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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扮演什么角色？
吴庸（北京）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3月16日记者会上放出高调：一是分析造成腐败的原因，“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就需要改革我们的制度”。二是恭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个制度观和价值观的宣布达到胡温执政以来高层决策者从未有过的思维高度，不免令人瞠目结舌。温先生意欲何为？作为这种高调的衬托，是不久前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广泛讨论，不少人认为它是中央释放的民主改革信号。与这一信号呼应的，是香港明报年初报道：评论家周瑞金表示，现在到了政治改革的时候了，而政改对象是共产党本身，因为目前没有一个党能和中共竞争，所以应维护一党领导，推动其自身变化。星岛网刊也于年初刊登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的谈话，他介绍党内民主正在选举制度、决策机制、监督制度、市县扩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这四方面积极推进。因此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进行‘静悄悄的政改’”。亚洲时报更推出方德豪的评论，他指出：“北京近期发展意味着，中共正酝酿提出一个类似”民主发展路线图“的论述。”“假设没有其他干扰，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有可能于7月1日前后提出他的这套看法。”空气已经热到炙人程度，我以为，应尽快冷却。
温总理破天荒讲的制度观和价值观，是真的想付诸实践呢，还是在那里作花腔女高音表演呢？让我们从实际出发作些分析。
所谓“权力过于集中”，就是指中共以“领导权”名义垄断所有民权，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共领导层，大政方针决定是中共说了算，一切制约和监督措施实质上均流于形式。“领导权”本身是自封的，因而是非法的。温先生真的痛恨“权力过于集中”，真的要“改革我们的制度”，就应当有勇气宣布中共“领导权”为非法，要求从宪法中删除。他能做到吗？权力的贪婪性要求以相应的权力去抗衡，即制约和监督。这个“相应的权力”就是民权，最重要的是公民对不同政党、不同政见的选择权，对国家领导者的选举权，对时政的评论权，对领导者的罢免权。温先生真的痛恨“权力的过度集中”，真的要“改革我们的制度”，就应当有勇气宣布压制民权的一党专制的反民主性，要求结束这种阻挡社会进步的制度。他能做到吗？
再说“人权”和“民主”。既然承认“人权”的普世性，就应当使宪法中载明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人身自由、通信自由、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等项权利受到尊重和保障。为什么这些“人权”至今仍停留在纸面上？为什么对民众维权活动进行镇压？为什么严禁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封杀出版自由？为什么温总理不谴责这些违反宪法的行为、不惩罚对维权活动的镇压者、破坏宗教信仰自由的专横者和秘密禁书的独裁者？既然承认“民主”的普世性，那么，温先生在2005年9月5日接见世界法律大会代表时说中国“保证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到2007年3月16日记者会上还是用这句话来搪塞，两年中间有什么具体措施贯彻落实？难道现在依然停留在2005年的认识水平，当时温先生对《华盛顿邮报》说“中国人民还没有做好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准备”，“中国需要50年的稳定”，又对欧洲媒体说“中国农民教育素质低。如果他们有能力管好一个村，过几年就能管好一个镇”，永远这样爬行吗？侈谈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口惠而实不至，是温先生的特点。这样做，岂非给人以谎言连篇、欺哄世人的印象？
要看到，温总理在今年的记者会上高调宣传的制度观与价值观与他自己的实际信仰是不一致的，两者存在着尖锐矛盾。胡锦涛在2004年9月15日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明确载入中国宪法的。”对此，胡不会动摇，温也不会有异意。胡锦涛在2004年9月21日庆祝政协成立55周年大会上曾宣布：“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此，胡同样不会动摇，温更不会有异意。可以设想，如果温总理对上述两项原则持有根本不同看法，并借记者会公开宣扬，那么，他在中共的权势地位会立即被撤掉，这是无疑的。那么，他的内心信仰与口头宣讲为什么会产生偌大差距呢？原因何在？
这就不能不牵扯到胡锦涛。可怜的胡氏，命运把他放在皇储之位，像个卖身的“团圆媳妇”，终日战战兢兢，看人眼色行事，事事谨小慎微，唯恐树叶掉下打破头。过去说“多年媳妇熬成婆”，胡氏苦度10年皇储岁月，一旦扶正却成不了“婆婆”。他没有如中共大老那样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养成残忍嗜杀性格，也没有如中共大老那样炼就一付运动群众为我所用的瞒天过海本事，尽管经历过一次运动（名曰“文革”），既未打死过牛鬼蛇神，也未斗死过走资派，就这么平平而过。只有两个字是他的法宝，一个是“隐”，处处含而不露，不容易摸到他的底细；一个是“忍”，不抢先，不露面，唾面自干，心里有数。“隐忍”是他的处世哲学。所以，一位中将公然当众扬言对美国进行核摧毁，他能“忍”：军队竟然私自发射核弹击毁作废卫星，他也能“忍”。纪念胡耀邦以提高团派声誉是他的谋略，但纪念规模被压缩，他能“忍”；公开答应亲自访日却被换成温家宝，他也能“忍”。不管诸侯如何抗击中央，他能“隐”，不轻易表态反击。不管底层多乱，频频群起抗争，他也能“隐”，不轻易下令，任地方扛住。在“忍”中求生存，在“隐”中求发展。他之所以能立住而不倒，一是大老怕中途换马导致中共整体趴架，二是军队不敢造次，保持现状对军队没亏吃，三是“隐忍”不失为末世勉强维持局面的稳妥方式。这样一位领袖同“民主”是无缘的，炒作他将宣布什么“民主路线图”既无益且无聊。胡氏登基近5年，他的为政特点，目前较能看清的是：在中共原教旨基础上，坚持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拒绝复辟毛泽东“无产阶段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一套；正在开辟一条“构建和谐社会”之路。在施政中，他不得不左右逢源：毛派势力常影响他的政治风向标左转，开明势力不免使其政治风向标右转。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为使党内左右派合力拥胡，减少磨擦，就要两面拉拢。而拉拢开明派的任务就重点落在温家宝身上。
温家宝最突出的特点是人性未泯。他为民工讨欠资、面对农妇哭诉而泪流不止，都不是做作而为。但人性在中共权力角斗中必然被党性吞噬，所以，他的人性本是一点残留。在党性锤炼中，他造就一身不顾事实、编制正言的本领，这使他走近袁木或萨哈夫。人性与党性的搏斗，在他则是党性占了上峰。有人责备他对赵紫阳无情，其实，那正是他的党性表现。此人博闻强记，尤喜文艺，文化素质较强，与同僚那些大老粗成强烈对比。访欧时，《泰晤士报》记者问他“晚上读什么书”，他临场发挥，以6段诗章作答而大露光彩，乃至该报竟以两版篇幅刊登此次访问记。而胡锦涛访俄时，记者以同样问题发问，胡只能回答“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令人捧腹。温的这一特点在权力角斗中派上用场。文联与作协去年开大会，本来他去做形势报告，中途却离题谈起文艺来。他以特有的亲民秀，大谈文艺故旧，大讲真善美，毫无八股气息，令台下一片轰动，这无疑拉近了高层与文艺界的距离。至于真善美能否落实，他是不考虑的。总之，亲善气氛制造出来了，正中胡锦涛下怀，于是胡批准他修改的《同文学艺术家谈心》广为传播。外交工作会议，他去讲话，后来整理成《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公开发表，引来阵阵猜测。该文首次承认“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以吸引开明派归附；承诺“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吸引改革派关注。到3月16日记者会上，更明确为初级阶段的两大改革任务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都是中共十七大前的舆论准备，压制毛派可能发动的种种纠缠。这就是温家宝受命将胡锦涛政治风向标拨向右转。
温氏的公开宣讲与内心理念的差距和对立，这种心口不一，在旁观者看来是“人格的分裂”，因而视其为“丑角”。其实，心口不一、满嘴谎言正是中共传统。毛泽东曾夸口夺取江山后将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邓小平曾吹嘘“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选2卷322页）结果呢？不仅自由、民主的影子不见，实实在在的却是“文革”浩劫与“六四”屠杀。温家宝所为不过是对上述传统的继承罢了。他不幸遇上末世，“人格的分裂”更难表现。有人说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果真的“知其不可为”倒还有些清醒。但愿其好自为之吧。（2007.3.30）
原载《议报》第29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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