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10月18日我写了一篇《毛泽东一封恶狠狠的信》，有一些人看不出其间的恶狠狠来，这是我颇感遗憾的，当然这里面不包括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不少知晓事情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混淆毛作为独裁者的实质，为政府犯的罪行上油彩的人，不属于我“颇感遗憾”的范畴，因为他们是为自己利益最大化，不惜混淆历史真相。对于那些因信息不对称，信息掌握不易，而遭受蒙蔽的人，我们要寄予一份同情之理解。而对于自己所掌握资料有限，却喜欢跟着官方传媒的调调儿妄下判断的人，我认为这种自信不仅是一种狂妄，而且对自己和他人的权益产生了极大的伤害，自己受到了伤害而不自知，却愿意受伤害并且以助官方说辞为己任，这都是被“伟光正”的观念灌输得一塌糊涂，却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对于这样的人，如果他的身份是普通民众，我们当同情而谅之；如果他就是来替官方来引导网络舆论的网评员或者网警，当然我们得与他们逐一将更多的真相揭露出来。因为真相被掩盖，信息被人为阻绝，使我们的知情权受到极大的伤害——无论是对当下现实的知情权，还是对过去历史的了解以及档案的开放等——这种伤害，不仅影响我们的心智、思维训练，更导致我们的实际利益受到盘剥而不自知。

现在我还逐一解说冯友兰这封信，开头和结尾都是中国旧有的客套的礼数——普通人这样用的话，在那个时代逐渐被视为封资修，而毛用“友兰先生”和祝“教祺”当然是有古仪且神武英明，但是且慢，客套背后是很深的杀机——我们就不必细加解说了。按道理讲，国鼎新得，总以稍有新气象并笼络人心为宜，但毛的确是雄猜之主，总以大棒在前辅以永远不可见的胡萝卜。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毛泽东的身份，虽然此时还没有后来山呼万岁般的集体崇拜，但在1943年开始已在刘少奇等人的运作下，已经成功地手握重权，倡导“毛泽东思想”，成功地凌驾于任何领导人之上。而他这样的背后又有百万军队作后盾，他已基本具备不受制约的“恶狠狠的权力”，而对于有自己思考的知识分子，毛的忌惮尤深，因为有自己的思考就不便于毛泽东为所欲为。所以在尚未得鼎之时，即于1949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著名学者陈垣《致胡适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开始对知识分子“毋谓言之不预也”的劝诫式威胁。陈垣写这封信是怎样状态下写的，至今恐怕仍需要研究，但如今的研究因为高压因为档案的封闭，依然不得其解。以陈高超的史学专业素养、求真务实的研学态度，深明道义而又韬光养晦的做人方式（如抗战时期寓居北平，没有一定的生存技巧又深明道义，是不能存全家活自己，而又能写下深蕴民族精神的、令人叹服的《胡注通鉴表微》的），并不热心政党政治，突以古稀之龄热衷于替即将得势的新政权当说客，这真是不可理喻的事，难怪连洞明世事的胡适也要怀疑是他所写。如今看来，是陈垣所写，应该无可怀疑，但是怎样的状态所写，却值得探讨。官方的说辞是陈垣觉得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所以陈垣突转而输诚。即令这种说法是一种诱因，但恐怕这样大的事情背后，像陈垣这样的古稀之人的观点，是不可能如此捷如影响，转若飞蓬的。

有陈垣这样的转变与号召，看到大批的知识分子在被迫——当然也有共产党的灌输，保密工作做得好有关，因为他们拿出自己好的一面在政权尚未稳固时继续迷惑人——的情形下自找“活路”（这活路远非如今四川人所谓的“打工”的同义语，乃是活命之路），冯友兰这样于世事并不糊涂的人，怎不去找一条苟活的生路（我对彼时的知识分子去找苟活的生路没有什么不敬，非常理解和同情其间的窘况与处境）。可以想象像冯友兰一样给共产党官方乃至给毛泽东写信告饶的知识分子绝不只冯友兰一位，但冯友兰因其有名声，所以他的境遇绝不可能是最坏的。名声固然给冯带来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侮辱，但也给他带来活命之资。有许多不名的知识分子，死得无声无息，所受辱更多而无人知晓。正因为冯友兰有名，所以毛泽东要给他回信予以威胁予以警告，好让他用自己的名声作为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来为官方的极权统治做出有“名望”的贡献。而冯友兰在四九年后的沉浮起落，荣辱风霜，也是毛泽东这封信奠定了基调。

用军队的实力（共产党抗日时期的财政与军需来源，请看台湾史学家陈永发的《红太阳底下的罂粟花》），来搞党内或者知识分子的整肃，使整个社会充满肃杀之气，从AB团开始到延安整风，我不可能比高华先生说得更好，研究得更深。在我看来，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部必将传之后世的研究近现代中国史的名著。既然偏安一隅、处境不是太妙的情形下就可以搞延安抢救运动，杀王实味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何况四九年的十月，天下已淹有大半且势如破竹，在此等情形下，对知识分子一贯印象不佳且有反智倾向的毛泽东，为了他的利益与极权，拿知识分子来开刀，在他是理所当然的事。五零年开始后的三反五反，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著名的四大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选，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至今没有像样子的研究，是当代中国研究者的失职），只是对冯友兰等人警告的实质性延续。要将毛泽东威胁冯友兰的背景解释清楚，恐怕写一本都不够，何况是即兴之博客写作？下面我只简要地将此信作一点解释，我不能说我的解释就一定正确，对于历史我们应该多侧面的研究与阐释，我的解释均以括弧出之：

友兰先生（普通人用这样的称呼在四九年后是封资修，“伟人”用在这里就是神武英明；按共产党翻天覆地的语言习惯，应该称为同志，但冯还不配称同志，这种称呼背后的客气其实是一种疏离与隔膜，是一种“你还不是我兄弟”的提醒。其实“同志”称呼和帮会的称“兄弟”没有实质性区别）。

十五日来函已悉（你要求进步，你来告饶的书信，我已收到并且仔细看了）。我们是欢迎进步的（告饶、求情，想活下去，正是你们这种自大的知识分子在“进步”的表现之一，我们“人民”政府尤其是我当然是欢迎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你这样的人有特殊的坏榜样的作用，你不仅在国民党反动派时代当大学教授，你还写“贞元六书”暗献蒋介石，到庐山中央政治学校为培训反动军官讲课等等，所做坏事，指不胜屈。一句“像你这样的人”就完全点明了冯友兰的坏榜样作用，切不可小视这句话），现在准备改正错误（请注意只是“准备”，我们要你拿出你的血诚出来，单只有“准备”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能“实践”意味着像陈垣一样给胡适写公开信号召知识分子热爱共产党，让大批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共产党的怀抱，起着你的榜样作用，那么这“实践”就慢慢符合我们的要求了。你冯先生是精通中国文化的人，又对孙中山也很服膺，不会不知道“知行合一”吧，你这封求情告饶、下矮桩的信写得是不错的，但要能“知行合一”，那才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但你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写封告饶信就可以将你的反动思想改造好了，想蒙混过关是不行的，得深挖根子细查思想，因为你们的旧气息和反动思想根子是很深的，不把心交给党休想“急于求效”。解脱不是那么容易的，戴在你们头上的紧箍咒休想轻易取下，不然你们个个还不像不知天高地厚的孙悟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当然不会公开恶狠狠地批评你及你们知识分子，那样影响太坏，我要公开装好人，看上去慈祥且和风细雨，这样才显得我英明神武，才真正做到天威不可测。但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不明白你们想急于解脱，使自己无事的思想，想用这种取巧的办法来蒙混英明神武的我，那是痴心妄想。有这种想法不仅不坦白也不老实，而且将会使自己吃亏不浅，但你注意，我这不是威胁你也不是命令，你看我的修辞手法叫“总以……为宜”，“为宜”这两字没有什么命令气息吧，友兰先生，你的明白？）。此复。敬颂

教祺！（军管会之下军人出没，军人枪支招摇且森严于学府，党委泛滥于学校，洗脑交心立马开始，世上宁有如此之“教祺”耶？）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毛泽东的“文章学”和他的文风，讲究明了，这当然是好的，但其间的杀机四伏，充满绍兴师爷的刀笔吏作风，却是许多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人，没有研究或者不愿研究出来的。如毛新宇在他妈妈的大学开办“毛泽东思想系”，我愿意来开一门真正的研究课，叫“毛泽东文风研究”，让大家看看领袖为何有时毫无逻辑可言，为何有时又“我有一笔利如刀”。前者是因为笔杆子后面有枪杆子撑腰（此为我早说的共产党乃“二杆子”起家、发家与安家），所以说话无法无天；后面的深文周纳则是因应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并且使他们在灵魂深处闹出血淋淋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