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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
人到了晚年，总有一些难忘的记忆在脑海里时时浮现。如果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那么，这种记忆本身就是历史，其价值无容置疑，即使是属于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回忆，也有宝贵的社会信息在内，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对于像我这样年近七十的老年小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几乎人人都有过长达三年之久的饥饿记忆；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在长达十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又有过心理恐惧的记忆。这些记忆，现在的年轻一代中几乎无人相信，还以为是在编造匪夷所思的海外奇谈；这使我产生一种比饥饿和心理恐惧的记忆更加难以承受的感觉。于是埋藏在心灵深处本来就不愿说、也不便说的话，似乎受到一种责任的催逼，非说不可了。“一个对以往苦难很快丧失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对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的无奈不敢正视的人是道德上不会长进的人。”“不管哪个国家、民族，倘忘记历史上最沉重、最惨痛的一页，那么，这页历史就可能重演。”
1960年9月，我从上海华东师大毕业，服从组织分配到宁夏大学（原名宁夏师范学院）政史系任教。其时学校初创不久，两座教学楼孤零零地矗立在贺兰山下的荒滩上。时届暂时困难，每人每月粮食供应减至25市斤，副食极差，全凭票证，每人每月定量油4两，豆腐一斤，带骨羊肉半斤，蔬菜极少，每人每天估计不足半斤。开头三个月，大家都用革命意志克服困难，无人叫苦，照样积极工作。时间一长，许多人渐渐体力不支，没有力气多走路，多说话。后来浮肿病日益严重，病倒的人多起来了。上面终于发现情况不对了，提出“劳逸结合”的口号，学生可以不上夜自修。自由市场也逐步开放，许多人不惜“血本”，假日去自由市场高价买点青菜、土豆、鸡蛋之类补充营养。副食品店有高价点心供应。但大家工资很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那时，谈吃成风，一坐下来都在谈吃，无非是“过去这里东西多便宜”、“现在哪里供应好”、“哪里东西多”之类，对别的话题已全无兴趣。每次上食堂排队买饭，总是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馒头的大小、份菜的多少。吃饭时连一粒面包屑、沾在碗上的一点糊糊、一片菜叶都舍不得落下。吃过饭一个小时内，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惶惶不安，无法把食欲控制下去。读书作文，很难集中思维。晚上做梦老是在吃东西，醒来倍感怅惘，还怀疑自己是否革命意志衰退、道德品质堕落了。
政治思想工作一点也没有放松。每次小组会上，大家都要谈如何对待暂时困难。一致谴责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给我们制造灾难，同时要我们相信此乃百年未遇天灾造成的困难。领导还严正地告诫我们：今天的困难算不了什么，比起旧社会贫下中农受的苦小多了。那时贫下中农连糠菜半年粮也吃不上，不像现在国家每月还供应我们20多斤口粮。于是我们只好负罪自责。自己出身不好，没有吃过贫下中农的苦，觉悟不高，革命性不强，看来只有加紧自我改造才行。但想不通的问题也多：说是天灾，但全国各地为何出现一模一样的情况？说是苏修撤项目，逼债务，又为什么边远地区、与项目毫不相干之地饥荒更加严重呢？可是越想不通，负罪之压力也越严重。有一次，偶然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梅里奇的作品《人是机器》。书里说：人和机器一样，机器转动要加油，油就是能源。人是以粮食为能源的，不吃粮食，人也会失去劳动能力的。这一下使我有所顿悟：贫下中农和我都是人，人要吃饭才能劳动，这一点肯定是共同规律。如果贫下中农在旧社会比我们现在还挨饿，那他们如何坚持劳动呢？如何生产出劳动成果供统治者剥削呢？天灾和苏联破坏的说法是否在说谎和别有用心啊？我在内心深处对官方的话语霸权产生了反感。明知道这种反感情绪可能埋伏着杀身之祸，但思想总是转不过弯来。一些积极分子会上唱高调，义愤填膺地骂苏修，怨天灾，暗地里却跑自由市场，到处寻找食物，比我积极得多，他们是不是伪君子啊？
1961年10月，我去四川大学进修。那里的饥天恶地竟比宁夏过无不及，使我对“天府之国”的奢望彻底破产。川大的学生看上去个个面黄肌瘦，面带菜色。每到周末，可看到学生宿舍墙上贴满字条，上写：某号宿舍某某某有毛衣一件或裤子一条，愿与回家同学换取星期天的餐卷。星期日下午，学生返校，发现有的人冻得全身发抖，原来身上外衣外裤脱下来，在路摊上换饭吃掉了。
我在川大有幸追随史学名家蒙文通、缪鉞先生读书，并受到二老亲切的关怀指点，内心升腾起走学者道路的强烈愿望。可是因为饥饿的威胁，我无法长久地专心读书编讲义。为了整治和对付我心灵中长期受到压制和亏待的饥饿分子干扰我读书的反叛和叫嚣，我强迫自己每天读多少书，抄写多少卡片，如超额完成任务，每天晚餐加一小两粮，如完不成，每天减一小两（“小两”指一市斤合十六两，现已改为一市斤合十两）。这样强制执行了一段时间，收到一定效果。到了周六下午和星期天，川大校园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我也就放纵一下自我，带上半斤粮票，些许零钱，上街漫无目的地闲荡，主要是在成都的一些小曲巷中东张西望，寻找食物小摊，特别留意低价又少收粮票、数量较多的食物，如二两大盘盐米泥，即米粉糊糊，或十二两一盆熟番薯。这样悠悠转悠二小时，把半斤粮票消耗完了，身上有饱暖舒畅之意，漫步转回校内。当天夜里往往能比较专心地多读二小时书。可第二天又悔恨无穷，因为我毕竟过多地消费了口粮，预示着更大的饥饿威胁。于是以忏悔的心情命令自己再不许胡思乱想，多做学业，将功补罪，今后决不再如此放肆，必须改过自新。但往往坚持不了二三个星期，难免复辟回潮，故态复萌。为了吃饭和读书，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在自我煎熬中度过了半年。
又有一次周末，那一周粮食开支控制得非常严格，周末还多了几小两。早餐稀饭三小两一大海碗，三两口遁入肚子，有点饱，仍想吃，再打一碗，吃了还想吃，又来一碗，一连吃四大碗，肚子实际上已经盛不下了。准备返回宿舍。忽然眼睛一亮，后面仁兄打来一大碗粘稠度甚高的米粥，差不多可顶两碗，大约是打到桶底，米粥变稠了。我捧着空碗竟不愿往回走，思想斗争起来：机会难得，时不再来，返回食堂又买了一碗。这样，一次早餐竟喝下五大碗稀饭，整整十五小两。回到宿舍，撑得难以动弹。我又开始痛恨自己：一个人那么缺乏克制能力，简直像饿犬和蠢猪，这样下去还像人吗？怕要跌入地狱、饿鬼畜生道中去了。
60年春节，我在四川成都度过。独在异乡，孤苦伶仃自不用说。那时过年非常可怜，每人领到一大张号票，上有1—10号共十张票，凭每张号票分别可买二两海带、三块腐乳、二两糖、半斤肉等。当然最宝贵的是四号票，可买半斤猪肉。正月初一，我就用它买了半斤肉，又去自由市场买了一斤油菜，借朋友的钢精锅煮成一锅，饱餐一顿，徜徉在九眼桥、望江公园附近，脑子里便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起来，大白天做起“读书做学者”之类的美梦。猪肉煮青菜的滋味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此后数天，我下意识地会去肉摊边走动。突然一个坏主意萌生出来：一号票和七号票有可能涂改成四号票去买猪肉。第一次将一号票改成四号票买了半斤肉，获得一次意外享受。到我第二次再想作弊，被卖肉的识破了，没收了我的票，还训斥了一通。我也只好自认晦气，悻悻而退，这自然是活该的事。人啊，真是可怜的动物，有时人格居然还抵不上半斤猪肉！
62年夏天，我进修期满，从成都回到老家。这是一次难得的团聚和喜庆。母亲张罗着准备点好吃的，请亲友共同欢聚一下，花了老本还托人去买了一斤多猪肉，做成红烧肉等兄嫂回家共享。谁知兄嫂不知何故在杭滞留数日才姗姗迟归。天热肉菜易馊，母亲天天将肉放入竹篮吊到井内保存，直到兄嫂回家，全家共享了一顿美餐，至今还记忆犹新。
人只有经过了许多事实的教训和考验才能真正明白一些深奥而又简单的道理。晚清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曾造就了一批气质高贵、人格尊严、秉性耿直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时代变得灵魂软伏、思想平庸、人格萎缩。什么缘故？领导人有过这样的话语：“饿饭三天，改造知识分子便没有不成功的。”（大意如此）管理和统治几亿农民的无上良策，无非也是严格控制他们的口粮。反也造不起来！原来真的如此。
大约到了1963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达三年的饥荒渐渐结束，食物相对充分了一点，至少肚子渐渐可以塞饱，知识分子不再为每天饥肠辘辘而痛苦不堪。但紧接着另一种更可怕的威胁已在悄悄降临，这就是政治恐惧。可是我开始还丝毫没有觉察，当有所觉察时，恐惧之网已编织缠身，再也无法摆脱了。
说来话长，60年9月，我初到银川宁夏大学，置身西北荒原，学校四周平沙莽莽，碎石遍地，与江南山青水秀的风光大异其趣，心情难免荒凉沉重。偶然在宋人笔记小说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一书中，看到描述南方隐士生活的一段美文，有“余家深山之中，门无剥啄，落花满地，苔癣盈阶……拾松枝，汲清泉，煮茗自啜……漫步芳径而归，牛背横笛，月映前溪……”之类的描写，颇为欣赏，随手抄下压在书桌玻璃板下。一日，历史系领导兼校长秘书L来看我，见到这张卡片，后来他对我有了议论，说“CBG这人思想感情不健康，有封建士大夫情调。”可我并不知道。只觉得系领导为人颇有城府，面笑肚不笑，深沉莫测。那时，学校正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政治运动，大字报贴满拐角楼墙壁。有一位姓陆的食堂管理员被揪出来批斗，让他站在条凳上低头坦白交代，群众在下面举拳高呼口号，气氛相当紧张。这种场面使我感到突然异样。过不几天，一个姓张的体育教师被戴上手铐带走，说是反革命，没过几天，传来消息说被枪毙了，学校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心里也有些害怕。宁大这样一所高等学校竟暗藏不少坏人反革命，情况如此复杂，环境有些险恶啊！原来这位姓张的体育教师从北京回民学院调来。回民学院院长是回族领袖人物之一马玉槐。马调至宁夏回族自治区任书记，就将回民学院部分老教师一起带来支宁。这些老教师多少有点历史问题。姓张的体育教师与中文系姓褚的教师是一起来的，二人过从甚密，困难期间，难免有些牢骚话，流露出对党和政府不满的情绪。据说褚老师向组织反映过张的问题，张得知后火冒三丈，找褚对质，扬言要杀他。某夜张闯入褚的卧室，真的动过手。就这样张便作为反革命杀人犯很快被捕被杀了。当时和我住一间房的老教师姓G，也是回民学院来的，张褚事发，他难免不安。我虽和G同居一室，但对他的情况全然不知。组织上也从未和我说过他的历史。只晓得他解放前在东北长白师院任副教授，通日文，调宁大后教世界古代史，说话做事十分谨慎。我们相处数月，关系和谐。我一直有尊重老人的习惯，他也十分器重我的业务能力，这样，平时比较融洽友好。张案出来后，我隐隐约约听到组织上有人在背后议论我，说：“CBG是共青团员，让他住进G的房间，是让他充当党的耳目，考验他对党是否忠诚，可他从未向党反应半点G的情况和问题，反而相处得很好，可见此人政治上缺乏敏感，思想觉悟低。”这真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里顿觉非常委屈和烦闷，看起来，环境真是险恶啊！原来组织上用这种方法来考验我，让我充当暗探特务，而又不让我知道真相。我怎么扮演得了这种角色呢？好在暂时困难形势日益严峻，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阶级斗争的弦不是紧上去，而是松下来，不久事态也就平息下去了。
1961年1月，是我到宁大工作的第一个学期的期末，放假前，全校召开工作会议，校长作期末总结报告，全校教职工参加，总共也不到百来人。校长姓刘，资格很老，是1924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入党的老党员，由西北民族学院调来。他先就总务部门发糕点票的事发了一通奇妙的论调。给每人每月发半斤糕点票，是党对大家的关心照顾，因为宁大在荒滩，买糕点要到老城区，不方便，托人买糕点被偷吃的事时有发生，闹得不团结。老校长说：“为人谋要忠，与朋友交要信，偷吃点心的人不对，已被偷吃也不必计较，他多吃一口，无非你少吃一口，最后到胃肠，化粪便拉出来，大家都一样。”台下听了忍俊不禁，这居然是一位大学校长的高论。校长话题一转，说历史系有的青年教师，教学观点有问题，“把皇帝说成伟大人物”，“把资本家和工人说成兄弟一样相依为命”，还对粮食定量低标准有看法，借题发挥，公然说“粮食低标准，对学生学业要求也可低标准”，等等。大家听了有点吃惊，这青年教师是谁啊？我也是一头雾水，惘然无知，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在全校大会上说事点名情形非同小可，历史系青年教师，会不会和我有关？当晚失眠，转辗反侧，思前想后，突然心惊肉跳起来，不错，说的肯定就是我！
终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件件联想了起来。一次，校长秘书兼系领导L听我上明清史，内容是评价朱元璋明初治国方略，我引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中的一句话：“朱元璋建立明王朝，采取与民休息政策，很快发展明初生产力，是一位比较伟大的皇帝。”又有一次，讲明中期以后江南地区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产生，高校所用所有明史讲义几乎千篇一律都引用《苏州府志》中一条资料：“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说明雇佣关系、劳动力市场已出现，当时是进步现象。又记得贯彻劳逸结合方针后，大大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一次L问我：“宁夏学生与上海学生比，程度如何？”我说：“基础不一样，当然会有点差距，但宁大历史系学生一般很认真努力，一下要求也不能太高。”肯定是L把这几件事经过他的筛选加工，上纲上线，一一向校长作了汇报，我也因此成了宁大教师队伍中有观点问题的反面典型了。想到这里，泰山压顶，寒气逼人，心理恐惧起来。这不是有点故意陷害我的企图吗？我最反对背后打小报告整人，别人却在打我的小报告，而且这打报告者竟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可危险了！
从此，积极分子们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似乎成了问题人物。紧接着，在一次党支部会上传出警告我的声音：“CBG这个人是怎么搞的？总是和右派分子接近，有情有义，划不清界限，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这位支委的话倒基本属实。我因为比较爱好阅读，空闲时间常躲在历史、中文两系资料室随意翻翻，以扩大知识面，了解学术信息。在这两个资料室任资料员的是三位右派分子，即历史系的李范文、汤宜庄，中文系的鲍晶。事实上，他们的学问、人品是特别优秀的，只因为“右”的帽子，就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而已。我对他们表示同情，能平等对待他们，业务上又有较多共同语言，所以比较谈得来。这下子对我又构成了罪与祸：与党组织和积极分子有距离、不亲近，对右派却有感情，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不是很明显吗？历史证明，这三位“右派”都是对国家真正有大贡献的人才：李范文是“西夏学权威专家”，宁夏社科院前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北大、清华、复旦教授，可说是宁夏学术界领军人物；汤宜庄是国情研究专家，离休老干部，苏州大学教授；鲍晶由研究经济转入研究文学，研究红楼梦很有成果。我不能改变自我，也无法改变直觉。我只能我行我素，对组织、同志和积极分子中的一些人敬而远之，内心反感，对右派照样平等友好相待。大约62年春天，有一次开共青团支部会议，过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L是党员领导，也来参加。我终于大胆把憋在心里的话全说了。我对着L说：“我的教学水平低，讲课有问题，应该批评，帮助，教育。但一要光明正大，与人为善，二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刘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历史系某青年教师的问题，我冥思苦想很久，才发现原来是说我，使我一直惶惶不安。我敢肯定，情况一定是Ｌ同志搜集汇报上去的。我真想不通，作为一位党员和系领导，对一个普通年轻教师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可当面对我指出，或在教研活动小组会上公开批评？为什么要背后捅到学校最高领导那里去汇报？更可怕的是，汇报内容为什么要歪曲丑化本人思想和讲课内容，上纲上线？这样做，动机居心何在？有同志批评议论我不够靠拢组织，这一点我是存在的，但真正拥护党的领导，我以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才是从根本上靠拢组织，这和与党员同志个人关系疏与密是两回事。党员，团员，群众，大家都是平等的同志，有什么话、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会上交流坦言，我最不赞成背后汇报。亲近个别领导和党员不一定就是靠拢组织。对Ｌ同志背后汇报、造成大会点名、使我压力重重，我有意见。也希望Ｌ同志作自我批评。”Ｌ听了我的发言，沉默良久，脸色很不好看。最后他以领导身份作总结时说：“我总觉得CBG同志对党缺乏感情！”这几乎是结论，五雷轰顶，这下子我闯下了大祸。
心里很苦恼，又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我曾力图改变自己，努力去接近积极分子，努力靠拢组织，在他们面前表现恭顺和忠心，甚至送些东西去孝敬。只要组织同志对你有了好感，估计问题立即可以解决。可就是这一点，对我来说，做起来非常困难。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要换一副心肠、改一种方法去做人，是最最难为之事，而且也做不像。强迫自己做一个自己不愿意做的那种人，痛苦似乎一点也不会减少。我就尽量少说话，少交往，多读点书，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1963年，暂时困难有了转机，中央八字方针也不提了，代之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气候明显有大变化。如果说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前，躲避着做人还有一定可能性，那么，阶级斗争风浪越来越猛烈，躲避就成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事了。
1963年1月，我曾经报考中国科学院隋唐史专家贺昌群教授招考的研究生。那次招研究生，是在八字方针指导下为贯彻广州会议精神定下来的。由导师命题，公开报考，择优录取。全国共招隋唐史三名：中科院、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各一名。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当作一次学习机会去考的。考前很刻苦地准备了三个月左右，生活还很苦，我模仿古贤范仲淹年轻时的苦学精神，每天煮一锅米粥，划成四块，饿了吃一块，每天坚持读书十二小时。考试还顺利，答题也发挥得比较满意。发榜前曾给贺先生去信，他回信说已录取，叫我先别张扬，等待正式通知。果然，63年7月正式通知下来了，我当然很高兴，朋友们也向我祝贺。可是政治运动已经来临，叫五反运动，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是“反贪污盗窃、违法乱纪、铺张浪费、投机倒把、官僚主义”。本来，五反内容与我这样的普通教师无关。但校领导和系党支部把它变成整治教师的思想，要求大家检查自己暂时困难期间的思想意识和教学观点。政史系有八位教师重点批判，排在四类，我也在其中；又因报考研究生之事，还成为八个重点中之重点。
我和政史系极左分子LGY关系很僵。LGY是北师大来的，出身城市贫民，党员，许多人瞧不起他，但也怕他。他不读书，不备课，工作可说是在拆烂污，地图上辨不清长江黄河哪个在南哪个在北，什么叫“绥靖”也不懂。平时爱睡懒觉，爱占小便宜，借钱借物常不归还。可是他斗争觉悟和批判精神极强，每次运动都是充当打先锋的积极分子，总是在发言时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对党无限热爱和忠诚，别人都比不上他。运动中他永远是一类，就有了政治资本，运动过后，工作上生活上任何不良表现都成了小事情。他在我面前总是表现得盛气凌人，横行霸道。我非常看不惯他，有时难免顶嘴。记得有一次自治区宣传部长来校作报告，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贬得一钱不值，说《诗经》毫无价值，比不上大跃进民歌，《诗经》开篇写男女之爱，内容黄色，语言低级，如此云云，令人大惑不解。LGY对宣传部长报告大肆吹捧，说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对我们学习民族历史文化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LGY根本是不读书的人，他的吹捧完全是拍马屁，捞政治资本。我心直口快，对他说：“LGY同志水平高，一下子掌握了领导报告的精神，我们水平太低，理解不了，今后向LGY多学习。”LGY听出话里有话，居然对我翻了脸，破口大骂：“CBG，你小子竟敢讽刺人，你看你是什么东西！”这样闹得不欢而散，他从此对我怀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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