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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右派写的关于右派的文字似乎已经很多了，我也读过不少。但当我读到周素子女士这本《右派情踪》，仍不禁生起一种特殊的感动。
周素子女士现旅居新西兰。57年反右时她还在上大学，就被打成右派。她的丈夫陈朗先生也是右派。夫妻双双被发配大西北，后来陈朗被送去青海的劳改农场，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周素子则独自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先是在兰州，后来一路流浪到杭州，靠打零工，甚至捡破烂维生。二十年后右派改正，夫妻始得团圆。凭着周素子的坚强与远见，一家人历经艰辛磨难而不散，而且三个女儿都考上最好的大学。周素子出身名门，擅长诗词音乐戏曲。她的文字沧桑厚重，朴素典雅，简洁含蓄。
"四人帮"垮台后，中国文坛解冻，出现了一大批激动人心的作品，包括许多关于右派的作品，包括许多右派写的关于右派的作品，在社会上造成广泛而强烈的影响。但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去审视则发现，这些作品大多已经失去昔日的魅力。在自由社会，随便什么作品都可以发表，所以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受到特别的珍爱。在专制社会，几乎不可能产生什么杰作，因此，略有价值者都格外引人注意。生活在专制社会中的作家们，一方面固然因为不能畅所欲言而苦闷，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可以从数目庞大的读者群的热烈反响那里得到精神上的补偿和安慰。于是很多作家便尽量约束自己不要突破官方给定的界限，以求得自己的作品能在国内官方媒体公开发表。但这样一来，作家们也就自我阉割，难以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涌上第一波浪头的东西多半只是第二等的货色。早在二十年前，我便期待而且相信，会有这样一些作家，也许现在他们名气还不大，有的甚至默默无闻，正在悄悄地从事真正自由的写作。"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周素子这本书就正属于我期待的那种作品。
读周素子，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章诒和。两人同是大家闺秀，一代才女，都具有刚毅柔韧的个性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在很多方面，《右派情踪》都堪与《往事并不如烟》相媲美。如果说章诒和的笔下人物多是"最后的贵族"，那么，周素子写的则更贴近底层，更具平民精神（其实，章诒和也曾深深地堕入社会最底层，只不过她还没有把那段经历写下来而已）。
和章伯钧、罗隆基这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相比，周素子记叙的右派们没有那么显赫的社会地位，作为右派也不是那么大名鼎鼎。他们被打成右派往往更无辜，其遭遇也往往更悲惨。就以作者本人为例，被打成右派时还是个学生，仅二十二岁。周素子自称是最窝囊的右派，因为当时的她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政治主张政治见解，遑论"反党反社会主义"。只因作者才华出众，又出身名门。在讲到原北大学生沈元为何被打成右派时，史学家黎澍说是"妒忌"。在那个时代，才华就是原罪。如果你再有个坏出身，打右派不打你打谁？在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右派分子这顶帽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周素子在被打成右派后还天真地问校方拉下的功课什么时候补。很多人还把"右派分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或"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些说法来安慰自己。殊不料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丝毫不比"地富反坏"轻，且一戴就是二十年。有的右派早早摘了帽，哪知道摘了帽竟和没摘差不多，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受的罪并不比不摘的少。从五七年到七七年，右派分子们前十年就已是备尝艰辛，后十年更是雪上加霜，这中间还遭逢大饥荒。右派分子不仅自己陷入苦难，而且还殃及配偶和子女。在右派分子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等到七七年七八年右派改正，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已经过去，无可挽回。如此漫长而深重的苦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右派情踪》一书收录了七十多篇文章，实际上是七十多位右派的小传。在简要地叙述了各自的生平和遭际之余，作者还通过一两个故事或细小的情节，写到了他们的情――爱情，亲情或友情，故取名"情踪"。情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是最坚韧的，也可以是很脆弱的。它可以是巨大黑暗中的最大亮点，也可以是巨大悲剧中的最伤心处。正是在爱情、亲情或友情的问题上，我们最能透视到人的灵魂与性格；也正是在爱情、亲情或友情的问题上，我们最能感受到命运的垂青或残忍。严酷的政治迫害本身就是对爱情、亲情或友情的沉重打击，更可恶的是，共产党还一边搞株连，一边搞划清界限。这就使当事人陷入深深的道德与感情的双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几乎做不到两全其美，无论你有多对都有错，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决定，在有所坚守的同时都不能不有所放弃，从而无法避免良心上的负疚和感情上的亏欠。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对那些右派夫妻的离异，子女的隔膜和朋友的背弃简单地进行道义谴责。毕竟，圆满的道德和情感只属于幸运者，不幸者的道德与感情不能不是残缺的；而在一个罪恶的时代，好人几乎不可能是幸运的。但是，正如古人所说"时穷节乃见"，人世间最崇高的道德与最圣洁的感情，难道不正是在这种无可规避的冲突与分裂之中显示出来的吗？正是在那种有取也有舍，有保全也有牺牲的迫不得已的情境中，人性的伟大才得到最充分也最凄美的体现。
著名的右派作家王蒙曾经对人讲："你要知道对我来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the worst。"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比最坏的要好，今天中国的一切都不算太坏。王蒙这话固然讲的是一个事实，但言外之意却流露出一种苟且的心态。正像古人说的，渴者易为饮，饥者易为食。偏偏是一些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容易在现状面前知足，最容易苟且。他们明明知道现实中还有很多很多罪恶，遇到政治环境宽松时也不是没有进一步追求的冲动，但只要见到势头不对就立刻收心，放弃抗争，然后自我解嘲道：其实现在这样也就不错啦，再坏也比过去好吧。岂止是右派，今天，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讲出一段又一段悲伤的历史。全中国究竟有几家几户没有枉死饿死的冤魂？在中国，一党专制依然故我，那不是因为有多少人还在支持，那只是因为没有多少人坚持反抗。我承认，面对强权，我们常常不得不忍受；但是，我们切切不可把忍受变成接受，变成认同。只要我们始终心存一念，或多或少总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饱经患难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他说："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我坚信，对反右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激发起我们的正义感和勇气而奋起抗争，否则，我们不要说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后代子孙，我们甚至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我们自己经历过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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