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据2008年11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在这个"寒冬"来临之前的10月31日，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旗忠村拿出一亿元巨款分给村民，全村359户村民每户拿到28万元的"分红"，其名义是"修缮住房借款"。这笔巨款的出处，主要是村集体从事周边村庄的土地流转与土地开发获取的暴利。

1987年和2002年两次征地后，旗忠村及周边的7个村庄的村民失去了全部土地，所获补偿不超过20亿元。而以该村2005年组建的一家置业公司转让土地的价格来看，一亩地的收益在100万以上，13000亩总收益应该高于130亿元。依此估算，其间存在着110亿元的级差地租，旗忠村359户村民仅仅拿到28万元的"红利"，显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同样牺牲奉献了全部土地的其它7个村更为广大的农民，所得到的补偿只是转为非农业户口，然后通过小城镇养老保险获得将来的保障，旗忠村因此为每个失地农民付给上海市小城镇社会保险中心5.8万元左右。在旗忠村的土地流转与土地开发过程中，获利最多的是已经套现离开的几家房地产公司，以及分得800万、400万、100万不等的集体财产的旗忠集团董事会核心成员及旗忠村村委会成员。

在由旗忠村的村集体主导的土地流转与土地开发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悬殊的分配不均，与产权不明确、不清晰的土地政策直接相关。现行法律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国家及各级政府征用农民的土地只需要付出几万元的代价，就可以把农民的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的城市用地，然后转手倒卖给开发商就是几十万元甚至于几百元万的市场价格。应该以中间人或仲裁者身份保障本国人民合法权利的国家及政府，却变成了与本国人民争夺利益的市场主体，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各级政府官员，争先恐后充当了土地财政的经营者，土地财政也因此成为中央及各级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鉴于这种情况，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推出了农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的地权新政。有了这样的政策，政府以后征用农民的土地就应该付出更大的成本。因为长久不变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几代人可以耕种同一块土地，政府不可以再通过若干年粮食收入的计量方式补偿被征地的农民。

话又说回来，地权新政的具体落实，还需要拭目以待，甚至有可能是个永远的骗局。而迫在眉睫的却是来势凶猛的经济"寒冬"。在这种背景下，旗忠村能够适时出手还富于民，无论如何都应该是执政党以人为本的先进性理念的具体体现。同样的道理，通过包括土地财政在内的营利性政策积累了最大份额的财政资源的中国政府，也应该考虑以还富于民的方式刺激内需、共度寒冬。假如非要清算30年来的"改革开放"人为制造的贫富悬殊与分配不公，这笔账是不应该简单清算到旗忠村的当权者高凤池等人头上的，而应该直接清算中央政府名为共产公有实为与民争利的制度设计。

早在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汽汽车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济师刑普，就向上海两会提交过一份《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邢普认为，采取每人发放1000元的还富于民的措施，可以弥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足，让全体人民直接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舒缓通货膨胀带来的民怨，还能迅速刺激国内消费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当局"行政院长"刘兆玄于11月18日中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以台湾居民为对象，每人发放额度为3600元（新台币）的消费券，以应对经济不景气。在刘兆玄宣布的有关消费券的推动方向以及相关事项中，至少有三个方面是值得中国大陆借鉴和采纳的："第一，消费券的计划，以个人为对象，不以户为对象。……第三，不排富，家中经济情况许可，鼓励捐助给公益慈善团体，将可以抵税。……第七，消费券使用期限，到明年底为止。"

相对于台湾，中国政府拥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执政能力来还富于民。假如中央财政能够把1000或2000元人民币的财政红包直接发放到每个国民手中，其实际购买力对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收入阶层并无实质性影响，对于广大农民和下岗职工来说，却相当或接近于一年的全部收入与全部支出，由此激发出的生产潜能和经济内需，将会成为化解经济"寒冬"的一个决定性要素。而用数万亿的财政收入去投资新一轮大拆大建大变样的基础建设，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只能是掠夺大片土地、败坏生态环境、滋生贪污腐败的劳民伤财和祸国殃民。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正在紧张起草的涉及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数个领域的所谓"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假如确实要付诸实施，必将是对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再一次的抛弃与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