策略得以贯彻实施的前提是革命的可能性对威权专制政体构成了强大的威慑，"握有权势的贵族与富人害怕穷人的革命威胁，认定革命带来的损失远大於开放选举权或增税的损失，於是释出部分利益以防止革命发生。当穷人一次又一次以发起革命为威胁，让贵族一次又一次选择开放选举权及增税后，政治体制也就逐渐走向民主化。"[2]
"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变无法在一夕间完成，更何况台湾经验展现的是非革命式的文化演化过程"[2]为预测未来民主运动可能的社会成本，发起者必须有民主企业家的头脑，一方面要最大限度的调动起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必须把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尽量做大，而最根本点把无谓的资源损失降低到零。在此，有一个损益平衡的预算及可能风险的预测。暴力边缘理论正是台湾民主企业家的杰作。
台湾的民主化发展脉络：
1、威权体制下的自由化、市场化与权利意识觉醒；
2、民主思想的启蒙与民意代表的参选：胡适、雷震的《自由中国》，李敖的《文星》杂志，台大的《大学》杂志，康宁祥、黄信介、张俊宏与姚嘉文发行的《台湾政论》前赴后继的提倡政治革新、讨论民主政治于国会改选议题；
3、讨伐贿选舞弊的社会力量动员与群体抗争，"中坜国小投票所发生疑似选举舞弊事件，民众愤而包围中坜警察分局，人数高达万人，要求彻查选举人员，更有民众焚烧警车。"[2]；
4、暴力边缘路线：
"1978年12月16日中美断交，政府发布紧急处分令，延期选举并停止竞选活动。党外人士召开会议，要求迅速恢复选举，坚持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2]之后在高雄桥头乡发生了第一次的政治性示威游行，1979年12月10日发生了美丽岛派的国际人权日大规模游行、发生警民冲突，史称"高雄事件"，民众群体抗争暴力边缘路线在实践中产生。台湾政治民主化运动从1983年之后以街头抗争路线和暴力边缘论为主要策略，"为了避免街头抗争不幸陷入暴动或革命，他们除了必须随时在现场观察游行的规模与参与群众的情绪，还得在抗争中试探政府当局的容忍底限以寻找出暴力冲突的临界点。作为政治企业家，他们在抗争之前得募集资源、拟定战略、动员参与群众，在抗争中评估暴力冲突的临界点、激起和操控群众情绪。"[2]
暴力边缘论的有效性："当党外阵营有能力把抗争群众推至激情边缘又停在红线之内时，群众抗争的强度愈大，政府回应其诉求的强度也愈高。政治民主化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和回应中发展。"[2]在此，我们看到暴力边缘论于中国民主运动的优越性所在，以爆发革命的强大社会威慑为压迫性策略，以此起彼伏的民间突发事件、暴动与街头抗争为手段，迫使中共当局在革命爆发的可能性面前做出退让，实际上达到用和平手段完成民主化进程的目的。这是有别于公民维权运动切实推进中国民主运动的必经之路。
（三）民间群体抗争临界暴力控制初步设想
公开的民众群体上访与维权、参政议政的民主诉求，比较合适的策略正是"暴力边缘理论"，它是对非暴力民间维权运动的提升，把运动发展到政府将要镇压却还未镇压或无法镇压的临界点上，可以收到最佳的效果。然而，暴力边缘理论毕竟还有其局限性，一是对政府镇压手段预测的误差可能导致人员伤亡；二是民众参与的现实心理恐惧；三是民主人士的民众信任与社会动员力，也就是他们是否具有民主企业家的智慧、能力与责任担当？他们是否忠诚于人民？他们是否不被政府所利用？
在此规模性民主运动爆发之前，有一个零风险的前期准备与社会动员机制，民众在这种没有政治风险的地下抗争中锤炼能力、建立协调机制、形成统一指挥调配中心。为此，我提出了民间抗争临界暴力控制策略，以对前述广泛存在的民间地下抗争进行总结、归纳与提升。它将彻底摆脱中共控制、渗透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它将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与爆炸性事件中鼓励民众的广泛参与、动摇中共当局的执政基础，迅速把事件扩大发展到中共当局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的惊人规模，最终迫使中共做出妥协与退让，逐步推进民主化进程。（待续）
注释：
[1]：《非暴利行动手册》
[2]：《暴力边缘论对台湾民主转型的贡献》
(自由圣火首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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