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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嘉峪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喧闹，因全球金融危机的袭来也因新的一年开始，归于寂静。然而，从二〇〇六年以来发生的第三次意识形态危机却没有消失，预计它将对“下一个三十年”至少是中共十八大期间（二〇一二至二〇一七）产生重大影响，或将成为促使中共内部明显分化的一个主要动力源。
目前，胡温政治迫于国内政治前景不确定性与以中法关系为焦点的中欧关系恶化，不得不收紧意识形态尺度。拘捕着名的异议思想家刘晓波，可以说是第三次危机的一个信号。民间自由力量的政治改革诉求通过《零八宪章》的表达，不止是在国体方面的变化如要求转化为中华联邦，而是要彻底消除阻拦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政治症结。但是，惧于第三危机的显性化，胡温拒不作出让步。
三十年间，平均十年一次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其发生机制源于知识精英阶层对受迫害历史的伦理反思，即“伤痕文学”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九年，邓小平不得不下令军队开枪平息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抗议及其模糊的民主诉求。但是，危机并没有因为武力镇压而消失，反而为社会整体醒悟做了铺垫。流亡群体自觉地构建了一个思想资源库，尽管它并不十分紧密、理论还有待完善，但它的确提供了“民主就是宗教”或曰“民主是中国社会最好的宗教”的价值体系。这样的话语构建也迫使中共转过头来和民间民主力量争夺民主的话语权，形成了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文化奇观。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共意识形态向民族主义退守的信号引发了本土宗教复兴，法轮功信仰体系凭借强大的传统力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江泽民恐惶不已，迅速将该信仰体系定性为非法而进行政治迫害，而后波及到外来宗教（如基督教家庭教会）。同样，这次大规模的镇压不但没有消灭危机，反而使宗教问题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话题。经过近十年的坚守，法轮功赢得了体制外知识精英的态度转变，由同情与批判转向欣赏与赞同。外来宗教借助中共集中力量对付法轮功的机会得到了最大化的发展空间，仅仅是基督教新教家庭教会成员就超过了一千万人。
中共对前两次危机的处理失当，一方面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危机应对机制落后的情状暴露无疑，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留下了巨大的负资产。因此，继续发生第三次危机则不足为怪，直至导致本身“巨灵”体的解构。
利益枯竭，中产阶级的危机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知识精英群体，居于社会分层的高端；第二次危机发生在底层社会，具有强烈的大众化色彩；发生在二〇〇六年以来的第三次危机则是以中产阶级的利益枯竭为特征。中共与中产阶级之间有一条未形成宪法条文的契约：中共为精英阶级（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提供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和发展机会，城市中产阶级反过来接受一党专制的统治并为其合法性进行“现身说法”。然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效用到了极限后，中产阶级普遍陷入恐惶之中，其自杀率在社会分层中偏高是为最强烈的信号。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利益的道德性始终是底层社会的疑问点，因此，第三次危机的出现更进一步地加深了社会分裂的程度。
潜在的中产阶级受到危机的威胁最大。二〇〇六年以来，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直线下滑，从二〇〇六年百分之三十五的“勉强过关”跌到二〇〇八年百分之十二的“惨不忍睹”。无业可就的大学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中共党员，仅就二〇〇八年五百六十万的毕业数量看，就有一百六十余万身为中共党员的大学毕业生无法就业。中共与大学生这个潜在中产阶级群体的利益交换原则是：中共为拉拢大学生主动发放给他们入场券，大学生许诺用忠诚回报中共，以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的旗号来替换政治自由的诉求。
社会公众几乎无法理解“学生密探”现象，特别是“学生举报老师”的政治性举动，认为这一方面不利于传统文化中师道尊严的价值观念的恢复，另一方面使学生丧失了自由激辩的能力。如果把这类事件放在中共与中产阶级的交换条件下来理解，则能说明密探与举报行为绝不是“幼稚的举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产阶级新势力在未形成之际就发生了人格分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巨大悲剧。大学生就业率低下以及自身素质偏低将加剧这一危机。
弑母现象，校园暴力向家庭反渗
中共照搬苏联政教合一模式，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小试牛刀，到掌握政权后更是大力发挥政教威力。时至今日，虽然苏联本身完全失败，但是中共在意识形态退守之际还试图以威权主义来统摄社会思想的生产线。实践证明，意识形态从娃娃抓起的做法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其危机性后果之一就是“或可利用的民族主义情绪”具有巨大的内在危险性，不排中产阶级在利益枯竭后主动挑起社会冲突的可能性。
意识形态灌输的失败是由于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武断割裂，也是由于意识形态传导载体（所谓教师队伍）的本身利益主张的明朗化以及收入博取的非道德化。再者，网络的海量信息对中小学生的影响远远超过课本信息，教师“教人教不了心”的状态将继续存在下去。其实，学生群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背叛从世纪之交就开始明显化，进行专门调查的学者称之为“哈狗帮现象”。哈狗帮的特征是使用脏话唱歌，表达他们对课业压力、教师不尊重学生等现状的不满。即便是没有脏话，也会对易于记清的课文作出“改版”，如唐诗《春晓》最后两句被改成“夜来大狗熊，谁也跑不了”。
校园暴力及青少年黑帮对学校的影响已经十分明显，而校园暴力曾经是中共宣传系统诋毁西方教育制度的一个靶子。中国中小学校园暴力不仅存在于教育质量颇高的名校，在大学里也频频出现，后者可以说是对前者不自觉的继承。校园暴力的本质是一种压力反弹，这种反弹当然会涉及给学生施压的家庭，而家庭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家长——专家称之为“弑母现象”。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中旬，新疆石河子市一位初中女生以五百元的价格雇佣同班男生杀死在自己心中失去应有地位的母亲。此事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此前类似的重大事件已发生数起。这类事件说明意识形态危机将逻辑地导致暴力行为，以中国历史为鉴，一旦零星暴力有针对性地对准社会弱势，那么大规模的社会暴力也将会在偶然的时机出现。
（原载《争鸣》《动向》2009年元月合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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