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之批判

    胡平


    近来，见到不少谈及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我先前写过一些文章批评这个问题。现在再贴出。供参考：


我们为什么反对专制？


    "六四"過去整整十五年了。今天的中國，在上層，雖然我們能發現許多明爭暗斗的蛛絲馬跡，但是看不到有推行民主改革、為"六四"平反的跡象；在民間，雖然我們可以見到聽到許多不滿，許多批評，乃至許多公開的抗議，但是我們還看不到有大規模的要求自由民主的運動即將爆發的跡象。面對這樣的中國，人們不能不問，難道真的是"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嗎？！

    這里，我要再講一講所謂實踐標準的問題.在一九七八年，中國展開過一場有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在政治上是有某種積極作用的，但是在理論上卻是站不住腳的。把實踐標準應用于政治觀點或政治主張實在是大錯特錯.譬如說，你如何去反駁"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這種主張呢？如果這個殺人的政權果然又坐穩了二十年江山，難道就證明了殺人的主張是正確的，反對殺人的主張倒是錯誤的嗎？

    實踐標準理論否認事實與價值的區分。實踐標準充其量可以證明手段或工具的有效性，但是不能證明手段或工具的正當性，也不能證明目標或目的的正當性。我們反對"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這句話，不是說殺二十萬人不能換二十年穩定（也許能，也許不能），而是說不能用殺人的手段去換取穩定，是說用殺人換取的穩定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穩定。我們承認，有時候，殘暴的手段可以相當有效地維護一種邪惡的秩序，但我們要反對的恰恰就是殘暴的手段本身和邪惡的秩序本身。

    必須指出，單憑"六四"那一場屠殺，遠遠不足以造成這十五年的恐懼效應。要維持"穩定"，必須不斷地迫害，不斷地鎮壓。

    十五年來，中共暴力行為惡性發展，其赤膊上陣，肆無忌憚，都是八十年代不可想象的。為中共專制辯護者無非是說，鑒于當今中國的問題太多太復雜，唯有借助于中共的專制統治，才能有效地解決中國的各種問題.不消說，我們很容易找出許多事例證明專制是如何之不利于解決問題.不過這并非關鍵所在。我們要民主不要專制，主要還不是因為專制解決不了問題，而是因為專制本身就是問題.什么叫"解決問題"？如果僅僅是著眼于"解決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你把人類社會中的種種麻煩都僅僅當作是有待解決的"問題"，而"忘記"了你面對的是一個個的活生生的人，那么你甚至可以說，專制肯定比民主更能"解決問題".因為專制不把人當人看，專制可以不擇手段，專制沒有道德底線，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來，所以專制看上去大刀闊斧，雷厲風行，隨心所欲，立竿見影。例如人口問題.當今世界，人滿為患，人口爆炸是一個嚴重問題，人們絞盡腦汁，想出種種辦法，但是其效果仍然未盡人意。為什么不干脆殺人呢？大規模的殺人無疑能夠減少人口數目（如果有計劃、按比例地殺人，效果一定更好），對解決人口壓力問題無疑有立竿見影之效。如果針對殘疾者和智障者開刀，還可以為社會卸下沉重的包袱，可以保證人均產值立刻飆升。你一定會說：不，不，不能用殺人的辦法解決人口壓力問題.那么，為什么不能呢？難道殺人不能解決人口壓力問題嗎？顯然，不是殺人不能解決問題，而是不能用殺人來解決問題.世界各國的經驗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于解決各種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自由，不只是為了實現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為了保證個人尊嚴與生活最高目標的追求；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只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民主是為了解決"如何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民主是用討論代替監禁，用"數人頭"代替"砍人頭".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無論其性別、膚色、教育程度以及諸如此類——甘愿由于他的思想、觀點、信仰而被監禁、被虐待、被屠殺，沒有人甘愿在自己的利益遭到損害時卻被禁止公開吶喊，沒有人甘愿接受那種無法無天的絕對權力。這就是自由民主的偉大價值之所在，這就是自由民主的普遍意義之所在。◆

    2004年5月


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讨论


    小引

    七十年代末，中国发生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据说这场讨论具有以下两个意义：一、它击败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确立了以邓小平为首的"实践派"在中共上层的领导地位；二、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哲学基础。这种观点是如此流行，它不仅见之于中共官方文件，也见之于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主派人士的文章和讲话。考虑到近十余年来，尤其是六四以来，官方和民间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评价是那样的不同乃至于截然相反，上述一致性就很引人注目了。我在"我为什麽写[论言论自由"（一九八七）和"柏林墙沉思"（一九九零）这两篇文章中，曾附带对此一问题发表过批评意见。

    这里，我打算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对实践标准的几点粗浅批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让我们首先从哲学的角度对之略加分析。

    譬如"真理"这个概念。什麽是真理？按照马克思主义，真理是人类关于物质存在及其运动规律的正确认识。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预先就肯定了"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和"一切物质运动都是有规律的"这两条最具普遍性的真理。然而这两条真理又是如何获知以及如何确证的呢？如果你回答说是"实践"，那麽就成了循环论证。尤其是"一切物质运动都是有规律的"这一条。既然人类的实践是有限的，进入我们认识范围内的物质运动是有限的，我们又如何能断定"一切"物质运动都是有规律的呢？换句话，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那个前提、那个基础，其本身势必是难以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说明的。其中，例如"一切物质运动都是有规律的"这一条显然是独断的。

    再说"检验".有些命题，证实容易证伪难，或者说只能证实不能证伪。

    我们发掘出恐龙的化石，我们由此证明世上真有过恐龙。我们并未发掘出麒麟的化石，我们却不可由此断定世上真的没有过麒麟。有些命题则相反，只能证伪不能证实。只要发现了一只黑的天鹅，我们便可断定"一切天鹅都是白的"一话为伪；但是如果说我们迄今为止从未发现过任何黑天鹅，由于我们无法担保今后也决不会发现黑天鹅，固此我们并不能肯定"一切天鹅都是白的"一话为真。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于真理的看法是很笼统的。它拒绝关于事实真理、逻辑真理和价值真理的区分。确切地说，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逻辑（还有数学）、价值，归根结底是统一于事实的，是统一于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

    为什麽整体大于部分？为什麽一加一等于二？因为人类亿万次实践结果总是如此而没有反例。为什麽合乎我们道德理想的社会一定要实现，因为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否认逻辑与事实的区分，是误解了逻辑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否认价值与事实的区分，则导致了成王败寇的结论。因此它们都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自称科学。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科学，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在原则上不可证伪的形而上学，它和现代西方所说的科学亦即经验科学或事实科学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也不应忽视。

    二、实践"检验"与"科学预见"的矛盾

    以上几点粗浅的分析讨论，已经指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命题的若干缺点或问题。我不打算把这种讨论再深入下去，因为它和眼下的主题无关。不过有一点是我希望加以强调的。假如我们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逻辑上就蕴涵着如下一层意思，那就是说，任何一个命题、任何一种理论，或任何一种理论的任何一个部分，只要它们尚未经过实践的检验，便不足以被证明其真理性。但是，所谓"经过实践检验"，必定是指在时间上的过去式、完成式。换句话，实践标准只能说明过去，不能预见未来；只能证明我们已经实践过的事物，不能预断我们尚未实践的事物；只能证明我们已经完成其实践的事物，不能预断我们刚刚开始其实践的事物。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的论断就和它一向自夸的科学预见发生了明显的矛盾。

    注意，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科学预见，还不仅仅是把已经被实践证明过的真理应用于未来的同类事物上——我尝过树上的一只梨子，知道了这只梨子的味道，于是我便预见到树上的其它梨子也会有相同的味道。马克思主义所引为自豪的科学预见，恰恰是指那些新的事物、是指那些先前未出现过的事物。

    据说，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凡是派"一方有人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共产主义必将实现"是马克思主义发现的一条重大真理，但是人类还没有实践过这种共产主义，可见这条真理是不需要通过实践检验的。对此，"实践派"阵营基本上保持了默不作声。也有人试图反驳。其论据是，共产主义不只是一个未来的目标，它也是一个运动，一个过程。这种运动、这种过程早在马克思时代即已开始，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实践。所以这一命题的真理性仍是得到实践的验证并必将得到进一步验证的。不用说，这一回答是相当软弱的，即便我们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过程，只要这一过程尚未完成，它就不足以对相关的命题的真理性作出验证。好比一项化学实验，开头几步的效果有如预期，如何能担保其以后的效果、其最终效果也必如预期呢？你可以说一种基于以往实践而提出的关于未来新事物、新现象的预见要比打赌、比算卦更可靠些，那自然讲得过去；但若说它本身便是具有十足的真理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在学术讨论的背后

    众所周知，真理标准讨论并不是一场哲学讨论而是一场政治斗争。不过这样讲仍嫌笼统。因为很多政治斗争都是围绕某种哲学问题、经济学问题而展开的。譬如在美国，关于凯恩斯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争论，对于"新政"的兴衰就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发生在共产党国家的、以某种哲学或经济学问题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往往具有另外一种性质。在这里，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讨论。斗争的双方对于各自表面上主张的那种哲学观点或经济学观点其实不一定真诚信奉。真正的冲突往往隐藏在那些学理性争端的背后。举一个极明显的例子。在一九七零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一派提议设立国家主席，遭到毛泽东一派的强烈抨击。事实上，这里涉及的仅只是权力之争。它和是否应设国家主席这一有关国家政体的学理性问题毫无关系。再举一个不那麽明显的例子，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哲学论战。既然双方都坚持效忠于唯物辩证法，都坚持列宁关于辩证法的三条原则，因而他们的哲学主张实际上并没有什麽两样。好比两只装有同样的东西、并按照同样的方式摆放的箱子，区别仅在于箱子的标签不一样。因此，你很可以说这场争论完全没有意义。其实不然。当杨献珍一派力主在标签上写下"合"字时，这就流露出或者是引人联想到一种特定的情绪或倾向。在其暗示之下便集合了一派不同的政治势力。假如这派政治势力得胜，那就有可能出现某种微妙的政策性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那种那种哲学主张的学理性的逻辑后果。正如另一种政策也并非另一种哲学主张的学理性逻辑后果一样。因为这两种主张本身并没有任何学理性的原则区别。借用古话就叫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或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一性质。

    有人曾经指出：共产专制既是高度政教合一，因而在其党内斗争中，总是那种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的一派取得胜利。近几年来的事实否定了这种观点。在中共和苏共内部都有温和派与保守派。你说温和派更正统，为什麽在中共内部偏偏是强硬派获胜？你说强硬派更正统，但苏共的强硬派却分明吃了败仗。其实，把上面那句话反过来说也许还更正确一点：与其说正统派总能在党内斗争中获胜，不如说在党内斗争中获胜的一派总是宣称自己更正统。不错，只要斗争还限于党内，正统的旗号就仍是十分重要的。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不可避免地会人言人殊。当两派都引经据典地争论时，谁比谁更正统，既缺乏一种明确的判断标准，又没有一个公认的决断权威，甚至也没有一套双方接受的仲裁程序。因而只可能是成王败寇。换言之，如果你试图在党内斗争中战胜对手。你当然要表明自己的正统性，因而你必须援引某些经典论述或原理。但这并不能保证你必能获胜——因为你的对手也在做同样的事。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我们大可以研究研究哪一派更正统。不过这和实际政治斗争的成败并无必然关系。

    四、"凡是派"与"实践派"

    让我们回到真理讨论标准运动上来。首先，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凡是派"和"实践派"这两个称谓果真是名副其实的吗？华国锋等人真是"凡是派"吗？邓小平等人真是"实践派"吗？

    不错，华国锋一派曾经明确宣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然而在实际上，华国锋在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下令逮捕"四人帮"并且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分明不是"照过去的方针办".不错，邓小平公开表示他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可是我在上面几节的分析已经指明，抛开此一命题在其它方面的若干粗陋混乱不提，承认实践标准，其逻辑后果之一便是应对现实、对未来持一种开放态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既然还没有充分地进入实践、起码是还没有全部完成其实践检验的进程，因此它们还不应该被视为坚定不移的真理；共产党的领导，即便在过去被证明为正确，但今后是否仍然正确就还有待新的证明；假如说以往的历史"选择了"无产阶级专政，那麽现在还需不需要它却是一个新的问题。由此出发，真正的自由讨论、自由批评、自由试验、自由选择，就既是必要的，又是应该的。所谓"四个坚持"，作为执政者自己的一种价值追求，自然不无不可，但倘若是奉为不容置疑的真理并要求一切人民均须服从，那就显然没有道理了。可见，"凡是派"并不"凡是"；"实践派"也不"实践".这至少对于两派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而言是如此。

    五、旗子、刀子和转弯子（１）

    那麽，关于真理讨论的真实目的、真实意义又是什麽呢？也许，汪东兴的三句话最足以说明问题。据赵蔚先生的《赵紫阳传》披露，在这场讨论开始展开时，在华国锋手下主管宣传工作的"凡是派"（这里姑且沿用此一称谓）大将汪东兴曾经提出过三条意见，叫做：一不要砍旗子，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乍一看去，这三句话和真理标准讨论不相干。汪东兴一介武夫，对哲学研究想必是既无兴趣又一窍不通。不过，出于极权统治者的本能，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一、"不要砍旗子".旗子当然是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共产党统治而言，旗子就是合法性。合法性的含义很复杂。这里所说的合法性是指关于为什麽应该由这批人而不是由另外一批人来行使权力，以及为什麽人民要服从这种统治的理论根据。我们知道，极权统治的首要特征是它有着一套官方的意识形态；它强迫人民接受这套意识形态；按照这种意识形态，真理只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政府是真理的唯一解释者。共产党宣称，社会主义制度乃是人类历史发展之必然，共产党自己则是这种唯一的客观真理的化身。简言之，共产党是把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唯有共产党才正确这一基础之上。从这点出发，共产党就不能承认自己也有可能犯错误，尤其是它不能承认有别人比自己还更正确。因为一旦承认了上述可能性，共产党就丧失了垄断权力的理由，开放竞争便在逻辑上成为势在必行。所以，共产党就必须维护自己永远正确、绝对正确和唯一正确的神话。然而实践标准的提出，不仅有可能使人们对共产党以往的错误进行批评，更重要的，它还使得共产党今后的正确性变成了一件有待证明、因而可以争辩的事情。如果真理只有在实践之后方可证实，那麽它就没有了先验性，从而也就使得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无异于自毁长城，故而叫做"砍旗".

    二、"不要丢刀子".刀子也是指意识形态。共产党要行专政，要压制一切不同政见，它必须师出有名。由于这种压制必须防患于未然，它必须在和你讨论之前就宣布你是错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共产党必须坚持它的一切方针政策在未经实践之前就已经是不容质疑的唯一真理。如果共产党果真通过充分实践之后才能判明谁对谁错，它又怎麽能预先就把别人的观点打成"错误"、"反动"而加以镇压呢？这就叫"丢刀子".

    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话就说得更明白了。"凡是派"不是不想纠正"先王"的错误，但是他们主张这种纠偏必须不动声色的进行，也就是要注意维护意识形态在表面上的一贯性。弯子转急了，会诱发人民对共产党绝对正确、唯一正确的神话产生怀疑。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科学假说一样，当其遇到重大困难时，可用增加辅助假说的办法去尽量地自园其说，千万不要造成明显的前后不一致或自相矛盾。否则只会使自己的信誉破产。

    举一个例子。不少人讲起，他们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才对毛泽东失去信任的。这看起来颇有些奇怪。毛泽东搞"大跃进"、搞"文化革命"，使千千万万的人遭受巨大损失，为什麽你不怀疑？林彪要"谋反"，毛泽东除掉林彪，这本来不难理解；更何况那在客观后果上还有助于纠正某种"文革"的疯狂，因而身受其害的人们理当支持才是。为什麽反而导致了普遍的怀疑？

    问题在于：当统治者以一种前后一贯的方式强行实施他那套哪怕是很恶劣的政策时，人们会出于敬畏交加的心情而不敢萌生异议；而一旦这位统治者陷入自相矛盾、当场出丑的情势时，人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你也不那麽高明！"林彪九一三事件正好使毛泽东陷入了这种无法掩饰的尴尬境地。虽然在事后毛泽东匆匆发表了他那封据说是几年前写给江青的信，以此证明他"高瞻远瞩"，早有"先见之明"，终究太过牵强而收效甚微。

    上述事例清楚地表明，极权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威信，关键的一点是他必须在表面上做到前后一致，永远能自园其说。我们知道，官方意识形态是一套封闭系统，它自身规定了真理与谬误的绝对标准。因此身处其中的人们很难具有另一套评判是非的标准。更由于官方的价值标准具有超越个人利益的理想色彩，因而即使人们蒙受了巨大的个人损害，他们也常常不能据此而理直气壮地表示反对。然而，如果统治者自己遇到了前后矛盾、自打嘴巴的麻烦，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须乎依据别的标准而仍然沿用官方自己的标准，便足以发现那套体系出了漏洞、不再灵光。怀疑的情绪于是就蔓延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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