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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
小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近几天，关于温家宝的新闻均以他在剑桥大学被掷鞋子为热点，比如比较此次事件与小布什在伊拉克“被扔”的异同。其实，关于温总的另一特大新闻，尚未被注意——温家宝在2月1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错把央行外汇资产说成了负债。
相信，英国《金融时报》作为老牌的经济专业报纸不会也如此缺乏常识，考虑其原因有二：其一，采访人巴伯以记者身份与温总谈话，从记者的职业准则讲，他要原话照录；其二，从报纸的利益讲，主编不愿让一个大国总理下不来台，毕竟英国就全球危机正和中国“共商大计”，因此将错就错——不作任何注解。
一、温家宝的常识性错误
温总的原话是：“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用人民币购买的，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如果财政使用必须发行国债，购买来用。”
这句话的常识性错误在于：
其一，没弄清外汇储备的资产性质，即它是一国央行持有外国“欠条”（债务）；
其二，一国央行形成的外汇资产，其会计对应是自己向本国公众打了“欠条”，央行因购买企业和个人的外币而增发的本国货币是对公众的负债。简单地说，任何一张（枚）印着“中国人民银行”的钞票（硬币），都是一张政府欠持有人东西的“欠条”，持有者可拿这张（些）欠条换罐头吃、顶公私债务，凡此等等。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央行买外汇，不过是“倒腾”欠条的卖卖，基本上该叫国家皮包公司。
其三，财政购汇的资金来源仍是债务性，如同人民币一样是对公众（购买人）的负债。
如果按温总的说法来论，那就成了财政部也负债、央行也负债，结果中间却没了资产环节。
对这个涉及会计手续的分析有嫌专业化，但是温总出了常识性的错误却是毫无疑问的——不表达外汇储备的央行资产性质，就是“不懂行”。温总本专业是学地质的，从政后管过经济，算是半路出家，我们没必要要求他对经济领域样样通。但是，面对外媒出现常识性错误，总是给中国“丢份子”，会让人家外国的明白人笑话中国“外行领导内行”惯了，都惯到国际上去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无意搞笑温总，毕竟他是我还能给以敬意的极少数体制内政治家之一。
二、中国智库是草包或皮包公司
与温总“被扔”的新闻相比，另一个学术新闻是中国智库问题。这个问题与温总口误有老大关系。
据官媒称中国智库已有两千余个，超过了美国，至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是三大重镇。而后，又有专家说中国官方智库质量太低，至少是鱼龙混杂，并把没预测好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归咎于它们。我看，问题远没这么简单。比较一下伊拉克战争之前，军内某文职将领对“伊胜美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预言，可以说，将大量官方智库说成草包已经是有所原谅，说他们是皮包公司绝不为过。
智库草包化，其报告的质量可想而知。低质量报告送到温总一类高级决策人面前，其依此而“决”之“策”的后果可想而知。只有温总的一次口误还算不了什么，而对社会现状与经济运行判断的屡败屡言，才是“草包”变成“粪筐”的绝活。
我无意以个人之长比官方智库之短，但至少有三个大问题，我们这个国家采用了“痨病鬼子喝盐水”的处方：
其一，人民币区域化问题，在香港的无担保发行风险极高，而官方智库没任何一位学者注意此问题。（我已有文章发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〇八年一月号，不再多说。）
其二，人民币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为进口先进设备与权贵集团消息的奢侈品而高估，从主动升值即汇率政治化后，中国又一直被迫在小布什“微笑的刺刀”下往上挺。但是，为什么官方智库没一个学者敢出来揭示高估与升值的内在悖论呢？（我不是经济民族主义者，我只用专业精神说话。）
其三，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问题作为伪问题一炒再炒，但是就是没有官方学者去调查乡村公办企业闲置后的退地之可能，也没人研究农村自愿集中后的住宅面积节省量向耕地转化的可能。
有人听了不顺耳的话“拂袖而去”，有人在网上发帖子骂人，但是即使你掀的桌子（比“拂袖”更升级），把骂人改成“文革”式挂牌游街又有什么用呢？用两句古语来给中国官方智库与林林总总的大学之社科系写评估，似不为过：
其一，《史记•屈原列传》云：“然亡国破家相随属”，“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虽然宗教反抗力量所说的“天灭中共”的未世预言未实现，但中国的经济亡国已见征兆。一方面，社会现实严峻；一方面，官方智库及有关人士还在胡说八道。（此非激忿之言，稍后诠释）
其二，南北朝时代，历梁齐周三朝而亡入隋的颜之推，说过南朝士大夫的浪荡情状：“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什么叫“优闲之过”？当下经济官员们的权钱色之拥有可谓最好注脚！
三、统计数据政治化的原因所在
以学术眼光来看，一个质量上乘的智库，必须拥有可靠的信息来源或采集方法，至少说是有相对准确的统计数据。现在，可以为草包化的中国官方智库开脱责任的唯一说法就是统计数据不准。
中国统计数据不准，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负作用日渐显示，比如说外资在香港抛售中国银行业股份，表面是外资银行（如RBS和Bank of American）本身的财务问题所致，本质上则是中国的统计数据因政治操纵而成为谜中谜。与英国《金融时报》对温总的口误或曰常识谬误的涵遮不同，路透社1月22日北京电说：“近年来，这些统计数据的质量可能有所提高，但中国问题观察家们都知道的一个常识就是，这些数据可能被操纵，因为中国政府现在下决心要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就要将增长数据的波动尽量降到最低程度。”
事有凑巧，第二天（1月23日），法新社就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说法，称：中国1.2亿农民工中大约有1/4，也就是三千万已经回家，其中大约有20%的人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工厂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停产、半停产而回家。简单地说，有六百万农民工因经济危机而失去了农业外就业机会。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局长之口，不能不说有参考价值，但是，很快党系的一位学者兼官员陈锡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说：“在一点三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总量看来有15.3%，大约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或者还没找到工作而返乡。”（中国网，2月2日）。
且不说马陈二人的基础数据差一千万（马说1.2亿，陈说1.3亿），仅看六百万与两千万的农民工失业量，就让人摸不着头脑。或许说，马的资料是一月下旬的，陈的资料是二月初的，但是其间仅十天的时间，竟然一下子多出一千四百万，足以说明北京的统计系统是大有问题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大有问题，其失真度可谓盲人摸象。
作为严格遵循专业精神的民间学者，我在近期内十分关注此类数据——专门做了一个“数据中国”体系，从公开报纸上采集相关资料。在陈的数据公开两天之后，找到一个参照，即东方网4月4日的相关报道，该报道说：“广东节后970返城农民工中200万无就业目标。”用这个数据反证马建堂的说法，他那边的说谎情状暴露无遗，即是仅仅广东一地就有二百万农民返城而失业，那么全国肯定不止六百万的样子。其间（2月2日），美联社不知通过何种渠道得到中国官方的数据，称：
“大约1.3亿中国农民工中有多达2600万失去了工作。”换言之，中国农民工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1.3亿的20%。
这个数据比陈锡文所说的两千万多六百万，而且是在陈的数据正式在国内公布之前发表的。如此，马建堂在一月下旬的估计就失去了任何参考意义。
结语：建立民间的智库学基础
官方智库误国害民，是为中国政治顽疾，想一下奥运会前的种种“看好”判断，不难一眼见底——政治上正确高于专业上的责任，结果胡说八道一通，到最后自己也搞不清哪是真哪是假了。相对应，民间没有政治上正确的负担，其中具有专业素养的自由学者完全可独立地表达观点。但是，整体来看，中国民间的智库学尚未具雏形。这就需要民间的自由学者倍加努力地投入研究，并利用网络形式把成果及时公布出来。
很关键的一点是，民间自由力量（包括国外的流亡者们）要有一种批评精神之外的冷静观察。锐利的批评固然不可或缺，而一种深谋远虑的民间智库学之基础的确立，将为未来的中国民主化提供充足的政治营养并养成良好的管理素质。换言之，中国智库学对民间自由力量的考验，远大于对中共体制内草包化智库的考验。
最后，我们仍要以体谅的心态来对待温家宝的口误。在现行体制下，他的道德感召力可以弥补他的知识缺陷，但是，民主化后的中国是不需要以道德感召力“赎买”常识谬误的内阁首脑的！
2009年2月5日，写于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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