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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许曼
很难想到在全球有一个地区像东亚这样同时充满威胁和机会。当然中东地区因为热点频发，因而战略地位也很重要。但过去二十年里，中东地区没有一个国家展示了我们在东亚所看到的经济和政治活力的迹象。东亚对于世界经济具有战略性，这里既存在一些最有活力的新民主政体，也是最残暴专制国家的大本营。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民主浪潮席卷该地区，南韩、台湾以及东南亚的菲律宾成了民主先锋。
重要的是，这些转型发生或开始的时间在苏联共产主义解体之前，而且区域环境也对民主非常不利。后共产主义的中欧和东欧新民主国家，不仅至少享有一些可以追溯到共产主义之前的民主传统和经验，还从附近富裕西方民主国家的吸引力和财政补贴中受益良多。相比之下，东亚的新生民主国家笼罩在世界最强大专制国家中国的阴影之中。虽然无可否认，美国作为类似一个安全保证人以及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日本也催化了民主转型。
在东亚民主成长的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同步崛起，而朝鲜半岛的分裂继续，今天东亚是世界上民主和专制替代体制对比最鲜明的地区。不久以前，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提出的说法还被严肃的探讨。李说：民主是西方的体制，在“亚洲价值”塑造的区域无法扎根，因为一般来说“亚洲价值”强调权威多于自由，强调秩序多过于多元化和民主过程。由于这种观点既脱离了东亚的政治现实，也违背了最近发布的意见调查所反映的大众态度，李光耀的观点已经失去市场。南亚和东北亚稳定的民主进展，菲律宾、南韩、台湾、印度尼西亚以及最近的马来西亚，都表明没有一个地区是天生专制的。该地区以及南亚的大众意见调查显示，大约十个人中有六个人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府体制。调查发现，更大比例的群体都反对军事独裁、一党专政、强人统治，较之西方公民，东亚公众并非对威权有更多尊重。
同时，东亚公众希望看到民主在提供保健、教育和其他服务以及提高生活质量和治理效力方面的表现。在这方面，东亚人与拉丁美洲和中欧的国民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民主没有达到期望时同样不愉快。东亚民主国家面临小国新加坡和复兴中的大国中国的竞争，并且新加坡和中国有意识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专制模型，因此对该地区的挑战尤其明显。 当然缅甸和北朝鲜的落后专政显然就没有提供同样的挑战。
虽然东亚民主体制退却的机会很小，但是这些新民主国家的绩效却一直并不均衡。
台湾和南韩
如今，台湾是亚洲一个最有活力的民主政体，最近权力重新回归到新总统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通过了亨廷顿的公共权力在政党的二次轮替考验。然而，台湾的政治文化仍然两极分化、党派割立，这不仅反映在台湾本土人和所谓外省台湾人之间的鸿沟，也反映在两大阵营之间的政治鸿沟。两大阵营对台湾未来前景的看法截然不同，绿营期望最终独立，而蓝营则更偏好和大陆合作，在适当条件下统一也并非不可能。这种鸿沟已经带来痛苦的政治冲突和经常性的政府瘫痪，最近的选举表现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政体显著的适应力。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健全的公民社会有力地贡献了这种适应力。
像台湾一样，南韩同样分化严重，如何处理北朝鲜的不同看法加深了分化，就像在台湾对同大陆关系的争论一样。尽管存在这些分化，又像台湾一样，最近的选举（2007年12月）使权力从一个党向另一个党转移，没有暴力，并在民主规范的气氛下运作，因此再次显示民主的适应力和稳定性。当然，李总统将受到履行振兴经济承诺的挑战，而且，当他任命的一些部长不得不因参与房产交易引发争议而下台时，他的高支持率开始降低。4月18-19日，他访问华盛顿，为美韩关系加以新的动力：在经济层面，新的自由贸易协议马上批准；在安全层面，美韩紧密合作是朝鲜六方会谈成功的前提条件。然而，贸易协议和六方会谈面临严重的障碍，李总统应该谨记其前任的经验。前任总统就因为旷日持久的议会反对而遭严重削弱。当然，这些政治分化不会消失，但总体来说，韩国二十年的民主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没有什么表明这不会继续下去。
菲律宾和泰国
另外两个东亚国家，菲律宾和泰国，有更多值得关注的理由。菲律宾人几乎没有乐观的理由。不过菲律宾的民主制度尽管有所扭曲，但是由于市民社会的强劲动力，还是顶住了几十年共产主义者和伊斯兰教主义者的叛乱，以及军事政变、地方腐败以及政治体系的约束。在这个政治体系中，传统的精英家族继续垄断政治权力。政治暴力、政治派系和腐败（“枪支、暴徒和黄金”）的邪恶混合，以及总统阿罗约对其将领和腐败政治盟友的顺从，已经促使大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急剧下降。
在泰国，情形只是勉强稍好一点。2006年9月政变的支持者不仅包括军方，也包括君主政体和曼谷的中产阶级，他们担心他信企图危及司法独立，使政治反对派非法化，并滋生城市批评者和他信农村支持者之间的分化。所有这些运动破坏了泰国的民主，即使他们只是作为政变的一个借口被军方利用。军方交出权力，现在民选政府也在复位，这是件好事。但人民力量党的胜利以及他信及其盟友的回归预示着新一轮的争斗，政变之前所有问题都可能重新出现，包括南部的暴力、毒品战争犯的法外处决，以及和缅甸军方的紧密关系，沙马最近对仰光的访问就是证明。
缅甸
缅甸是东南亚的毒素，残酷的独裁政权继续在其靴跟下以其自身的腐败方式压榨缅甸，就像金正日政权在东北亚一样。缅甸确实没有核计划，但作为走私毒品和其他非法物品、艾滋病传播的基地，为了性交易贩卖人口，为了转移数百万人民对国家少数民族无情屠杀，却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来源。从镇压去年9月份的民众抗议运动，到监禁和迫害领导抗议运动的佛教僧侣，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形势仍然不稳定，经济搞不好，逃兵增加。5月10日对政体新宪法进行公投可能引发另一轮的抗议。
印尼
过去十年，印尼的民主转型是这段时期全球最重要的民主进步，同时也是最受人忽略的。虽然印尼面临很多挑战：加强法治，打击系统性腐败，提高那些继续依靠每天不到2美元生活并占总40%人口的生活水平，我们不应该低估印尼民主政体巩固所取得的伟大进步。民主政府已经提高了服务效率，改革了政策和司法，降低了犯罪，政府基本上分权，同时避免了许多人担心的民主统治下可能会发生的巴尔干化的割据，提高安全，同时保证武装力量远离政治，在破坏性的印度洋海啸后签署历史性亚齐省和平协议，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以致分析家声称出现“民主的印尼虎”。[1]不可谓不重要的是温和的主流伊斯兰组织的一贯力量，比如Nahdlatul Ulama 和 Muhammadiyah。像前总统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这样的领袖已经成功地抵制了激进撒拉族因素的影响，并积极提出民主和公民社会的伊斯兰教模型，这些都具备了真正的全球重要性。印尼将有希望同时成为东盟内一支更自信的捍卫人权力量，随着泰国陷入内部危机，印尼可能在处理缅甸毒瘤中提供领导地位。
马来西亚
印尼民主进步的积极影响正在马来西亚的变革中得到回响。马来西亚3月8日选举产生了独立以来最重要的民主政治变化。安华（Anwar Ibrahim）领导的三党反对联盟在马来西亚十三个州的五个(Penang、 Kedah、 Perak、Selangor和 Kelantan)取得胜利，还在国民议会占据足够拒绝政府三分之二多数的席位，这代表了1957年以来执政党联盟巫统--国民阵线的最大损失。政府试图利用马来人对少数民族华人和印度人影响的担心，但选举中最大最有希望的新闻是，很多马来人加入华人和印度公民，给予安华的人民公正党大量的支持，这为马来西亚不同种族间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型。如果反对在五个州得到良好的治理，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挑战政府的国家权力。如今，巴达维（Abdullah Badawi）政府仍然昏庸低效，《经济学家》称他为“个人泰坦尼克的混乱甲板” [2]。如果马来西亚存在真正的民主转轨，在东盟内将有重要的反响，对缅甸有启示意义；以亚洲一般而言，安华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人物；在更广的穆斯林世界，他的声音能引起共鸣。
中国
中国正经历转型变革，其结果尚不明朗，将是东亚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不可否认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绩效提升了它在全球舞台的政治形象，更主动的外交，以及更有影响力的软实力。比如广泛的孔子学院网络促进了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国为相近的独裁政府如老挝、柬埔寨、缅甸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尤其是为那些生产宝贵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国提供发展援助。
一些分析家相信，更强大的中国将在调节亚太冲突中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因此对于区域安全和稳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北京的确已经参与使北朝鲜坐到谈判桌上的国际努力，虽然遣返北朝鲜难民违反了难民公约的义务。在奥运会的准备阶段，中国未能遵守透明、公开的国际标准，人权也在招致越来越多的国际批评。事实上，在所谓的“协调清场运动”中，中共当局已经增加了他们对独立NGO以及不同政见者的折磨，包括胡嘉这样的网上活动家以及异议作家吕耿松。
最近的西藏事件，围绕北京夏季奥运会的抗议事件，以及缅甸（在这里，中国被视为“厌恶政权的一贯支持者”[3]）即将来临的宪法公投，都提醒我们北京仍然需要证明它能在全球体系中一贯履行“负责任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中国官员对达赖喇嘛呼吁克制和对话的憎恨（将其描述为“人面兽心的恶魔”）表明，毛主义的偏狭还没有过气。新疆当地一位卓越的慈善家在拘留中死亡，导致4月1日数百名维族人示威抗议，这些都是及时的提醒：中国还是一个一党专政国家，敌视基本的民主价值，比如出版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法治和人权，尽管这些价值体现于中国宪法中。
即使有所有的经济活力，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仍然受到根本原则的挑战---而不仅仅是矛盾，我们可以质疑这是否可持续。像所有的独裁政权，共产党政权最终都是脆弱的，缺少调节变化所需的制度灵活性和压力“释放阀”，特别是在遭到经济危及袭击的时候。
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严肃的政治改革将成为接下来五到十年的一个强制性需要。腐败成风，表现为大片的土地征用和财产没收，既破坏经营绩效又破坏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特别是在由腐败商界利益和当地党组织联盟主导的乡村腹地。这种腐败已经导致反对数量的急剧增加，其动因包括社会不平等、环境退化、地方腐败、以及保健、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剧烈危机。由于缺失表达冤屈和解决冲突的宪政渠道，这种不稳定性只有可能增加。
此外，中共的合法性是脆弱的，是一个依靠毛主义怀旧情怀、经济能力和国家主义的混合体，它正受到新一代新兴精英的挑战。这些精英人士涵盖商界、媒体、市民社会和党内圈子的领域，其中很多人在西方受教育，对于大多数问题采取技术性意识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方法，并且对党的无效政治垄断感到沮丧。
共产党的合法性危机在党的内部分歧和不同层次官员之间的争论上表现明显。更年轻级别更低的官员在要求民主变革时已经变得更加直率，而高级官员正将个人财富转移到国外，暴露了他们对政权将来日益缺乏信心。
共产党认识到，随着社会日益流动，富裕的中产阶级涌现出来，将越来越要求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这些中产阶级正开始显示不服从驾驭的迹象，最近上海的“集体散步”，抗议延长磁浮列车（磁悬浮）铁路线通行权的计划，便是证据。
在《中国价格》（企鹅出版社，2008年3月）中，Alexandra Harney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发展，不仅在规模上还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上的发展，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开始削弱其作为一个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者的主要竞争优势。工资和原材料的成本在增加，诉讼在增加，工会的要求、紧缩的劳动市场、更高的安全标准都将吃掉“中国公司”的边际利润。共产党的合法性取决于对中国经济繁荣的管理，经济危机或严重的不景气都能促成系统变革的需要，就像1997-98年东亚金融危机促使印尼民主回归一样。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破产和明显腐败的执政党精英，其政治垄断不符合观念多样性和政府问责的要求，推动二者的是充满活力的经济、迅速提高的教育、识字水平以及和外部思想的接触。现在，这个曾经封闭的社会不仅仅有二点五亿部手机、1亿因特网用户，其中包括3400万个博客。仅举一个这些变化发生的后果：在去年，中国非官方媒体推动了官方媒体所报道十大新闻故事中的五大新闻，所有新闻都涉及公民挑战政府的专断权，坚持了解真相的权利，抗议严重的不公，并要求政府对其政策和行为负责。
在《民主的精神》(Times Books, 2008)中，我的同事戴蒙德（Larry Diamond）曾为中国提出四种图景，虽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性，但可能有助于为一些可能的未来事件选择框架提供一种思想。两种是过渡性的，一种是新加坡式，如软独裁主义、一党统治，另一种更像南韩和台湾的模型，经济发展产生中产阶级的成长和日益增加的社会复杂性和多元性，这种趋势促使共产党从政治垄断上让步。
另外两种情景都涉及后弗朗哥时期西班牙民主党人所谓的破裂——和旧体系完全的决裂，这或者走向一种新的独裁主义形式或者走向民主。戴蒙德了解第一种方式的危险性，他援引裴敏欣对《非自由性适应》的分析，当前的独裁不再具有进步性，而是变成一个“分权化的掠夺性国家”，政治自由化前景越来越小。但他清楚地觉得，民主的选择对中国是更具可能性的结果，因为中产阶级在成长，市民社会也比1989年天安门事件更强大更加网络化，因特网用户和NGO在扩散，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比一般认为的要更有活力，更加强烈的宗教渴望，因为基督教以及其他有组织的宗教填补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瓦解后留下的道德真空。
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之间的历史经验显示，经济现代化并不一定导致政治自由化。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感到洋洋自得。此外，中国不确定的未来不是区域不稳定的唯一来源。东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具有大量未决冲突和潜在危机的区域之一，从北朝鲜的核野心到台湾的地位以及日中紧张的关系，但没有一个主导的多边安全和合作框架，这些问题都得不到处理或解决。
美国
如何控制和约束该区域的分歧以及如何解决价值争论，对美国有着深远的利益。其结果“将决定亚洲未来区域结构是具有包容性并以普适价值为基础，还是相反并且排斥美国并损害美国利益”这是国家安全理事会前亚洲事务高级主任Michael Green的说法。 [4]。有很好的理由怀疑建设一个包含性区域结构的可能性。前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愿景如今是一个遥远的回忆，当前首相福田康夫和反对党领袖小泽一郎的政治争夺已经超越了麻生太郎。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设计者的报告表明，其亚洲愿景不一定具有包容性，因为上海合作组织明确拒绝人权的全球标准、政治自由和良治。
然而，相当数量的亚洲领导人似乎都已经将民主视为其国家稳定、成功和认同感的一部分。通过利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经济一体化，对潜在或早期安全威胁的共同忧虑，以及利益的共同纽带，有些精英开始显示促进人权和促进安全能相辅相成的思想，目的是开始建立区域结构的过程并促进基于合作、相互保障安全和普适标准的东亚愿景。讽刺的是，北朝鲜---不管它的独裁体制是持续还是瓦解---引发的极端忧虑，甚至可能成为这种有利的东亚愿景不情愿的催化剂。
毋庸置疑，六方会谈已经碰到严重困难，但这却使美国和中国、还有韩国、日本、俄罗斯聚在一起，围绕北朝鲜军事无核化的共同项目，并结束其完全孤立和不计后果的状态---这是各方都认为的对区域和平的威胁。2007年2月13日的协议至今仍未实施，但该协议包括了新区域结构的萌芽。协议建立的五个工作小组只有一个处理北朝鲜核问题。另三个小组处理区域经济和能源合作以及美朝、日朝关系。第五个工作小组由一个十分能干的俄罗斯外交官主持，确立了东北亚和平和安全机制(NEAPSEM)。正式出于这个工作小组，东北亚全面多边合作框架才可能发展，这个框架将整合安全、经济、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正如欧洲三十年以前通过赫尔辛基过程所做的那样。
因此，新结构的要素已经组合，但该结构要到北朝鲜的核僵局解决时才能启动。肯定的是，将这样野心勃勃的行动的成功建立在北朝鲜这种靠不住的伙伴的基础上是个危险的任务。但鉴于所有方面的利益所在，适当的有计算的冒险最后也许会物有所值。我们都应该期待发生这种结果。
（作者 Carl Gershman 是美国民主基金会主席）
注释
[1]James Castle 和 Craig Charney，“民主的印尼虎？”，华盛顿邮报，2007年8月1日。
[2]“马来西亚的首相为工作而战”，经济学家，2008年3月22日。
[3]经济学家，2008年4月10日。
[4]Michael J. Green，“亚洲的民主和权力平衡”，美国利益，2006年9/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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