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


与毛时代要求人人成为政治人相反，中共现政权努力把全民塑造为经济人。现政权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于经济发展，其合法性的缺失也主要靠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弥补。而其维系社会稳定的策略，则是把中国塑造成一个纯粹的经济社会，人人一心逐利，不涉政治，从而也就不会对权力形成挑战。

在我看来，无论是把人全变成政治人还是全变成经济人，都会导致失衡。前者的恶果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会记忆犹新；后者的坏处现在虽已放眼可见，但还没有完全暴露。“改革开放”是一个从前者向后者转换的过程。过程前半部以“矫枉过正”的积极效果为主，既放弃了“政治挂帅”，又没有走到“一切向钱看”的极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体是利大于弊。然而随着发展会出现一个“拐点”，经济人社会的弊病将日益凸现：

一是一旦社会全部目标在于逐利，失去信仰、理念和意识形态的支撑，就具有动物社会的性质。有足够的肉喂给狼群，控制局面（保持社会稳定繁荣）并不难，而当肉少狼多的时候，狼群就会起而争抢，相互攻击，寻找新的吞食目标，局面就容易失控。在政治挂帅的年代，经济与政治是分开的。经济出现问题，对政权稳定影响不大。经济至上的社会则不同，任何经济问题都会变成政治问题。那些平时看似只追逐利益不过问政治的人，一旦利益丧失，就会立刻成为激进的甚至非理性的政治反对者。

二是人对物质的追求没有止境。在尚未温饱之前，物质增加会给人满足感；在温饱之后，物质的增加不但不让人满足，反而更刺激人的贪心。物质主义作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也符合这条曲线——其在消灭贫困的阶段具有积极效果，到了追逐物欲的阶段则会变成负面效果。决定“拐点”出现的是人口与生态的关系。中国的生态不能提供13亿人满足贪欲的资源，因此人们在有限资源中追求无限欲望的满足，很大程度只能靠与他人争抢。那些争抢在个人水平上也许都是日常小事，但是广泛分布于社会的日常冲突经过社会阶梯式的积累、富集和传递，最终就可能汇合成社会整体的紧张，直到演变成全面动荡。

三是当社会变成经济至上后，就只能在追求效率的路上不断往下走。开始也有一个积极阶段——抛弃了绝对平均主义，又没有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体现了这种积极面。随着“拐点”出现，丧失公正造成的问题会越来越大。这种“拐点”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因为效率是经济的生命，公正却是效率的障碍。中国社会走到今天这种罔顾公正的状态，并非邓小平的本意，也非后来的当政者所能扭转。经济社会虽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民主国家因为存在多党竞争，以公正为宗旨的左派政党可以利用民选机制进行平衡，约束政权不向效率和资本过度倾斜（虽然效果并不理想）。而专制社会没有这种民主平衡机制，要么“专”于毛泽东之“制”，要么“专”于邓小平之“制”，因此只要走上经济至上之路，结果必然远离公平。

今日社会的两极分化是从一个平等起点——毛时代的经济平等（至少城乡两大集团内部相对平等）——开始的，是在一代人目睹下扩大到今天这种地步，因此中国百姓不会再像古代那样（那时人从出生就看到长久固定的贫富之差）把这种贫富视为天命，而是对此充满愤怒和报复的冲动。不公正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危险，比过去任何年代都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