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

陈永苗


改革派苦苦期盼的私有化和土地流转，不期而至。从近一个月的表现来看，他们蒙了，就像一个男人苦苦追求了几年一点戏都没有的姑娘，突然飘然而至，要嫁给他。除了官方的喉舌学者之外，几乎很少看到热情洋溢的颂歌。

三十年被蛇咬，一朝怕井绳。对这样改革措施的警惕，远远高于欢呼。一个很好的取向是，不惜一切代价推动改革的革命精神，好像已经被放弃。不在把改革当作万分重要的，而把改革的原初目的带了回来，用来评价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是否值得推动。

这里就面临着民间改革派的改革焦虑，与官方改革教喉舌学者的严重对立，就拉开了距离。这样的心理状态，也说明已经过了改良的心理临界点，已经忍耐等待到头了。

这时候，民间改革派就显出后改革的特征，不管是叫做新改革，还是反思改革。在后改革的特征中，改革的原初目的，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推动改革，会成为总体要求。能不能做到，不再取代应不应该做。对当下和未来一相改革措施的正当性审查，不再考虑官方能不能做到，而在于他们应该。改革的立场，已经原来官方民间一致，现在转由官方独占。民间就是后改革。

总体性上的考虑，就高于可行性。不是能推一点就是一点，而且必须考虑是，是不是杀鸡取蛋。其政治效果，对于未来来说，是不是更坏。例如把地给农民这个措施，是更多人参与了分赃。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从自由主义来看，好像为未来准备了条件，可是另一方面，却深化了原来恶毒的政治经济结构，把剥削进行到底，更多人参与分赃，将来的难题更大。未来维度与当下推动之间，不好一概而论。

三农问题是政治问题，可是十七届三中全会还是依赖于市场解决。市场解决对于内部殖民的本质特征，只会进一步深化，而造成政治后果更加恶劣。下面从针对两个改革要点，展开两个方面讨论。

第一，目前中国约有六亿农村人口，其中二亿是剩余劳动力，企图修改户籍制度的理由，主要是希望将二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至城市，藉由修改法令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在制度上一并修改户口制度，将城乡二元户口转为"统一户籍制度"，化解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

这就是我前一篇文章《三农问题：内部殖民的市场解决？》中说的，前现代的农村，纳入现代都市解决，然后把前现代的农村用剪刀剪除干净。且不说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慢慢放开国民待遇。就当下而言，城乡一体化是否有用，是值得深究的。

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中，获得城市市民的资格，是有吸引力的。城市市民比农民，有比较可靠的社会保障，过去从摇篮到坟墓，目前所以减少，但是比赤裸裸一无所有的农村，还是值得羡慕的。也就是说，城乡一体化之所以有用，是嵌入城乡二元体制之中。当城乡二元体制取消，特权变为"普遍权利"，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罗马公民权的历史来论证，罗马公民权，由于是罗马城贵族和平民的特权，一开始对其他省份的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于范围扩大，最后全罗马帝国都是罗马公民，这时候公民权就是废纸半张。

特权才有利益，把特权扩大，利益就稀薄了。那么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民，还是得到了一种欺骗。当没有的时候，还有混含着利益的时候，人们还渴望的时候，偏偏不给他们，到了当下，更别说遥远的未来，这种特权拿来搽屁股都不要。人们要的，并不是户籍制度的取消，而是与城乡同等待遇，尤其社会保障。国民待遇原则，没有的时候饥渴，有了的时候点一点也不重要，或者一点用也没有。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展建立在特权和差异之上，没有特权和差异，城乡一体化就没有任何吸引力，那么特权和差异会被比较长久地维持，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展将比乌龟爬得还慢。

第二，本次土改恰逢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与中国经济增长下滑风险增强，这时候需要扩大内需。而让农民可以土地流转，是让郁积于土地之上的财富，大约30万亿，变为货币。那就是说，不外乎让百姓卖家产消费拉动内需。

这与计划经济时代一脉相承。马社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后，摘了这么一段：

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 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

从计划经济到今天市场经济，把民生都歧视，而不惜牺牲农民，完全服务于一种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农民完全被绑架卷入洋吃人的全球商业殖民地系，如今要倾家荡产继续投入，把最后的保障土地，也拿出来，让当局搞险招最后赌一把：转让土地的人，那有什么出路，那就是市场经济要提供充分就业机会。除非一举成功，否着全赔。

在全球经济大漩涡中，全赔是注定的。


作者单位：北京后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