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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
吴国光
一、大国奇观：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缺位
二、思考国家与权力：建设中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学科
三、规范和发展自身：中国政治研究的学科建设
【注释】
一、大国奇观：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缺位
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但却是一个没有政治学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不断“突出政治”、“讲政治”的国度，但却是一个没有“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问的国家。经常 被民族主义劫持的当代中国政治本身，以及本质上依附政治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常常很有一些自恋的癖好，但对于自身的研究，也就是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却最 不感兴趣。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大国奇观：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极度落后，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本土基本缺位。
公平地说，在学界的努力下，在国际学术潮流的激荡下，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 in China）已经稍有起色；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研究（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也不能说是一片空白了。但是，这些仍然零散和初级的研究的出现，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前述基本状况。而且，开始在中国初呈热闹的相关研 究，主要是属于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对外关系等分支；对比之下，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之冷清、薄弱、浅陋与落后，就显得尤其突出了。
世界的通例是，一个大国（甚至不那么大的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往往是首先研究本国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主要基地所发展起来的当代政治科学， 在美国所呈现的基本分支学科划分，不外乎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四大领域。其中，美国政治这一领域，相较于其他几个领域，无论就学术的发 展水准而言，还是就实际的社会影响而言，往往独领风骚。当然，这一领域，在其他的国度，就为那一国的本国政治研究所替代。比如说，在英国，那就是英国政 治；在加拿大，是加拿大政治；在澳大利亚，那就是澳大利亚政治。[1]同样，在那些国度，本国政治的研究往往也是政治科学最为重要的分支和最为热门的领 域。在大学里，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往往是政治学系人数最多的一组；讲授本国政治及其研究的课程，总是政治学系名列第一的基础课程和必修课程。一所大学， 但凡有政治学系（事实上，在比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大学都有政治学系，虽然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学会把政治学和社会学、历史或其他学科合为一系），哪怕规模 极小，小到很多方面的政治学专家缺位，但却绝对不会没有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极而言之，如果某个美国（或者英国、加拿大）大学的政治系，规模小到只有一位 教授，完全不必怀疑的是，这位教授的专业，一定是美国（或英国、加拿大）政治研究。
同样号称大国，但却唯独中国不然。中国的大学，在很长的时间里，根本不开设“中国政治”这样一门课。当然，“政治课”一直是有的，曾经包括“中共党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等，近年还出现了一些比如“毛概”、“毛邓三”之类的课 程。[2]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中成长，于是，许多国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为“政治”就是这些东西。于是，在了解到美英大学有政治系的时候，他们常常 有两种讶异。第一，他们讶异西方国家居然也在大学中教授“政治”；第二，他们讶异“政治”竟然还有什么“学”。总而言之，他们把“政治”理解为中国大学里 在“政治课”名目下宣讲的那一套东西了。
的确，政治无学，是中国的长期现实；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为对于政治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文件的学习所取代，这也是中国的长期现实。然而，与其说这是一种 合理的现实，毋宁说是可悲的中国现实。形成这种现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无疑在于政治专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还不是一般的政治专制。比如 说，不是中国古代皇朝那种类型的政治专制，也不是大多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那类政治专制，而是具有全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又做“极权主义”）特征（在毛的时代）或具有其残余特征（在所谓改革时代）的政治专制。[3]这种全权主义专制政治的 一大特点，在于其总是有一套高度发展的官方意识形态，不仅解释政治，甚至解释整个宇宙。而且，政治权威与意识形态权威，如同在中古时代的政教合一制度下， 总是合一的。因此，政治领导人的论述，就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指针，甚至包括自然科学，更不要说政治科学，如果政治科学居然存在的话。事实上，除了这些论述， 也并不需要对于政治有另外的研究。政治就是政治学，政治领导人就是政治学家——这也等于说，除了政治，并不存在政治学；除了政治领导人，并不存在政治学 家。
在其他形态的政治专制主义下，一般不是这种状况。比如说，就中国传统而言，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大家、文章大家、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都是首先 乃至主要研究中国的本国政治。孟子、贾谊、韩愈、王夫之，直到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都是这样的例子。就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军人专政的1960年代 的拉丁美洲，则生发出了当代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学派，即“依赖发展学派”（Dependent Development, 或Dependencia），那也是立足拉丁美洲国家本身的政治研究而形成的。[4]这就是说，一般的政治专制，虽然并不保障科学研究特别是政治研究的发 展和繁荣，但也并不一定排斥和扼杀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科学的研究。只有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当然也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全权主义专制政治，具有浓重意识形态色 彩的专制政治，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力合为一体的专制政治，最具有毁灭一切科学的残暴性质。而在这一切科学之中，首遭毁灭、也最为忌讳的学科，首先就是关于这 种政治本身的学术研究。
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实行所谓改革开放已经30年的中国，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的中国，不断鼓吹提高创新能力、寻求科学技术领先地位的中国，几乎在任何方面 （包括在曾经深深忌讳的行政、外交乃至教育、宗教等方面）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却偏偏在一个方面成为世界奇观，那就是在中国本土基本上不能 进行有关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和发表相关成果。不仅中国人自己不能进行这样的研究，外国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基本上不能在中国公布。中国是世界上翻译、出版外文 书籍最多的国家之一，最近30年来更是大量翻译、出版了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等的西方研究成果，但却几乎从来不翻译出版国外、特别是西方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 着作。以至于，在不少学养堪称深厚的中国学者那里，一提起西方的中国研究，就是文化、思想、历史方面的研究，对于如今已经占据西方的中国研究的重头的中国 政治研究却甚为隔膜。对于中国人来说，整个世界上，也像中国一样，好像根本不存在中国政治研究这样一种东西。
不是没有替代品。在一个充斥假冒伪劣的国度，科学研究一样有假冒伪劣。如前所述，“政治学习”好像就是政治研究了——英文也是 “politicalstudies”，更增加了鱼目混珠的可能。可是，对于稍有科学常识的人来说，判断科学研究和非科学的东西的标准，其实非常简单明 了：科学研究的所有结论都是可以讨论、可以批评、可以争辩、可以证伪的；如果不允许讨论，不允许批评，不允许争辩，“真理”已经在手，“学习”就是“洗脑 ”的话，那肯定不是研究，不是科学。“政治学习”是不是政治研究，应该很明白了；中国大学（包括中学）的政治课是不是政治科学的课程，也应该很明白了。
中国的政治，可以讨论吗？可以批评吗？可以争辩吗？这种起码的科学态度、也是起码的文明准则，在中国本土，显然还不能广泛地应用到有关国家、政府和政治权 力的思考之中。既然不能，那就很难有什么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不管是不是讲什么“科学发展观”，不管“政治文明”的说辞多么动听，不能研究和争论的东 西，那叫什么“科学”？不能研究和讨论的政治，那叫什么“文明的政治”？
得不到科学研究的东西，也就很难得到改进和提高。谁都明白政治在中国的重要性。可是，偏偏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不能成为批判性思考 的对象，则中国人知识和思维的提高就遇到严重的障碍，中国政治的发展和进步也缺少相应科学的知识和思维支持。从认识论的角度说，中国政治作为社会科学的研 究对象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就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言，不研究中国政治，对于人类政治现象的认识就缺少了极大、极重要、极独特的一块；就中国研 究而言，如果不了解中国政治，那等于没有摸到了解中国的门径。[5]从实践论的角度说，如果中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要构建所谓政治文明，要提高所谓科学研 究水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科学任务，就是要在中国本土开创、发展和繁荣政治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本身的科学研究。在目前中国本土的言论控制仍 然非常不利于这种研究的状况下，退一步说，也要坚持在大陆中国之外的边缘汉语世界进行这样的努力。由边缘而中心，由起步而发展，以期有关中国政治的科学研 究的汉语成果，能和包括英语等其他语种的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一起，逐渐影响中国本土，促生本土的这类科学研究，直至使汉语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一语 言，使中国本土成为汉语世界乃至全世界有关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的中心。
二、思考国家与权力：建设中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学科
要在大陆中国之外的边缘汉语世界进行中国政治研究，有种种困难，谈何容易。然而，基地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十几年来，荜路蓝缕，开辟 草莱，一直都在坚持不懈地做这样的努力。当然，这是一本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刊物，并不单单发表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如前所述，政治研究在中国研 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汉语世界里，要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成果又相当困难。《当代中国研究》因此贡献了很大的篇幅来发表这样的成果，经年累月也就积 累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刊物不在中国大陆出版，因此没有政治上的禁忌；但是，作者却绝大多数具备中国大陆生活的背景。特别是近年来在程晓农主编的努力 下，更大量地发表直接来自那些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学者的研究成果。
应《当代中国研究》和程晓农主编之邀，在共同编选这些文章成集的时候，我感到，这类文章使《当代中国研究》这份刊物具备了一个独特的优势，沟通了中国本土 与外部世界之间使用汉语研究中国政治的努力，为开创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些文章的启发下，这里，不惴谫陋，我也打算就如何建设和 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从两个方面提出一些粗略的想法。一个方面是有关研究内容的，即中国政治研究作为政治科学，应该注重研究什么东西；另一个方面 则是相关的研究条件的问题，即要在中文世界建设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科，需要着重那些要素的发展。这些想法无疑都是很有局限、乃至不乏偏见的；这里大胆提出 来，用意更多地在于引发批评和讨论。
在这一节，我们先来展开有关研究内容的方面。
首先，我感到要创建和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我们必须特别注重有关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可以使政治研究具有 历史的、动态的优势。我们知道，美国式的政治学往往十分当代化；但是这并不表示政治研究可以排除历史的纵深。美国政治研究本身，就十分关注美国的政治发 展，包括历史的发展。英国更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英国政治学的传统就是以历史为主流的政治研究。[6]在一般（而非专业）的英文书店 里，政治研究也往往都是放在“历史”栏中的。而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说，则可以发挥中国传统治学以史为主的优势，借助源远流长、积累深厚、近年正处在复兴之中 的中国历史研究来为中国政治研究注入力量。我们看到，近年来，《当代中国研究》在这方面很下功夫，大量刊发了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文章，已经并且准备出版多 种专辑，也多次提出要“解构虚假的历史”、“还原被扭曲的集体记忆”、“突破意识形态专政建构的集体记忆”。[7]由于篇幅的关系，本书没有收录这方面的 文章。不过，这不等于说，这样的研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不重要。恰恰相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从政治研究的角度着眼，重点必须放在当代史。换句话说，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窃以为应以40年代中后期为开端。研究中，间或必须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 期。但是此前的时段，包括那些时段上的政治方面的研究，应该主要属于历史研究。粗略地讲，中国政治研究所要注重的当代史，应该包括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 起源与肇始、毛时代的政治，以及毛后时代的政治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当然，这些阶段的划分，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研究中必须展开探讨和争辩的课题。比如说，所谓 “文化大革命”的时段，究竟是3年，还是10年，不同学者的看法，就包含了对于那一阶段中国政治的不同观点。与此相类似，对于所谓“改革时代”，也可以有 不同的时段划分。本人在2004年提出的“两个改革”的论断，和更早些时候认为中国的改革时代已经结束的论断[8]，也引起了批评和讨论[9]。有这种讨 论，科学研究才能繁荣。目前看，似乎更多地还是历史学家们在进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扎实、深厚，对中国政治研究无疑是宝贵的智慧 财产。但是这不等于说，就不需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展开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了。恰恰相反，政治学家应该一方面向历史学家学习，一方面从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 学科要求出发，来展开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
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要求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关注权力，特别是关注国家权力，研究权力的构成、运作和特点。英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就具备这一 特点，在50年代曾经就此出版了大量专着。随着研究对象本身在不断变化及发展，也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展开，这种关注在不断调整角度，拓宽视野，开掘纵 深，并形成新的概念和理解，但这种关注并没有消失。在这个意义上，整个英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就是聚焦权力运作而追踪中国政治发展所展开的智慧产品。不 过，英语世界这样的研究，并不能代替汉语世界的相关研究。一方面，这里有研究议程的不同。比如说，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议程，体现美国学者对于中国的关注 角度；而中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议程，应该体现对于自己民族的政治生活的观照和反省。另一方面，这里也有资讯、方法等的不同。中国当代政治基本上是以封闭为特 点的政治，从外面进行观照尤其不易，加上语言、文化、时间、财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国外的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其实有太多的忽略、曲解和误读。中国的研究者， 身在其中，有其展开研究的优势。当然，这本身也可以是劣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说的都是这样的劣势。以为身在 其中就必定更明白，这本身就是一种认识误区。只有通过反观自身的科学研究，才有可能克服这样的误区和劣势，发挥身在其中的信息优势。因此，中国政治研究对 于中国人来说才十分必要。
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刊发的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当中，不少是着眼权力及其运作所展开的。选取这些文章的精华并结集于此，就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从这些文 章中，我们看到，植根于中国本土、以独立的学术观点来分析权力运作的中国政治研究已经开始萌芽。他们有的涉及中国政治运作的一些基本特点，有的分析某种政 治建制（Political Institutions，比如政党、军队或立法体系等）及其在中国的运作特性，有的深入到地方和乡村政治层面，有的聚焦于比如运动、会议、英模塑造等深 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活动、仪式和方法。还有更多的类似文章，也很精彩，但篇幅所限，编选集子的时候只能割爱。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出自目前身在中国大陆的学 者之手，一般都具有材料扎实、观察细致、分析深入等优点，并且往往具有深切和明确的现实关怀，既具备学术价值，也蕴含现实意义。这些文章都试图遵循国际学 术界相通的学术规范，并在不同程度上为在中文世界实践和发展这些规范提供了范本。有些文章的质量，比起国际学术界领先的有关中国研究的英文学术刊物上刊发 的相类文章，可说毫不逊色。
当然，不足也是明显的。在我看来，有这样几个方面，似乎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对于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已有成果掌握不够，因此起点相对较低。比如 说，关于中国政治中所谓“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的研究，在英文学术世界颇有历史和成果[10]，应该会对本集所收的相关研究有所助益，但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如前所述，这有其 客观的原因，因为中文世界基本上不介绍外部世界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而身在中国大陆也往往缺少机会直接阅读其他语言的相关着作。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卷入是畸形的；单就知识、精神、文化而言，中国在比如娱乐资讯方面无疑已经和世界接轨，但在严肃的思考层面则似乎仍然相当与世隔绝，在有 关中国及其命运本身的思考方面尤其如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那些正面但往往肤浅的评论，可能会为中国舆论所热炒；认真、负责、平实、并具备“批判性思考 ”（即critical thinking－－顺便提一句，也许是废话：这种“批判性思考”是国际学术界、至少是社会人文学界的基本思维方式）的研究成果，则不仅向隅，而且往往被 视为“反华”之作。[11]《当代中国研究》的作者们已经用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们是在严肃地思考，认真地研究，在上述畸形现象下难能可贵地保持了学者 的品格和追求。我所说的，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他们的无奈。据我所知，在同是中文世界的香港和台湾，虽然具有出版自由，但也极少翻译出版严肃的学术着作 （倒是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做得更好，除了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着作之外）。一方面，这里有市场不大的原因；另一方面，据我了解，他们的大学相关课程往往直接使 用英文着作作为阅读材料。[12]另外，尽管中国高校教师的收入已经普遍大幅度增长，但是，要他们个人购买外国出版的学术着作，恐怕也还力有未逮。至于个 人阅读能力的限制，也不能不说还是一个问题，虽然中国学者的外文水平、首先是英文水平，这些年有明显的、普遍的提高。可以设想，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如果 能够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成果，对此进行批判的“接轨”，凭借他们的其他优势，则可以从较高的起点上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那 会做出何等的优秀成果。
第二，则是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深入、细致。当然，我的了解有限；单凭选入本书的文章也并不能看到中文世界中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全貌。[13]但是，即使我 的看法是片面的、错误的，说出来供大家批评，应该对学科建设仅有好处而无坏处。就现在的了解来看，一些十分重要的论题，在中文世界里正在开始浮现的中国政 治研究中尚未得到重视。比如说，官僚体系（bureaucracy）在国家体系和政治运作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官僚的研究在政治学当中也可以说源远 流长；而古代中国则常常被认为是完备官僚制度的一个典范，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在中国一党专制的现制度下，中国官僚扮演什么脚色、具 备什么特点呢？[14]在以所谓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为特点的毛后改革时代当中，按照韦伯（Max Weber）的看法，应该是与理性化密切相关的官僚体系有没有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解释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又对国家体系、政治权力运作 产生了什么影响？更具体一些，也可以追问，在干部选拔的机制和标准、干部的教育和构成、干部的待遇和出路等等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的改革年代，这些东西对于官 僚体系的变化有没有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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